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李忆庐   2016-12-06 14:19:18

为了展示胜利成果,人们敲锣打鼓,用细麻绳将一根根老鼠尾巴拴上,将一串串麻雀穿起,套在竹竿上,再送到区(县)上巡回展览。

1958年1月,演员们表演“除四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开展了以“除四害”(“四害”系老鼠、苍蝇、蚊子、麻雀,1960年以后以臭虫取代麻雀)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这场全民性的运动,曾被提升到“卫生领域的人民战争”高度。

说起“除四害”的种种场景,老一辈人都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清晨,大家拿着长竹竿、气枪或鞭炮爬上房顶,手执旗子、扫帚、毛巾吆喝着,敲打锣鼓或脸盆追赶麻雀;家家户户用开水灌老鼠洞,用“六六粉”熏蚊子,集体去厕所、菜场等场所捕灭苍蝇……这场运动,留下的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也给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卫生制度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签。60年过去了,再次回眸这段往事,记忆的密码层层打开,个体回忆呈现纷杂的面相。

中南海高干集体擦玻璃

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我国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掀起了群众性卫生运动的高潮,这是“除四害”运动的雏形。1956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除四害》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8年是“除四害”运动最火热、力度最大的一年。1月初,毛泽东来到杭州市视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向居民询问这里的卫生情况。此前的1957年秋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特别提倡“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犹如隆冬里的一把火,毛泽东讲话和下基层视察卫生的示范举动,将“除四害”运动推向火热的高潮。

小营巷的卫生榜样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人们模仿乃至超越的激情。比起钢铁、粮食增产目标,和小小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作斗争,似乎更易于组织实施,也更容易见成效。于是,在“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1958年2月12日)的指示下,各级党政负责人亲自挂帅领导“除四害”运动,同群众一起,打扫马路、灭蚊灭蝇。那一年,剿灭“四害”也逐步上升为常态化、全民化的运动。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除四害”正式列入其中。

中南海驻地的党政机关每周腾出一定时间,暂停日常的行政工作,高层干部亲自动手清扫卫生。一天,时任西城区区长的杜若接到市委通知,让她带领工作组去辖区内的中南海检查卫生。下午,她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由有关人员带领进入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梯爬高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议论说,看来这里也是人人动手搞卫生。陪着我们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中南海高级干部集体擦玻璃的场景,带给她强烈的震撼,也成为驻留她心中的时代记忆。

中南海里大多是铺有木地板的老房子,地板下、天花板上有暗潮的间隙,很多老鼠长期盘踞。为了打一场“攻坚战”,大人和孩子被组织起来,铲除杂草,填平户外的脏水坑,不给孑孓滋生的环境。每户人家还要喷洒药剂,各单位划片、分工负责,在统一时间里点燃“六六粉”熏蚊子。考虑到中南海的特殊办公环境,捕杀麻雀时,大家没有使用鞭炮,而是挥旗杆、敲脸盆,有关方面还特地派去了摄影师和记者,现场拍摄了纪录片。据陈毅的女儿陈珊珊回忆,小孩子们都异常亢奋,麻雀已经在视野里消失了,他们还在兴致勃勃地敲着脸盆,男孩们则赖在房顶、树上不愿下来。因为可以在大人面前公开使用平时不许玩的弹弓,偶尔有飞鸟掠过,他们马上瞄准射击。

以科学研究为职责的中国科学院也是类似。在力学研究所北边的三星铅笔厂附近,有一块方形的麦地。“除四害”时,钱学森和力学所的研究实习员谈庆明一起,每人带一根顶端系有红布条的竹竿,到麦地里轰麻雀,一人负责一块地段,不让麻雀飞下来休息。麻雀心脏很小,老是飞个不停,最终就会累死。谈庆明感慨:这是组织布置的政治任务,研究人员唯恐被“靠边站”,都踊跃打麻雀,常规的科学研究时常被打断。

全民总动员:上至百岁老寿星,下至几岁小娃娃

为了赶上甚至引领形势,不少地方连续修改“除四害”的时间表,目标时间不断缩短。各级党组织成立了“除四害”运动指挥部(或办公室),统一制定计划、组织运动的实施。1958年,北京将“除四害”的期限定为两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河南定为三年,江苏定为四年,有的县市甚至定为一年乃至几个月。

原上海市爱卫会办公室副主任潘先生回忆了一个普遍现象:20世纪50年代中期,都习惯用过高的标准向下面布置工作,而且都要求得很急。一开始,“除四害”运动是为了减少人民疾病、提高粮食产量,后来就升级为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了。

1958年1月6日,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在三年内,上海要基本上成为一个没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臭虫和钉螺的“六无”城市。后来加入蟑螂,实际目标改为三年内变成一个“七无”城市。旋即,这一目标再次被修改。3月29日,上海市人委和市政协联席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全市人民拿出决心,千方百计,苦战一年基本上消灭“七害”,使上海提早变成“七无”“三洁”(室内外洁、厨房洁、厕所洁)城市。短短两个月,“三年除四害”的目标便改为“一年除七害”。

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有其生长繁殖的自然属性,如何在短短的几年内,彻底根除“四害”,达到减少疾病、提高粮食产量的目标呢?

1958年, 居民一起上街搞卫生

人们敲锣打鼓,爬上树去驱赶麻雀据上海市档案馆资料显示,上海市党政领导改变了过去层层开会动员布置任务的工作方法,由党政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布置。经中共上海市委倡导,1958年4月17日(周四,当时每周四定为无会议日,有时间参加劳动)和20日(周日,休息日)在全市范围举行全民性的“除四害”突击运动。伴随4月不断攀升的气温,上海的“除四害”运动掀起阵阵高潮。各区、各局紧急作出部署,各里弄、单位、街道,甚至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全体动员起来,采取了大规模、密集型的行动。在17日和20日这两天的突击日行动中,全市郊县各行各业的人们全部投入其中,上到百岁老寿星,下到几岁的小娃娃也行动起来,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之巨。仅17日一天,共歼灭苍蝇110余万只,蚊子30余万只,挖蛆10万条,蛹10多万只。按理说,统计这些微小的苍蝇、蚊子的个数是很有难度的,真不知道为了这组数字,花去多少人的时间和精力。

打麻雀的隐秘甜头:烧着吃

在“四害”中,麻雀被称为“害人鸟”,全国被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比老鼠少。相比于老鼠、苍蝇、蚊子,麻雀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自然也就成了人们重点剿灭的对象。

1958年,一位加拿大人来到中国,在一条铁路线上看到了令他震惊的场面: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正在铁路边上忽东忽西地发疯般地狂奔,显然在用一块布摔打着地面。“原来她正在追赶着一只苍蝇呢,以便打死它。”在日记中,他记录了一个细节:“我在中国近一个月期间,没有看见一只麻雀;我坚持数苍蝇,看见一两只苍蝇只有15 次。”他左思右想,还是不解:中国人怎么会视苍蝇、麻雀等弱小生物为敌人呢?

现年70多岁的退休工人张师傅,对当年打麻雀的场景历历在目。那时,他只有十八九岁,在机械厂上班不久。清晨5点,工人们必须到厂里,带着红旗,拿着长竹竿、气枪或鞭炮登上办公楼顶,敲打着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天还没发白,整个城市就像炸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为了追赶麻雀,工人们甚至停止了工作,中午轮流吃饭,饭后也不肯休息,坚守岗位继续战斗。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人收获几十只、上百只麻雀的不在少数,有的自己烧着吃,有的拿到公共大食堂去换回一些饭食。为了展示胜利成果,人们敲锣打鼓,用细麻绳将一根根老鼠尾巴拴上,将一串串麻雀穿起,套在竹竿上,再送到区(县)上巡回展览。

笔者曾访谈过安徽农村的一些老人,他们回忆说,那时不仅是麻雀,甚至连兔子、狗、鸡等也受到“牵连”,到处乱窜乱叫。还曾发生过大黄狗撞墙而亡、咬死人的事件,更有不少鸡狗失踪、累死在荒郊野外。老人们还说出了打麻雀的隐秘甜头:偷偷煮着吃。当时,报刊上还有介绍怎样吃麻雀的文章。但是,1958年的农村搞人民公社大食堂了,农户不许私自烧饭,偷煮食物是要扣工分、受惩罚的。为了填饱空瘪的肚腹,享受舌尖上的美味,这偶尔的“逾矩”行为虽然刺激,但更多的是无奈。

北京是“除四害”运动的先进城市之一,其大规模发动群众的典型做法时常见诸报端。据《人民日报》报道,1958年4月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岗位。830 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 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一声令下,全市8700 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三天便歼灭麻雀40万多只。在当时,消灭麻雀被视为“一场对敌斗争,必须打主动战,打歼灭战,大干特干,速战速决”。

参与者的“荣耀”

张师傅向笔者讲述,每到傍晚,里弄干部会挨家挨户发放浸泡过“敌敌畏”或者撒上“六六粉”的纸,然后统一时间,紧闭门窗熏蚊蝇。先是收起所有吃的、用的,人也全部走到弄堂里,随后再用喷雾器喷药。一到晚上,放眼望去,四处烟雾弥漫,场面十分壮观。集体行动后的几天里,睡觉都不用点蚊香、挂蚊帐了。他说:“那个时候,也没有环境污染的概念,烟熏后,大家都很兴奋地搜寻苍蝇、蚊子的尸体,上报战果。”

他的邻居毕师傅也补充说,当时的各级爱卫会与居民一起除草、一同打扫公用场所。每到礼拜四,只要居委会干部的铁皮喇叭一喊,居民都会自动出来,冲水的冲水,扫地的扫地。“除四害”之后,几乎听不到鸟叫了,整个城市就像洗过澡一样,干净、清爽。

1958年的小张师傅或许没有料到,在这场“热潮”中,他的左胳膊也“光荣”了。在单位,他不仅要完成工作指标、卫生指标,回到家,还要帮助里弄干部发放灭蚊蝇的纸,打扫自家卫生、灭蚊捕蝇,常常忙到深更半夜还未入睡,早上4点多钟又要起来,5点钟及时赶到厂里上班。有一次,他和单位同事站在房顶上驱赶麻雀,因为头晕不慎摔到地上,左胳膊骨折了。可是生产任务、卫生指标还没完成呢,于是,“在医院治疗两天后,我打着石膏、绑着纱布就回来上班了,‘除四害’的任务我也没落下”。那一年,他还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指标,得到单位的表扬。“那时候,你只要能干活,说话也底气足。我评了先进,厂里厢(上海方言,即‘厂里面’)还发了火柴、肥皂等奖品,我也成了厂里厢的大红人了。”

关于打麻雀,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创作了一幅漫画《天罗地网》,以写实的笔法,记录了那战旗飘扬、全民动员、敲锣打鼓、放炮打枪的真实场景像小张师傅这样受伤的人不在少数。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8年,在上海消灭麻雀活动中,共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死亡。据上海房管部门统计,1960年,因人们爬屋顶捉麻雀或摇旗呐喊,损坏瓦片达100万块以上。

对于很多中小学生来说,打苍蝇,灭蚊子,定期上交“除四害”的战利品,是学生时代经常要完成的作业之一。1958年,高建国还是普陀区某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学校领导说要放十天假,专门“除四害”。十天之内,每人要消灭苍蝇、蚊子各100只,老鼠10只,麻雀10只。苍蝇、蚊子要验全尸,老鼠交尾巴,麻雀交脚爪,没有完成任务的不准进课堂。为了完成任务,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公厕聚首,把打死的苍蝇、蚊子装在小瓶子里,老鼠尾巴和麻雀腿用废报纸包好,到时候上交给老师。可是,人人动手灭四害,个人要完成任务也是不容易的。他们七八个同学经常哄在一起,跟在大人后面追赶麻雀、围捕老鼠,常常吃不上晚饭。到上交的那天,老师在讲台上点数,同学们挨个将“战利品”上交。当一位女生打开报纸时,全体同学“啊”的一声叫了起来,原来,里面是一大包清一色的绿头苍蝇!他回忆说:“疯闹一阵后,也就不太感兴趣了。很多麻雀、黄雀、乌鸦等鸟类被追赶得口吐乌血,羽毛脱落,浑身发青,最后坠落下来摔死。”

1959年底,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这个建议也为中央所采纳,麻雀被“平反”,代之以臭虫。当年人人喊打的麻雀,现在已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馆主任科员

上一篇回2016年11月第11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除四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