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白毛女”——王昆

2016-05-08 05:15:00


王昆的歌声让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兴奋不已,这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喜儿”。因为没有舞台表演的经验,王昆开始从一点一滴学起,为了演好一个摔跤的动作,她一遍遍地在山坡的土石台上尝试。

贺敬之 周七月 等 口述



2014年11月21日,著名歌唱家王昆在北京病逝。她是中国民族歌剧《白毛女》的第一代扮演者,这部在大陆几乎家喻户晓的作品,是中国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她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农友歌》的独唱者,毛主席对她的表演大加称赞。在她担任东方歌舞团团长期间,她还曾挖掘出众多歌坛新人,她的很多学生都是当今中国歌坛的领军人物,她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族声乐的奠基人和中国乐坛的“女伯乐”。

年纪虽小但胆子大、嗓门儿更大的“小八路军”

1925年,王昆出生于河北唐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平原沦陷。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王昆,从小就把革命斗争当成是自发的事情。13岁那年,她加入了当地的妇女自救会,成为了年纪最小的宣传干部。很快,年纪虽小但胆子大、嗓门儿更大的王昆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小八路军”。

1938年,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奉命来到敌后根据地活动,当时的团长是作曲家周巍峙。路过唐县时,有人给他推荐了王昆。当时,西战团已经汇聚了一大批艺术人才,他们中许多人都在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的艺术大家。王昆是西战团中最小的成员,备受团员们的呵护。发掘她的团长周巍峙和她亦师亦友,后来更发展成为一对革命眷侣,相伴走完了一生。

1944年,西战团回到延安,被吸收进鲁迅艺术团的编制之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这里的文艺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兄妹开荒》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喜爱唱歌的王昆尽情地吸收着这里的一切艺术营养,陕北民歌、秦腔等都给她的歌唱带来灵感。但她并不知道,一部影响她一生的伟大作品此时正在孕育之中。

贺敬之(剧作家):《白毛女》这个歌剧所依据的是在晋察冀边区流行的一个民间新传奇,叫《白毛仙姑》。这个故事是由周巍峙同志为团长的西战团从敌后带到延安、带到鲁艺的。

《白毛女》的创作集合了当时延安最优秀的一批文学家、作曲家、表演艺术家。1945年初,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等作曲的新民族歌剧《白毛女》诞生了。著名作曲家乔羽后来评价说:“这是中国歌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就在创作者们准备开始排演的时候,大家却发现了一个难题。

贺敬之:正式投入排演的时候,选的演喜儿的演员叫林白。她是鲁艺戏剧系的学生,表演很不错,但后来身体不好。这个时候导演就提出来,是不是应该再物色一位同志。

王昆当时在延安已经小有名气,当地很多老百姓看过她的表演后都印象深刻,但王昆的演出经验并不多。《白毛女》的曲作者张鲁得知后,偷偷地“跟踪”了王昆三天。

张鲁(《白毛女》曲作者):她到河边去,在延河边唱,我就在延河边藏着听;她在山坡上唱,我就在山脚底下听;她在树林子里唱,我就藏在大树后头听。

贺敬之:张鲁又找到我,说你来听听这个声音怎么样,他说他觉得这个声音很好。王昆就来试排,开始她还比较紧张,因为她那时候还小,只有19岁。当然那时候我也不大,我20岁。

王昆的歌声让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兴奋不已,这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喜儿”。可是,除了唱歌,王昆并没有接受过戏剧方面的训练,舞台表演的一切她几乎都要从头学起。导演舒强耐心地指导王昆演戏。因为没有舞台表演的经验,王昆开始从一点一滴学起,为了演好一个摔跤的动作,她一遍遍地在山坡的土石台上尝试。

舒强(导演):当时是一面跑一面出来,出来后马上“啪”摔一跤,摔一跤爬起来还得唱,当中唱一直不停。那时她还不会在舞台上摔跤,结果就硬摔,老摔不好,后来膝盖都青一块紫一块的。

贺敬之:在导演反复的启发、排练过程中间,她进步很快。当时我和很多同志都觉得,她既刻苦,天赋又好,真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

毛主席看《白毛女》眼泛泪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此之前,《白毛女》中的经典唱段已经在延安地区流传开,但这一次将是《白毛女》的首次登台演出。“七大”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在中央党校的礼堂里座无虚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都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就座,等待大幕拉开。

贺敬之:我在演出的过程中是司幕,前面那个大幕由我来开合。

作为《白毛女》作者的贺敬之怀揣着紧张的心情拉开了大幕,当别人都在看戏时,他则认真地关注着观众们的表情。当王昆唱到“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及“太阳底下把冤伸”的时候,他看到毛主席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演出结束,全场响起了经久不衰的掌声。第二天,中央办公厅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三点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其中,关于枪毙黄世仁的意见是刘少奇特别指出的。

中共七大之后,《白毛女》这个剧目开始跟随部队在各个解放区演出,每到一处都会广受欢迎。

贺敬之:我记得有一场是给咱们前线部队演的,因为观众群情激愤,还发生过一场骚动。当时台下有个战士掏出枪来,要向舞台上的黄世仁射击,连长就把他摁住了。演出到最后的时候,下边观众就往台上扔东西,黄世仁扮演者陈强说,当时他都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据说在这次“事故”之后,部队特别要求战士们在观看演出之前,必须对枪支进行管理。

田青(音乐学家):尤其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很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脱下国民党的军装,参加了解放军。对这些解放兵来讲,上战场之前要对他们进行一种教育,转变他们的思想,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白毛女》。

因为政治任务的需要,《白毛女》剧组的演职人员长期奔波在路上,舞台基本上都是临时用冻土搭的。没有扩音器,演员都是只凭嗓子喊,主演们的报酬通常就是两个鸡蛋。贺敬之作为剧本的创作者,当年的稿费也就是一袋小米。

此后,歌剧《白毛女》一直随着部队在不同的地方演出,一直演到了北京的舞台。1950年,《白毛女》被搬上了大银幕,里面“喜儿”的扮演者为田华,配唱仍然由王昆担任。1964年,《白毛女》又被改编成同名芭蕾舞剧。1971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访华时,演出了这一剧目。而王昆作为第一代“白毛女”的表演者,她的演出一直被人们奉为经典。

“我一生最重要的老师是周总理”

周恩来从延安时期开始,就对《白毛女》这部作品的创作和成长尤为关心。七大之后,在延河边,周恩来第一次见到了王昆。

马鼎盛(凤凰卫视主播、红线女之子):当时邓大姐在延河边儿碰上王昆了,就说你不是演白毛女那姑娘吗,多大年纪啦之类的,就跟她聊天。然后还招呼周恩来说,恩来,过来过来,这是王昆,你看,才十多岁。因为周恩来在白区重庆工作时间比较长,对延安不是太熟悉,就跟她拉家常,说还是个小姑娘呢,王昆说不是小姑娘了,我都快20了。

从此,在王昆的艺术道路上一直都有着周恩来的关切和指点。周恩来经常到现场观看王昆演出,有什么意见也是直言不讳,无话不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昆加入了中国青年文工团。此时,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转变为加强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帮助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此,《白毛女》也一再改进,周恩来更不止一次地到现场观看过这部歌剧,常常对剧组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

贺敬之:在后来的演出中,还是原班人马,还是原来的本子、原来的表演,但是这个音乐,特别是交响乐声音太大了。周总理在天桥剧场换了几个位置坐,在这一排、那一排都听了听。听完之后,他讲了他的意思:首先内容要让观众听得懂,能够打动观众;其次不要把音乐特别是交响乐的音量搞得太大,这样就造成了一座音墙,增加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这次的“失误”虽然与王昆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她却牢牢地记住了周总理关于把观众放在第一位的意见。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声乐界掀起了“洋嗓子”与“土嗓子”的争论。当时,一批苏联艺术家来到中国,王昆萌发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意愿,她特意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这一想法。

周八月(王昆之子):准备去上课之前,我妈妈去请教周总理,总理说:“你一定要学好,不能学坏。”所谓好,就是你得用科学的方法,使你的声音更洪亮了,表达的情感更充沛了,这就叫好。什么叫坏?当我在外屋收音机里听到有一个人在唱歌,这是谁呀?听了半天才知道是王昆,这就学坏了。

那段时间,王昆走进了她艺术生涯中最为纠结的一个时期,她甚至一度找不到原来的唱腔。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她鲜有作品,家人都了解她的痛苦,却没人能帮得了她。

田青:王昆那段时间可谓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挫折。革命年代,她舍生忘死,参加共产党都没有犹豫过、后悔过,但是这件事,我感觉到了她真正的痛苦,就是她的理想和自己想象中的艺术学习道路,和艺术实践、艺术本质之间的矛盾。我跟她就这个问题有过探讨,我说你毕竟开阔了眼界,破除了对洋唱法、对所谓科学唱法的迷信。

走过迷茫期的王昆,重新又找回了自我,又有了自信。当她准备再次登台时,她给周总理打了电话,邀请周恩来、邓颖超共同来观赏她的演出。那次她唱了《秋收》《三十里铺》等歌曲,唱完后,周恩来、邓颖超从侧幕边走过来,向她祝贺演出的成功,说她又让他们回了一次延安。这对王昆来讲是极大的鼓励。所以后来王昆说,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老师就是周总理。

《东方红》成就她的事业新巅峰

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由周恩来任“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始筹备。王昆接到任务,由她担当其中《农友歌》的独唱。

马鼎盛:演《东方红》的时候,正是王昆阿姨事业的巅峰时期。刚唱《白毛女》的时候,她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搁,后来就不同了,经过了很正规的训练,从唱到演她都已经是如鱼得水了。

《农友歌》表现的是秋收起义中广大农民参与到起义中去的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为了唱好这首歌,王昆专门去学习了湖南话,还将花鼓戏的唱腔融入到原来的曲调中。

周七月(王昆之子):她从李劫夫手里接过这个歌后,就开始去下功夫。这首歌原来是一个很平的曲子,我妈妈觉得,秋收起义是发生在湖南的,她要去学地方语言,还去找了王稼祥老,说要学花鼓戏。歌曲中所有的音她都是按湖南味先重新整理一下,包括曲调的一些小调小感觉,然后她再去找,找完之后,她再唱回来,唱那种东西南北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所以来来回回,她是有她的再创作在其中的。

看完王昆的《农友歌》后,毛泽东称赞王昆很有当年湖南妇女的革命气魄。周恩来对她说:你是20年前的“白毛女”、20年后的“农友歌”呀。


王昆和周巍峙合影

被江青四次点名批斗 一家四口三人入狱

1966年,“文革”爆发。在这十年浩劫中,和中国当时大多数的艺术家一样,王昆的艺术生命戛然而止。她四次被江青在公开场合点名批斗,和丈夫周巍峙双双落难被关押。大儿子周七月也因为有“攻击言论”被关进监狱。一家四口,有三口人都被关押了起来。

十年中,大部分的时间王昆都被关押在戏剧学院地下室一个四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唱歌成为了支撑她度过那些艰难日子唯一能做的事。但那个时候,唱歌不能被人听到,她就偷偷地唱。

王昆:不能大声唱,就在心里唱,一直唱抗战时候学的那些歌,在延安学的迷糊(戏)、秦腔,在家乡学的河北梆子,一个一个就这么温习这么唱,占据了我的心和大脑。同时也是鼓励着我,因为有好多歌对我有很好的鼓励作用。比如说我始终不忘的一首歌叫《大众的歌手》,它是这么唱的:不要皱着眉头,大众的歌手;不要皱着眉头,大众的歌手。要知道路途是多荆棘的,铲除它只有我们双手。提防着陷阱,跌倒了爬起来,挺着胸膛走,黑夜有尽头。

亲情成为当时维系这个家庭坚固的纽带。王昆在被关押期间给保姆写信,因为保姆不识字,她就把要叮嘱的事情都画成了画,其中还不忘在周巍峙过生日时嘱咐保姆给他做一碗面。

周八月:尤其到了老年,她回忆起这段的时候,说八月,你知道吗,你救了我的命。我说怎么回事?她说,那个时候,不管是久经沙场的将军,还是像老舍这样的文艺大家,自杀的太多太多了。那时候精神真的都要崩溃了,唯一的不舍,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个10岁的孩子。家里有四口人,三个都在关着,一个孩子在外边流浪。我作为母亲,不能让孩子没有妈妈。她就是靠这个唯一的信念支撑下来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王昆和周巍峙重获自由。家人团聚的那一天,周八月记忆犹新。

周八月:我不知道她出来了,当时我还在保姆家。她一推门进来以后,我突然发现是她,我高兴地在床上跳了有10分钟,说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她后来说,我那个兴奋劲让她心里又激动又难受,这个画面后半生一直伴随着她。

邓丽君的歌不是靡靡之音,崔健也可以唱《一无所有》

1977年9月,由周恩来和陈毅一手策划并创建的东方歌舞团恢复建制(1962年1月正式组建),王昆被任命为团领导小组副组长。“文革”中受迫害的演员们都接到了重返舞台的通知,中国的文艺界也和其他行业一样百废待兴。可是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演员对于接受新的艺术形式还有顾虑。

歌舞团建立之初,也学一些外国的舞蹈,像拉丁舞、非洲舞都学,但像这些舞蹈很多都要扭屁股。王昆曾去找陈毅副总理,说您让我们学好学像,但现在扭屁股这些该怎么办。陈毅副总理说了一句话,一直让她印象深刻。他说:“我就不信,那么大一个中国,扭一两下子屁股就能把中国扭垮了。”这话启发了王昆。

20世纪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声传入大陆,被当时一些主流音乐界人士批评为“靡靡之音”,甚至有人把流行音乐看作洪水猛兽。作为当时中国文艺界、音乐界旗手的东方歌舞团怎么走下去,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周八月:邓丽君的音乐在当时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是黄色音乐。但我妈妈在听的时候却说,不管是不是黄色的,她(邓丽君)无论在唱法还是词曲方面有很多都是民族的,是民间的。比如《美酒加咖啡》可能不太适合我们的国情,但《回娘家》之类的绝对是民族的,她在发声方法上吐字那么清楚,怎么就不是民族的呢?那个时候,她就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如何把这种外边或新的气息糅到她的教学过程中去。

田青:虽然“文革”十年她不能够唱,也受排挤,受打击,但是我认为这十年的沉潜对她后来艺术观念的成熟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她出人意料地以一个老革命的身份去支持流行音乐,支持摇滚乐,都是和这有关系的。

1984年,朱明瑛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因演唱《回娘家》而一炮走红,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邓丽君。而将其大胆推上中国主流舞台的人正是王昆,甚至朱明瑛上台时穿的那身服装都是王昆为她选的,那是香港送给东方歌舞团的。除此之外,王昆还大量挖掘了一批流行唱法的新人,例如成方圆、郑绪岚、李玲玉等,她们并不是专业院校或者传统唱法出身的歌手,但都在王昆的指导和鼓励下成为了舞台上耀眼的明星。

还有一件事,也显示了王昆的气魄和胆量。1986年,一台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台下座无虚席,台上是当时最时髦的舞美灯光。这台演唱会至今在中国的流行歌坛上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推出了一大批至今活跃在舞台上的流行歌手。大多数歌手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会说,没有王昆就没有这台晚会。

周八月:上面审查的时候,对这个演出不批,说让世界充满爱,世界哪有,比如我们跟美国之间,哪有什么充满爱。后来我妈妈就跟他们辩论,说这爱有什么不好,我们人民之间的爱还是需要的,并不是非要用武力去解决啊,我们还要有友谊啊。

这台晚会上,崔健的一曲《一无所有》争议最大,而批准他上台的人也是王昆。当崔健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地登上舞台,唱出那句“你爱我一无所有”时,台下甚至有人愤然离席,并指责王昆。但王昆却回应说,这首歌的音乐非常好,很能打动人。

田青:她能够站出来支持,那是不简单的,因为她要克服两种束缚或者说两种障碍:一个是早期革命生涯带给她的政治上的这种框框,这是不容易突破的;另外一个就是艺术审美上的,对于一个新的过去没有接触过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接受。

在王昆任团长的十年期间,东方歌舞团平均每年推出一台新的歌舞晚会,演出的售票率是百分之百。1988年,她成功带领歌舞团赴美国举办商业演出,大获好评。

熟悉王昆的人都说,王昆一生心里都装着三件事:音乐、观众和学生。一直到王昆去世前的几个月,她还在为一场音乐会忙碌着。这场名为“王昆与她的朋友们”的音乐会原定12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因为王昆的突然离世,音乐会将改为“文艺界纪念王昆老师公益演唱会”,并延期到12月20日举行。演出的所有门票收入将捐赠给王昆教育基金,用作今后的公益慈善活动。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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