父亲马海德不一样的长征路

周幼马   2017-01-25 13:32:57

马海德和斯诺到达陕北保安后,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在中央红军队伍中,有两个“洋人”,一个是李德,一个是我的父亲马海德。与从头到尾跟中央红军长征的李德不同,父亲最早与长征发生联系是在1935年夏天,他为长征提供了帮助。当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因在湘江战役中把电台打坏了,为了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派陈云从上海去苏联。在上海,是我父亲护送陈云上船。

1936年,毛泽东致电宋庆龄,请求她尽快为党中央、中央红军派一位外国医生。我父亲马上办了北上西安的“签证”。他此行没有成功,因为中央红军还没有落脚的地方。这年6月,他再次北上。在火车上,他见到美国记者斯诺,二人一起到西安,和红军派来的人接上了头。在张学良的帮助安排下,到了延安。又在游击队和老乡的帮助下,经安塞到达临时红都保安。8月,父亲又行军向西,到几百公里外的宁夏同心县的西征红军驻防地豫旺堡为军民看病。9月初,他参加了红军。10月,父亲行军百公里到甘肃会宁,为刚到达的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治伤看病,后又返回宁夏,参加了与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的会师。

我父亲的长征前后也是一年多,行程过万里。不同的是,红军是行军打仗,我父亲是为红军看病;红军是被迫长征,我父亲在上海租界有房、有车、有诊所,有宋庆龄的舞会、有外国人的酒吧,有面包、黄油、咖啡,然而,他却选择了长征,到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与缺衣少食的“赤匪”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玩儿命。对于长征,进步的

国际人士们有的赞扬,有的声援,但只有我父亲参加进去,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走过自己的长征路,而且是在国民党飞机轰炸扫射、国民党骑兵攻击以及土匪的黑枪射杀下完成的。

保安来了大鼻子洋人

刚到保安,在党政军民的欢迎会上,父亲发现,战士们穿的是不同颜色的军装,看来这是他们拥有的最好最干净最体面的了,但都有补丁。还有用旧布条编的草鞋,都打着绑腿。这些穿着旧军装的战士,每人都非常兴奋,大家齐喊口号:“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没有吃,没有穿,没有炮,但我们有国际友人的支持!”前排的战士拿着各国各年代各型号的枪,父亲后来才知道,没有一支枪有超过五发的子弹。中间的战士拿的是大刀长矛,后排的则拿的是木棍和各种农具。

会后是聚餐。在场院上围成一个个圈,中间放着有肉片的菜。大家用饭盆、饭碗和大茶缸子盛上小米饭,大口大口地吃。这可难倒了我父亲:他不习惯吃大米,小米没见过,更没吃过。小而硬的米粒在他口里跑来跑去,就是咽不下。捱到晚上,父亲闻到了站岗战士炭盆上烤土豆的香味,他觉得,自己能活着留在陕北了,再也不会饿着肚子、睡不着觉了。

父亲告诉我,他是去保安医病的。周恩来在长征时胃出了毛病,几天不能吃东西,是靠战士们抬着走出了草地。他的夫人邓妈妈患有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会要命的。父亲对她说:“太阳好的时候,躺在外面晒,长时间晒太阳会有帮助。”50年后,在人民大会堂庆祝马海德来华50周年的宴会上,邓颖超妈妈拉着我父亲的手说:“你救了我一条命呀!”后来,她送来了一张她和我父亲手拉手的照片,下面写着:“1936—1980,保安—北京,44年的友谊。”

为毛泽东“辟谣”

我父亲曾经告诉斯诺,在他写的书里,千万不要出现父亲的照片和名字。因为几个月前,父亲还在上海,在宋庆龄身边,现在又出现在红军里,国民党当局马上会联想到宋庆龄“通匪”,这对宋庆龄不利,会害了她。但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还是写了这么一段:“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作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这段话讲的是我父亲给毛泽东查体的情况。当时,白区谣传毛泽东得了肺痨甚至肺癌。

斯诺用我父亲给主席查体的结果来辟谣。也是从那时起,我父亲成了毛泽东十多年的保健医生。1949年2月在西柏坡时,毛主席对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说:“马海德从那时起,没有离开过我身边。”当然,我父亲也给张闻天查体,张很喜欢我父亲。王稼祥的肚子有外伤,因条件有限,只能多消毒换药处理,后来送到苏联治愈。

从中央领导、红军将领到战士、小鬼,以及当地老百姓,都记得有一个大鼻子的洋人给大家看病。在保安的一个月里,我父亲还按照党中央、中央红军的要求,写了一份关于中央红军卫生医疗状况的调研报告。这本小册子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马海德(后排右四)与周恩来(前排右五)、董必武(前排右一)、杨尚昆(最后排右一)、聂荣臻(后排右一)、李德全(前排左二)、康克清(前排右三)等合影“马海德”是这样诞生的

其实红军在保安并没有多少部队。这一年,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在保安西北300多公里、宁夏的豫旺堡(位于同心县)设立了大本营,建立了西征红军总指挥部,打击马鸿逵、马鸿宾在宁夏的势力,团结张学良的东北军,并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让我父亲和斯诺去那里看病、采访。为此,从7月9日起,我父亲和斯诺开始了20多天的长征。一路上有一小队红军骑兵护卫,还有燕京大学革命青年学生、中共党员黄华伯伯陪同。8月初,他们来到了豫旺堡,受到了热烈欢迎。红四师刚和马鸿宾的骑兵团打了一仗,缴获了一批战马。师长李天佑和政委黄克诚从中挑选了两匹上好的蒙古马送给了我父亲和斯诺。这可是“大礼”,我父亲非常高兴。当然,这也是彭德怀的指示。

1937年2月,马海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图为马海德在延安与博古、朱德、毛泽东、任弼时、李富春、彭德怀(被挡住)、张闻天、聂荣臻(自右至左)在一起据当时豫旺堡的军民讲,他们常看到三个红军“郎中”:一个是大鼻子的外国医生,即我父亲;另外两个,一个是1932年徐海东从国民党部队里“抢”过来的军医钱信忠,解放后当了中央卫生部部长,还有一个是大胡子的中医戴济民,他们轮流挑着两个装有药品的白洋铁皮桶(原来装进口煤油)在豫旺堡军民间行医。我父亲会写阿拉伯文字,在回族地区很“吃得开”。他常把红军的标语翻译成阿文,写在墙上。回民非常惊喜,相传“红军中有高人,有一位哈吉”——“哈吉”就是朝觐过麦加天房的人。回民纷纷邀请他到家里吃羊肉,就连阿訇也请我父亲到清真寺做客。

为了革命需要,父亲将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乔治•海德姆”改成当时中国回族大姓“马”姓,名为“海德”。“马海德”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当然,这名字一定有红军里有学问的“高手”相助,因为懂些中文的斯诺,还有彭德怀、周恩来乃至在保安的毛泽东都说这名字起得好。

1936年9月5日左右,保安来电,要我父亲和斯诺尽快离开宁夏回保安,因为有情报说胡宗南要来打红军,通往西安的路将断掉。斯诺收拾行装,我父亲则说,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里,红军需要我,我愿参加红军。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高兴,马上任命我父亲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

斯诺去了保安,父亲又在豫旺堡行医工作一个月。有一天,他在路边的红军哨所休息,看到土墙上贴着一张张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行的邮票当“壁纸”。当年纸贵,长征中红军战士舍不得丢就背到陕北,又背到宁夏。我父亲就问,能不能送我一张?战士高兴地揭下一大张送来。后来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我父亲是中央军委外事组的顾问,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喜欢集邮,就送了一个四方联,托美方人员带给总统。总统很高兴,说英首相丘吉尔也喜欢集邮,撕下两张送了首相。我父亲说,这是真事,美国有报纸登过,他还看见了。“文革”结束后,中国美术馆办过一个邮票展,邮电部有人把邮票借去参展,我们一家人都去看了。展览结束后,邮票和借邮票的人都“消失”了。

他是长征中的一员

10月2日,红七十三师骑兵团在夏云飞团长的率领下,从同心县出发,用一个昼夜急行军300里,南下甘肃拿下了会宁县城,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创造了条件。我父亲在黄华的陪同下,在一方面军红一师陈赓师长率领下,由同心县豫旺堡南下到会宁。10月9日,红一师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第二天,在会宁文庙广场举行一、四方面军的联欢大会,并宣读了中央贺电。10月22日,父亲随红一方面军到达宁夏西集将台堡,与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

在我看来,父亲无论是到会宁参加迎接红四方面军,还是到宁夏参加迎接红二方面军,他不是去看热闹,也不是当观察员去记录、见证这个场面。他不是长征的旁观者,他是其中的一员。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精神指引了我父亲的一生。他去世前,对在床边的我说:“我很满意我一生走过的路。”我想,这其中也包括他的长征路。■

作者系马海德之子,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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