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办上海世博会的前前后后

张国斌   2016-12-06 14:19:17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2016年8月,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成功举办。在观看奥运赛事的同时,我不禁联想到了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第41届世博会的过程。

2010年在中国上海举办的第41届世界博览会,继北京奥运会之后再次惊艳了全世界。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主题,总投资达450亿元人民币,创造了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之纪录,同时超过7000万的参观人数也创下了历届世博会之最。

上海世博会的巨大成功,给上海以及整个中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意义:政治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经济上带动了经济增长,吸引了投资,刺激了消费,推动了就业,大大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方面则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风采,同时也使得世界各国民族文化风俗得以全方位呈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提升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科技上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推动了新技术发明与创造,提升了我们的科技水平。总而言之,上海世博会从总体上增强了我国国民文化素养,提高了国民素质,为推动中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贡献。

累累硕果之中总少不了一批人曾经默默无闻地付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申办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包括上海市政府、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等一大批领导、同志以及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当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参赞兼办公室主任,主管申博后勤和部分礼宾工作,有幸亲历了申博的全过程。下面我将从申办上海世博会的最前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角度加以解读,让读者了解一项国际大型活动的申办,需要经历怎样的波折与坎坷,期间又会发生 多少变数与故事。

中国创造了三个“第一”

要解读世博会,首先不得不提到国际展览局。因为1931年成立的国际展览局(英文简称为BIE),其宗旨便是通过协调和举办世界博览会,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因国展局总部设在巴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便变成了申办上海世博会的最前线。国展局第132次陈述大会。从右至左:国展局秘书长洛塞泰斯,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委员吴仪,国展局主席诺盖,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申办2010年世博会上,我国及时有效地创造了三个“第一”的成绩:1999年12月8日,国际展览局在巴黎召开第126次大会,经中央领导指示,中国首席代表刘富贵在会上宣布,中国将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为第一个口头宣布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国家;2001年5月2日,吴建民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国展局秘书长洛塞泰斯递交了由唐家璇外长签署的中国主办2010年世博会的申请函,成为第一个正式递交申请函的国家;2002年1月30日,吴建民大使又代表中国政府向国展局秘书长递交了中国的申办报告,中国成为第一个递交申办报告的国家。“这次你们又得了第一名!”时任国展局秘书长的洛塞泰斯微笑地说道。

“中国已经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怎么什么好事都要轮到中国?”

与申办奥运会不同,从2001年正式申办世博会开始,申办国要分别在2001年和2002年的年中与年底分别进行四次陈述。由于世博会的意义非常,参与竞争申办的国家自然不在少数,有十几个之多。尤其是到了2002年,申博到了白热化阶段,包括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韩国、波兰在内的五个国家,都是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同其他五国竞争举办权的时间段内,舆论的导向很重要,它可以影响国展局的决策,也可能影响一部分国家的投票立场。当时有国家为了降低中国的竞争力,出现了这种论调:“中国已经成功申办2008年的奥运会,现在又申办2010年世博会,怎么什么好事儿都要轮到中国?这不公平。”以图唤起其他国家响应,共同反对中国申博。这种“利益均沾”的论调对中国很不利。对于这种论调,当时吴建民大使果断采取行动,不断通过法国电台和报社记者采访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告诉人们:“不能只看2008年和2010年,要回头看这过去的一百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但这两项活动之前却从未在中国举办过,这本身对中国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如果国展局大会能决定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这也是针对过去对中国不公正待遇的一种纠正。另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申办世博会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和发展,只要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份责任心的国家,都可以申办。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经济还是科学文化,中国都有这个资格和能力。在中国上海举办世博会,不仅能够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更能推动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渐渐地,这种“好事儿不能都给中国”的论调销声匿迹了。

也有人以人权为幌子,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时任法国卫生部长的库什纳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库什纳是有名的“人权斗士”,从未访问过中国,对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却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偏见较深。吴建民大使便与库什纳相约在《巴黎竞赛画报》报社宴会厅,边用午餐边进行辩论。一开始,库什纳振振有词,一副自以为掌握了真实材料、“包打天下”的架势。为不激起库什纳的情绪,吴建民大使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还以法国为例,反问库什纳:“你们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提出‘自由、平等、博爱’,那时法国人真有自由、平等、博爱吗?就说您不断提及的选举权吧,当时谁有选举权?只有有钱的纳税人有选举权!后来很长时间中,只有男性公民有选举权。你们是什么时候给妇女以选举权的?是1945年,在法国大革命156年之后!而且是男人来决定妇女是否应该有选举权。法国历史上对人权的践踏不乏其例:贩卖黑奴、殖民战争、镇压工人等。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诩其人权纪录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你们人权状况的改善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一番交锋下来,库什纳不得不对吴建民的观点点头赞成。

10天后,《巴黎竞赛画报·中国专刊》出现在巴黎各大报亭,吴建民大使与库什纳的谈话作为重点导读文章,被刊登在首页。这篇文章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傲慢的库什纳从此也对吴建民大使尊敬有加,从反对到支持中国申办世博会。后来,两人还成了好朋友。

大使、公使、公参、参赞齐上阵

申办世博会不仅仅是四次重要的陈述,更重要的是包括舆论引导、政府交涉、宣传片的制作等一系列私下工作的进行。

2002年10月,申博进行到白热化阶段。为了做国际展览局80余个国家代表的工作,寻求他们对中国申办世博会的支持,上海有人提出,可以从国内派遣一批熟练掌握这些国家语言的大学生来巴黎与他们进行一对一沟通。很多领导对这个方案表示支持,并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但是当问到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意见时,吴建民大使根据实际情况表示,这样的做法并不妥当,并阐述了理由:一方面这些外国代表都是本国派驻到巴黎的外交官,而如果让我们的大学生去沟通,本身身份不对等,对方不一定会见我们,甚至就是见到我们,也不一定会去对等地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大学生本身阅历不足,对申博的认识和了解也不深,很难做出有效的沟通。上海方面同意了吴建民大使的意见,并询问是否有其他可行性办法。吴大使表示,可以动用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力量,由大使、公使、公参、参赞等高级外交官担起这份任务。最后,几乎大部分的高级外交官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由于很多高级外交官本身便与这些国家代表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所以最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这些“征战”在最前线的外交官,很多后勤工作人员也在努力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吴建民大使为了保持我们工作人员的状态,希望大家除了西餐,也能经常品尝到馒头、面条、花卷、稀饭等“家乡的味道”。这在国内甚至巴黎自然很容易做到,但由于当时申办世博会是在摩纳哥进行,所有人员都工作在1.95平方公里的摩纳哥,全国就一家由越南人开的中餐馆,这个任务就变得充满了挑战。但是我们后勤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厨师每天从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22点,司机师傅们也每天来往于摩纳哥与法国之间进行采购、送餐,连厨师、司机的夫人们也都齐上阵,加入到这忙碌的队伍中来。

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时刻,前排左为吴建民大使在大家齐心协作的努力下,我们终于等来了胜利的一天。当2002年12月3日15:35第四轮投票结果出来时,中国以54票胜出。我们赢了!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我随后把电话打给了被我提前安排到厨房的办公室副主任聂波,“我们赢了!”我兴奋地告诉他。他开着免提,大家都能听到我的声音,接下来就是“锅碗瓢盆交响曲”和后勤人员欢快的庆祝声音,那是我听到的最美妙的乐章。广场外面,数百名未能进入会场的中国人挥舞着五星红旗,高声唱着《我的祖国》,震撼场面让每一个外国人为之瞩目。

时光荏苒,转眼间,距离申办上海世博会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而上海也由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很多当年参与其中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如今已退居二线,我们敬爱的吴建民大使也驾鹤西去,但包括吴建民大使在内的所有人员奋勇拼搏、努力争先、为国争荣的精神不会变,并将一如既往地传承下去。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前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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