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核武器(下)

2016-05-08 05:14:55


建立以战略核力量为支撑的强大国防,是老一辈共和国领导人和奋斗者们留给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伟大战略遗产。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无疑成为我国和平发展的强大后盾。

张翔 口述 高芳 整理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东方巨响,铸就大国

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这个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就是5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巨响,铸就大国!我们的大国地位从此被世界认可。

光有原子弹还不够,还需要有运载工具。对于运载工具,世界各国走了不同的路线。美国最早采用的是轰炸机。因为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也是航空大国,它的两边都是海洋,和世界各地的交通主要是靠航海和航空。美国在二战的时候就成立了战略空军,当时它的战略轰炸机是从太平洋上的岛屿起飞,轰炸完东京,油不够了就到我国的华北、华东一带降落。航空力量强是美国固有的优势。但是战略轰炸机有一个突防的问题,当对方地面的防空火力比较强,或者对方有歼击机拦截的时候,它投送的成功概率就会受到影响。


1980年,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邓小平(前排右一)、聂荣臻(前排左一)、张爱萍(后排右一)、李耀文(后排右二)在北京指挥所

苏联因为空中投送能力不及美国,所以一开始就看中了发展弹道导弹作为投送的主要手段。弹道导弹的特点是,一旦发射起来就能按照既定的瞄准目标高速飞行来攻击对方。远程或洲际导弹的速度很快,基本上跟流星坠落的速度一样,对于防御方来说,反应来不及,所以很难能把它防住。

我们国家走的是苏联这条路,即以发展弹道导弹为主。一开始也发展了一部分用飞机投送的航弹,但没有装备部队。我国空军的远程轰炸能力相对较弱,所以我们主要是用弹道导弹。最开始研制的是中近程导弹。1966年,我们进行了世界上唯一一次在本国领土上进行核导弹实弹飞行的核试验,“东风2号”携带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基地发射,在罗布泊上空预定高度爆炸。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至到70年代,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国家安全。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过,他最担心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争,再一个是党的分裂。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当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东南沿海,一个是东北亚。美国为了对付社会主义阵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采取纵容的态度,并有意地加以利用。我们有了核武器,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就是一个重要保障。“东风2号”之后,我们又研制出“东风3号”,这给当时企图对我进行军事侵犯的敌对势力,构成了难以逾越的核反击屏障。

我国在1964年成功爆炸原子弹以后,1967年又成功爆炸了氢弹。毛主席有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所以我国的氢弹研制进度和美国、苏联不一样,比它们快。美苏是搞出原子弹以后再开始研制氢弹,我们在搞原子弹的同时就有一支队伍在开展氢弹的研究。“东风3号”就可以装载氢弹。之后的“东风4号”可进行核反击的范围更大了。

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到底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看当年的对手是怎样应对的。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两三年里,美国就已经发觉我们正在研制原子弹。当时肯尼迪在台上,他对中国比对苏联还要敌视,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要是再掌握了原子弹,就更不好对付了。所以美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制订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直接的核打击、动用台湾国民党的空降部队来破坏,等等。这段历史的政府档案美国自己已经披露了,它说明我们发展“两弹一星”事业,掌握核武器,确实击中了他们当年遏制中国发展政策的要害。

尼克松在担任美国总统前,法国总统戴高乐曾跟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又有了原子弹,美国对中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终非长久之计。按照美国人的逻辑,打不赢的敌人就是朋友,加上当时美苏对抗、中苏关系恶化等原因,尼克松上台后,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最后第七舰队撤离,军事力量全部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现在国内一些年轻人不太清楚这段历史,往往说“你们搞两弹一星,是不是就跟现在的官员搞政绩工程差不多?”所以,还是要把这段历史说出来,说清楚。我们过去讲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多是讲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干了些什么、如何艰苦、如何自豪……多为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这样说也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历史结论要使后人能真正信服,更要了解我们有了核武器前后,当年的对手们有什么感受,是否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了向我们的让步,以及被迫的政策调整。这样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我们当年开拓“两弹一星”事业的必要性,让人信服核武器对于中国发展实实在在的作用。


前排:刘华清(左一)、张爱萍(左二)、廖汉生(左三)、陈彬(左四)、李耀文(左五)视察海军部队

巨龙腾飞,赢来和平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段时间,可以看做我国核武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有了原子弹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了战略核力量,国家安全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首先,在中美关系上,第七舰队撤离台湾海峡,美国开始被迫调整它的对华政策。在中苏关系方面,我们过去喊苏联“老大哥”,“老大哥”却一直想控制我们。由于外交路线、政治路线的分歧,两党关系终至破裂,最后走向军事冲突,双方的百万大军在三北一线对峙。在一些专家看来,之所以双方的军事危机止于边界冲突,没有向前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苏联虽然拥有远强于我的核打击能力,但我国也拥有了摧毁当面之敌及战役、战略纵深重要目标的核反击能力。

然而,毕竟对方的核武器能威胁到我国所有的重要目标。从战略上来说,当时的整体军事态势对我们是不利的。

当时,计划中本应该拿出来的武器就是洲际导弹。我们从60年代开始规划,计划 70年代初研制出来。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原因,进度被严重地拖后。据当时的洲际导弹工程师、后来的载人航天总设计师王永志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帅到航天部检查工作,强调抓紧洲际导弹研制工作,他动员时曾说,毛主席十分关注洲际导弹研制工作,洲际导弹搞不出来,他老人家睡不好觉。当时大家都深感这项任务的极端紧要性。但是,当时航天部的派性斗争非常严重,两派成天互相斗来斗去,所以进度还是被大大地拖后了。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张爱萍同志出任国防科委主任。按照叶帅指示,他头一个抓的就是洲际导弹。他复出后给中央的第一个报告就提出:1977年拿出“东风5号”洲际核导弹。但是,后来小平同志被打倒,张也被打倒,该计划又泡汤了。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张爱萍同志恢复工作,他提出的第一个任务仍然是:1980年洲际导弹要飞向太平洋。

在中央的重视下,通过调动各方面的力量,1980年,我们首次进行了“东风5号”洲际导弹的全程发射,获得成功。

有报道说,1969年中苏边界紧张以后,苏联曾经打算对中国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央当时也是按战争准备进行的部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大搞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大战备举措,最早开始于1964年美国准备给我们作外科手术核打击的时候,第二次高潮就是中苏边界紧张以后。对于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目前历史学界还存在分歧,有的认为当时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也有的认为,恰恰是我们进行了这些准备,仗才没有打起来。

真相究竟如何,还得要等苏联的有关国家档案解密。但是,从历史的发展顺序看,我们的洲际导弹发射成功两年后,苏联主动发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呼吁。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主动表示愿同中国发展友好的关系。外交部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了时机,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回应。

随后,双方展开谈判,国家关系迈入解冻之旅,两国关系逐步实现了正常化。各自的百万大军从边境撤离,长期处于军事对抗的中苏关系得以缓解。从此,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得以全面推进,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述历史的变迁,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我战略核力量在国家安全和国际较量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以战略核力量为支撑的强大国防,是老一辈共和国领导人和奋斗者们留给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伟大战略遗产。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无疑成为我国和平发展的强大后盾。


1984年国庆阅兵,战略导弹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几点启示

一、美国第七舰队和苏联百万大军这两支当年的超级世界强敌从我国国门口的撤离,表明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取得独立解放并掌握了核反击力量的新中国,一改我国百余年来争取国家和平的传统方式,我们民族不再用千百万同胞的血肉之躯为代价,更不需用不堪忍受的赔款割地之辱来求得和平,而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打造的国家实力,赢得了和平。“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古今中外最高超的用兵之道。这其中,“两弹一星”事业功不可没!从深层次上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民,依靠凝聚在科学技术上的力量赢得了国家的和平。

二、拥有以战略核力量为支撑的强大国防,是我国在核时代保证国家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可靠安全屏障。当今,美国等大国为获得战略核力量较量中的绝对优势,一直致力于战略防御系统等高新军事科技的发展和构建。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有选择地继续发展我军高科技装备,努力占据国际军事高科技的制高点。

三、“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让我国进入了世界核大国的行列,使我们在国际较量中处于十分有利的位势。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制约了霸权国家企图发起和扩大战争的选择,客观上使得核大国之间的较量由传统的军事抗争为主导,更多地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实力并举的竞争方向转化。我们应该珍惜并发挥好这一来之不易的核大国优势,积极提升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国家综合实力,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创造中华复兴伟业的更大辉煌!

作者系张爱萍将军之子,二炮原副司令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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