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爱泼斯坦在华沙的一次相遇

2016-05-08 05:14:53


他生在华沙犹太家庭,两岁时随双亲前往中国,此后即同中国、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同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还说:“中国是我的家,但这次路过华沙,也算是一次重返故里了。”

口 刘彦顺


20世纪30年代初,在天津《京津泰晤士报》做记者的爱泼斯坦

波兰谚语说:“山与山不会走到一起,人与人总有机遇相逢。”这话果然不假,我在华沙工作时恰恰有过这样一次难忘的经历,那就是1993年秋天接待敬仰已久的老人爱泼斯坦同志。短暂的相遇,虽仅一面之识,实为三生之幸。

喜鹊叫,贵客到

1993年10月,国庆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早晨,上班后我习惯性地拉开办公室的窗帘,两只喜鹊在黄叶飘零的樱桃树上跳跃唱歌,我下意识地自言自语:“喜鹊叫,贵客到。这是‘早报喜’啊!”语音未落,机要员走进来请我阅读电报:爱泼斯坦前往西班牙参加国际会议,往返时途经华沙,请使馆予以关照。

这份电报给了我一个惊喜。我没见过爱泼斯坦,但熟悉他的名字。我知道很多人敬重他,喜欢用爱称“爱培”称呼他,也知道他一些不平凡的事迹,更钦佩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在对外宣传战线上作出的贡献。

我找来有关同志,一起研究接待方案。爱老一行只有两人,往返经由华沙两次,先后逗留时间不过两天,接待任务并不繁重。但我认为,这项任务非同一般。因为爱老不是一位普通的中国人,而是一位特殊的中国人。他1915年在华沙出生,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他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劳作,笔耕不辍。对待这样特殊的人物,就必须给予特殊的接待,就需要打破由各处室接待过往团组的常规,正确地体现中央对已加入中国国籍的国际友好人士和专家的政策,防止掉以轻心。大家赞成我的看法,我决定调整原有的工作日程,为陪同爱老留出必要的时间。

淳朴的老人

10月15日,爱泼斯坦一行抵达华沙。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俭朴,为人谦和。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位国际人士、著名的新闻记者、率团参加国际会议的人,其穿着打扮总应该时尚、引人注目一些。可爱老则不然,只见他慈眉善目,穿着随意,脚上是一双中国特产千层底布鞋,身上是半新而合体的西服和风衣,温文尔雅,举止稳重,完全是一位地道的中国老人的模样。

我和夫人李惠娣在官邸设宴为爱老洗尘。当时他已经78岁高龄,我们担心他旅途疲劳,希望他注意休息。但他精神饱满,抓紧一切时间要进行工作。他说:“时间就是金钱,可不能浪费啊!”他希望利用往返在华沙停留和转机的时间会见两位波兰朋友,请使馆帮助联系和安排,此外别无他求。我们建议他看看华沙名胜,他谦和地说:“如有可能,希望看看犹太人起义纪念碑。”他告诉我们,他生在华沙犹太家庭,两岁时随双亲前往中国,此后即同中国、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同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还说:“中国是我的家,但这次路过华沙,也算是一次重返故里了。”

他想会见的两位波兰朋友,一位是波兰著名记者罗布曼先生,一位是波兰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罗津斯基教授。这两人也是我们都熟知的朋友。我一口应承,答应一定会按照他的要求,安排好他同朋友的会面。

在历史面前的沉思

10月16日早餐后,爱泼斯坦在使馆会客室同罗布曼先生会面。之后,我陪同他前往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参观。这座纪念碑,是1948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起义五周年时落成的,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

纪念碑离使馆很近,只隔一条大街。我们坐在车上还未来得及说上两句话,纪念碑已出现在眼前。我注意到爱老的神情有些变化,会见老朋友后的喜悦不见了,随之而来的是严肃和凝重。


犹太起义纪念碑前作者与爱泼斯坦(右)合影

我们的轿车停在路旁,爱老和我向纪念碑缓步走去。突然,他停下脚步,伫立良久。高大而庄严的纪念碑,是用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的鲜血和热泪、用不可侮辱的民族尊严铸造而成的。他凝视碑上栩栩如生的人物,那绝望和反抗、仇恨和怒吼交织的历史画面感染了他,他陷入沉思。不难想象,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何等沉重!

他的思绪回到了50年前犹太人起义的时候。那是1943年,他低声对我说:“当时我28岁。”我被他的情绪所感染,意识到当年28岁的他,并没有参加波兰犹太人的起义,而是正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前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奔走呼唤。像他这样坚定、热情和不怕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假如当年未离开波兰,未离开华沙,那么在犹太人起义者的队伍中,一定会有他的呐喊和身影。

我们拾阶而上,围着纪念碑绕行一周,爱老十分仔细地观看了纪念碑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组文字,一再称赞纪念碑“建得好,建得好!”突然,他敏锐地发现纪念碑底座的一角有一小片烟熏火燎的痕迹,便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今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起义50周年时,这里曾举行过盛大的纪念活动。出席人中有波兰总统瓦文萨、总理苏霍茨卡和以色列总理拉宾、美国副总统戈尔,还有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和各国驻波使节。那天中午举行了献花圈仪式,晚上夜幕降临后纪念大会开始。纪念碑周围的路灯熄灭了,整个会场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大会组织者使用声、光、电、火等科技和艺术手段,再现了50年前起义时战斗和屠杀的情景。这就是当时“燃烧着的土地”留下的痕迹。

我还指着碑前一块地方,向爱老讲述了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碑前跪拜请罪的故事。爱老说:“看来这座纪念碑不仅记载了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悲愤,也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那是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前来华沙同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奇签署波德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当天上午,当他向纪念碑敬献花圈时,出人意料地跪在了纪念碑面前。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抚慰了波兰人民的历史伤痛,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也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碑前一跪泯千仇。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联想到日本的某些政要,他们年复一年地参拜靖国神社,在“二战”甲级战犯牌位前顶礼膜拜,这同勃兰特的跪碑请罪相比,何止是天壤之别!爱老颔首,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和解一定会战胜仇恨。”


1944年,爱泼斯坦(前排左二)随记者团访问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后排右一)接见


1978年,宋庆龄(右二)在寓所会见爱泼斯坦(左一)和《中国建设》副总编辑李伯悌(左二)


1981年,爱泼斯坦拜访邓颖超时合影


离开犹太人起义纪念碑之后,我又陪同爱老参观了1944年华沙起义纪念碑和华沙古城。我们还沿着维斯瓦河边漫步,边走边谈,一道回顾了“二战”时波兰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我们这些老朋友,是见一次少一次了!”

离开华沙后,爱老前往西班牙。行前,他留下一件从北京千里迢迢带来的工艺品,要使馆转给罗津斯基教授并安排他同罗津斯基会见的时间。

罗津斯基曾两度在波兰驻华使馆工作,第一次是任文化参赞,第二次是任驻华大使。令人遗憾的是,“文革”期间他在中国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一次,他在北京机场为苏联外交官送行,恰巧与“红卫兵”不期而遇。“红卫兵”的造反言语和举动,是任何一位特命全权大使都难以接受的,于是他向中方提出抗议并愤然返回华沙。中波两国的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级。后来事过境迁,他同我驻波使馆保持了友好交往。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使馆参赞曾多次到他家做客,并给他送去由爱老主编的《今日中国》杂志。由于这样的背景,对于怎样安排爱老同罗津斯基教授的会见,我反复琢磨,觉得不可简单从事。我认为,我应出面拜访罗津斯基教授,同他当面谈谈。这样做可以表示对罗津斯基教授的尊重,而对爱老朋友罗津斯基教授的尊重,也就是对爱老的尊重。

10月25日,我拜访了罗津斯基教授。他彬彬有礼,请我在书房喝茶,向我介绍他喜欢的书籍和新近的著述。我说明来意,向他转交了爱老的纪念品,然后开始商谈爱老同他会见的时间和地点。罗津斯基希望把会见的地点安排在他家里,因为他家就在去机场的路上,在他家会面比在使馆会面能多挤出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说:“这也是争分夺秒啊!” 对罗津斯基的想法,我表示赞同。的确,对他们这两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来说,一分一秒都是十分宝贵的。

10月28日,爱老从西班牙飞抵华沙,在机场停留,准备转机。我接送爱老到罗津斯基教授家,两位老朋友如期会面。过后,我又准时赶到罗津斯基教授家接送爱老去机场。看得出来,两位老人都很高兴。罗津斯基一再赞扬使馆安排得周到,爱老也再三感谢使馆接待的热情。他们还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朋友,见面一次很不容易,是见一次少一次了。”


1938年,宋庆龄保盟成员在香港合影,左一为爱泼斯坦,左四为宋庆龄

一生情系中国

回到北京后,爱老即通过外交部欧亚司给我和夫人李惠娣转来了他的新著《宋庆龄》。在扉页上,他用中、英两种文字签名,并写了一句:“送给刘彦顺和李惠娣同志:寄去温馨的回忆和谢意。”看着那苍劲有力和工整的笔迹,翻开那洋洋洒洒50余万字的巨著,我们感受到爱老说到做到、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更感受到他的谦虚、淳朴和真诚。

在华沙,他向我们谈过宋庆龄的事迹,但这是应我们的提问而谈及的。爱老是宋庆龄的挚友,但给人的感觉是,他从未把自己置于伟人的光环下面。

爱老是在1938年9月18日,即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七周年纪念日那天,第一次遇到和认识宋庆龄的,1939年即参加了由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事务。1951年,他应宋庆龄之邀从美国归来,参与《中国建设》(后改为《今日中国》)杂志的创刊工作。他同宋庆龄有着40多年的交往与共事,成为宋庆龄口中“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宋庆龄生前拒绝了一些人为她作传的请求,但却多次表示请爱泼斯坦来写她的传记。当爱老同意承担这一重任后,宋庆龄写信给爱泼斯坦说:“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宋庆龄逝世后,爱老用了十年的心血,于1991年书成并出版《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尽到了他作为宋庆龄挚友的责任。

“让世界了解中国”,是爱老一生的执着追求。他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作出的特殊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他从15岁起开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根据采访的第一手资料,写了很多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并出版专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用英文书写的《人民之战》一书在英国出版,向全世界讲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埃德加·斯诺曾赞扬他说:这是“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是作者怀着同情之心而写成的”。1945年,新华社在延安发出的第一条英文新闻稿,也是经爱老亲手修改的。当时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一员,正在延安访问和采访,他写了大量的报道,介绍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其中有20多篇连续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爱老不仅精通中、英两种语言文字,而且理论造诣颇深,特别是对中国历史和革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爱。像《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在英文版出版前繁重的审定工作中,都倾注了爱老的心血。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参与和主编的《今日中国》杂志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世界人民因之获得了对中国真实准确的认识。加纳前总统恩克鲁马曾说,他读到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书,作者就是爱泼斯坦。爱老的功绩,由此可见一斑。

读了爱老的《宋庆龄》,我对他的敬意更深了。是他的著作,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了20世纪中国这位伟大的女性,她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不仅如此,在字里行间,我们还切实感受到爱老的那种爱心,这是一位国际友人、中共党员、中国公民的拳拳赤诚之心、友谊之心。这颗心,随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而跳动,随着中华民族的腾飞而澎湃,随着时代发展的脉搏而高歌。

作者曾任驻波兰共和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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