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私塾生活

2016-05-08 05:14:51

当时的私塾,已经到了日薄西山、苟延残喘的时候,学生越来越少,也不需要有大学问的人来传授。

口 胡邦定

我1923年出生。因从小患“小肠疝气”,不能剧烈运动,我哥哥上正规小学,我却只能进私塾。因为洋学堂要上体操、跑步、打球,父母怕我受不了,只让我上私塾。当时私塾一般有一个老学究,带十几个学生,整天背书、写大小楷。大一点时还要学对对子,做作文。我从6岁到12岁,一直读了将近七年。到30年代中期,世风日变,不学数理化、英语,光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乃至《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老书,实在吃不开了。父亲才同意我改上正规小学。七年私塾,我换了四位老师。第一位是我母亲的姑姑,孀居多年,有点文化,她主要收女学生。因为我年纪小,就把我和女孩子一起收在她门下。她只教我认字,一天学四个生字,一年下来也能认八九百字。因为不是天天教生字,过几天就要复习原来认识的字。所以300多天只认八九百字。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很不少了。

旧私塾没有星期天,天天上学,只有旧历腊月十六到次年正月十五这一个月放年假,根本没有星期日休息这一说。平时遇到星期天,哥哥可以睡懒觉,出去玩,我却照旧背着书包去上学。除了6、7岁时只认方块字以外,稍大一些就要念书、背书。当时读的都是线装书,不太厚。老师把每本书分十等份。每天背每本读过的书的十分之一,十天一循环。背书的时候把一本本书摞成一堆,放在老师面前,自己则背对老师,摇头晃脑地背诵。背不出来时,老师高兴的话,提示你一句,你接着背下去。如果一提再提还背不下来,对不起,板子就朝后脑勺打过来了,很不轻。如果一再背不下来,说明你头天温书不用心,就要扳过手掌打板子。严重时不仅打得通红,还会打肿了。遇到这种情况,家长一般不能怪先生。因为严师出高徒,老师从严要求你不用功的儿子,你怎好抱怨呢?由于老师天天教新书,学生要背的书是日渐增加的。我在私塾后期读过的书,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外,有《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论语》《孟子》《古文观止》,最后还读过《秋水轩尺牍》等。我大概不算太笨,没有因背书挨过打。只有一次,我午饭后回私塾较早,一个同学正趴在桌上打瞌睡。我用一个纸捻子捅他的鼻孔,恰好被老师看见,飞来一板子,把我打得头昏眼花。这只怪我自己调皮,挨了打,回家也不敢吱声。

我的第一个老师只教方块字,一年后就换了第二个老师,人称“薛疯子”,成天穿一件长可过膝的外套,不中不西,怪里怪气。我那时7岁,继续认方块字之外,稍后还开始读三、百、千,老师并不讲解。本来除《百家姓》不需解释,《三字经》《千字文》是大有讲头的。可是老师只让你死背。因此他到底有没有学问,我并不知道。比我大的学生,有的在读《论语》《孟子》,乃至《尺牍大全》了,也不见老师讲解。大家都是上午背书、念书,下午写大、小楷。一天要写两张红格纸的小楷,约有500多字,还要写两大张大楷,都是用毛笔。老师每天要看,圈圈点点,无非是写得整齐的,用红笔画个圈。小楷写得不整齐的地方,用红笔画个杠杠,让你注意而已。总之,在“薛疯子”教育下,不感觉有什么收获。分析一下,当时的私塾,已经到了日薄西山、苟延残喘的时候,学生越来越少。来上学的多半是商人子弟,只为让孩子识得几个字,会写一封信,将来能够到商店学徒就行,根本不需要有大学问的人来传授。而真正有国学根基的,多半已经老迈,有的也不屑做教一般顽童、当娃娃头的塾师了。我在这里混了一年,就换到我的第三位塾师那里上学了。

这位老师姓杨,父亲是我们家乡的硕儒。他幼年读经,准备考功名。然而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他便连个秀才也考不着了,只好当了个小公务员。政局多变,不久公务员就被免了。但人不能不吃饭,总得有个糊口的法子。幸好他家房子不小,是办私塾的基本条件,于是他当了设账收徒的塾师。我前面说过,这时私塾日益式微。他收的学生也并不多,连我在内不过十四五人。杨先生非常慵懒,早上学生来了他还没起床,我怀疑他有嗜好(吸鸦片)。等他起床、梳洗、吃早点之后,再来盘问学生的学业和上新书,已是9点多钟了。我对他的印象是:一、看不出他有多少学问;二、不大负责,对教学敷衍了事。当然,每天上新书,即指定一天要读的多少页书是不可免的,背书、写大小楷也照章行事。让学生不满的还有一件事:他有个儿子,和我差不多大。他不在我们大家的书房里一起念书,而是在前面师母房里学习,但常到我们这些学生座位之间串来串去。特别是中午我们都回家吃饭,晚上放学回家,他可以随便翻我们的抽屉。有时同学们的小东西不见了,比如玻璃弹子、鸡毛毽子或玩具之类。环顾左右,只有老师的公子最可疑。多次失窃之后,我们就公开叫他“小贝戎”“小人俞”,即小贼、小偷。他也不反驳,照旧笑笑嘻嘻、跳跳蹦蹦,自得其乐。我们也无可奈何,不敢向老师告状,因为并没有当场抓住证据。然而从这里也想到师道之不尊。自己的孩子多了许多小玩意,做父母的难道一点都没有察觉?这样的老师,自然不会赢得我的尊敬。下一年我就投奔我的第四位老师去了。

这最后一位老师使我受益最多。他姓王,讳笙伯,是个老秀才。他当塾师30多年,教了不少成器的学生。我听说过有关先生的一个很伤心的故事:笙伯老师学问很好,但多次参加乡试都不曾中举。他一腔怨愤都发在儿子身上,要求儿子极严,晚上让他睡在大床里边。一清早还没起床,就盘问儿子头天读的书,答不上就掐膀子、掐大腿。白天更不用说,安排的功课非常重,比如要读多少页书,写多少字,作一篇文章。总之是超负荷,做不完就打。就这样,活活把一个孩子折腾死了。师母为此大哭大闹。幸好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从此不再像对头一个儿子那样严格要求了。

王老师的最大好处是讲书。他不是让你死背,而是先让你理解。比如读《古文观止》,一篇一篇讲。讲明白了,也就好记好背了。刘禹锡的《陋室铭》最短,一共才81个字,好背。王勃的《滕王阁序》长一些,764字,也能背下来。范仲淹著名的《岳阳楼记》只有360字,而且文字和思想都非常鲜明,就更好背了。王老师总是把文章讲明白,然后让你背诵,这真是一大德政。我至今还能背一些古文,就是那时打的基础。我在王老师处读了三年半,到1935年暑假后才改上小学。事前进补习学校,补习了小学的数学,然后插班考进五年级。读了一年,跳级考上初一,从此就和私塾绝缘了。但那几位老师的形象,至今仍在我脑子里栩栩如生。笙伯师死得很惨。1937年日本人占领我的家乡(江苏镇江),那时笙伯师已70多岁,穿了一件新长衫,日本人要把它剥下来。我的师兄,即老师的二儿子跪下来求日本人放过他老父亲,被日本人一刺刀刺倒在地,我的老师随即也惊吓而死。这是“大东亚共荣”的一幕,账要记在专制独裁的日本天皇和军阀身上。

以上说的是我个人上私塾七年的情况,时间是1929年到1935年。有代表性的是:一、私塾已经很不景气,学生的素质普遍较低,家长一般只要求让孩子认点字,会写信、算账而已。二、教师的水平高低不一,学问好的收的学生水平高些,要求于老师的也高些。束脩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我最后的一位王老师,收的学费就高一些(平均一般一年30元)。我后来听说,我的家乡有一位名儒姓唐,他收的学生都是成年的,已有一定基础,而要求在国学的某一方面继续深造的人,是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费也相当高。最著名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苏州办了一个“章氏国学专修馆”,门槛很高,没有较高水平的人,章先生是不收的。从办学性质来讲,它也属于私塾。只不过水平特高,在全国堪称无与伦比罢了。总的看来,私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个产生、发展、繁荣以至衰退的过程。中华民国成立后,正规学校逐步普及,它就渐渐趋于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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