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书屋的起步、发展和前瞻

2016-05-08 05:14:37


农村书屋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农家书屋工程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会后不久,农家书屋工程在新的起点上,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加快发展。

口 龙新民

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注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部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国家广电总局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新闻出版总署的“农家书屋”,这五大文化工程的逐步实施,大大改善了农村的文化条件,使广大农民群众直接受益。

农家书屋的起步

新闻出版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责任。从2003年起,新闻出版总署号召全行业面向农村,加大服务“三农”的工作力度。特别是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后,新闻出版总署对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更加重视,迅速在甘肃、贵州、北京等省市启动了农家书屋的试点工作。

2005年12月17日,甘肃省首批15家农家书屋在兰州、定西、天水等地建成挂牌,标志着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试点工作的正式展开,“农家书屋”的名字由此开始叫了起来。

2005年12月18日,北京市“读书益民”工程启动,首批200家“益民书屋”正式挂牌。其时我正在北京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工作,创办“益民书屋”的想法从提出到实施,我都参与研究和决策,积极支持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出版局在全市建设“益民书屋”。但那时我还不清楚新闻出版总署对服务农村的文化工程的总体设想,也不知道是不是要统一叫“农家书屋”,所以从北京市的实际出发,就用了“益民书屋”的牌子。叫法不一样,性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面向农民、面向基层,为广大农民群众和进城务工人员送去文化知识、送去精神食粮。

2005年12月22日,我调到新闻出版总署担任党组书记、署长。刚到总署工作五天,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就要在北京举行。本来,总署党组的同志们给我建议,因为我刚接替石宗源同志到总署任职,可否把这个会往后推迟一些时间再开。但我考虑,宗源同志和党组已对会议作了精心筹备和安排,开会的通知也已下发,还是照原定计划按时开会为好。经过商量,大家也赞同我的想法。这样,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于12月27日至28日如期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于永湛代表总署党组作报告;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柳斌杰作关于制定《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说明。“报告”和“规划”都对如何更好地改进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推动新闻出版业面向农村和基层提出了要求。

12月28日下午,我在会议闭幕时作了一篇题为《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大力促进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发展》的讲话。讲话有这样一个题目,但没有写出正式的讲稿,主要是根据李长春同志、刘云山同志在我任职前的谈话中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在这次讲话中,我提出:要高度重视满足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群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城镇低收入家庭以及社会上一些困难群体对各类出版物的不同需求,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新闻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实际成果。应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总署领导班子把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提到了工作的重要议程。


调研农家书屋(2006年3月,正中左一为作者)

200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农家书屋可作为‘十一五’文化建设的一项工程。”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批示精神,3月22日至25日,我和阎晓宏同志以及总署机关有关司局负责人孙寿山、吴尚之、王自强、李宝中等同志到贵州调研新闻出版工作。贵州作为我到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后外出调研的第一站,除了去看望我的前任、在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石宗源同志外,主要是因为贵州是农家书屋的试点省份,我们想去实地考察了解农家书屋的情况,学习取经。

到贵州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遵义市遵义县调研。这个县当时共建了6个农家书屋,每个书屋配置2万元的书刊,书刊品种在500种以上约1000册。在龙泉村农家书屋,看到一些小朋友正在书屋阅读少儿故事书籍。我向书屋图书管理员周林详细了解农家书屋的情况,据他介绍,书屋由他们自主管理、自我服务,全天向村民开放,村民既可以到书屋来看书,也可以把图书借走回家里阅读,是很受农民群众欢迎的。他还把书屋借阅图书的登记表给我看了,借书阅读的村民还真不少。

看了几个农家书屋之后,我们同贵州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以及新闻出版界干部职工进行了座谈。大家都一致感到,新闻出版总署开展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试点,有了一个服务“三农”的好平台,对解决农民群众买书难、看书难能起到好的作用,应该大力推动、尽快推广。农家书屋要着眼农村、着眼农民群众,核心是要有适合农民的好书,关键是要抓好日常管理。只要注意了这几条,农家书屋可以成为新闻出版业服务“三农”的开创性的工作亮点。

通过贵州的调研,以及随后在各地所征求到的意见,新闻出版总署决定按照刘云山同志的重要批示要求,把农家书屋建设作为总署和全行业2006年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这项工作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新闻出版界的不少单位也主动同地方联系,送书下乡,支持建设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的发展

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给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带来了重大机遇,也为各行各业支持农村文化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为了把中央精神落到实处,动员部署新闻出版系统做好服务“三农”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工作,2006年7月18日至19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兰州召开了全国新闻出版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座谈会。甘肃省委副书记陈学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励小捷,副省长李膺和总署领导柳斌杰、石峰、邬书林、阎晓宏都参加了会议。

我代表总署党组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全系统全行业服务“三农”工作的形势,肯定了各新闻出版机构在增加“三农”出版物比重、拓展农村出版物市场、积极开展“送书下乡”活动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时也特别指出,“三农”出版物数量偏少,结构不合理,农村需要的出版物选题十分欠缺,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求。针对这一情况,我突出强调:要以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为契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改进服务,坚持不懈做好服务“三农”工作,把农家书屋建设成为农民免费借阅出版物的服务网点、出版物发行网点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会上,总署提出了希望在2010年前全国建成20万个农家书屋的目标。

由于甘肃也是全国农家书屋的试点省份,座谈会期间,总署领导和会议代表考察了兰州市榆中县猪嘴岭村、邴家湾村、冯家湾村,定西市安定区康家庄村、北二十里铺村、李家堡村的农家书屋。在榆中县邴家湾村,走进集农家书屋、科技培训室、党员活动室于一体的村文化室,看到一排排摆放整齐、分类有序的图书,一摞摞写着村民姓名的借书卡,再听听村民对农家书屋的建议,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农家书屋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在村上建起了农家书屋,是新鲜事,很稀奇,以前我们村没有农民能看书的地方,以后我们不仅农闲时有去处了,还可以随时查查找找自己想看的书。”村民石小斌的这句话代表了农民群众对农家书屋的欢迎和肯定。猪嘴岭村村长李福林谈起本村的农家书屋来更是笑逐颜开:“书屋的建立改变了过去村民‘农忙时节汗水流,到了农闲就发愁,文化活动不开展,酗酒闹事没法管’的局面。”在我们去考察的这几个村的农家书屋,都有1000多册涉及农业科技知识、卫生保健、文化知识、少儿读物等各类图书,还有多种科学种植、养殖知识的音像制品,吸引了很多村民常到这里来阅读和观看。据介绍,我们在兰州召开座谈会时,甘肃全省各市、州已在304个行政村建起了农家书屋。我们从甘肃的试点中,进一步看到了农家书屋在全国广大农村美好的发展前景。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这次全国新闻出版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座谈会为起点,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由试点进入向面上推开的新阶段。

新闻出版总署有了对农家书屋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安排,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要争取农家书屋进入中央层面、国家层面的重要文化工程。到总署工作后,我有幸五次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去几个省市调研宣传文化工作。头一回去上海市调研时,在最后一次同当地领导同志的座谈交流中,李长春同志讲到了文化部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和国家广电总局的“广播电视村村通”等工程,唯独没提新闻出版总署正在力推的农家书屋。第二次跟着李长春同志去青海省调研时,我就向他请求,在讲话中也把我们的农家书屋加进去。李长春同志非常关心新闻出版工作,他果然在讲话中把“农家书屋”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广播电视村村通”等相提并论,成为农村五个基本文化工程之一。以后去吉林、广西、广东调研,他在调研结束前的座谈会上,每次都会讲到我们新闻出版总署的农家书屋工程。李长春同志对农家书屋的重视和支持,无疑对农家书屋在全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即中办发〔2006〕24号文件,提出要按照“政府资助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我管理,市场运作发展”的要求,支持农民群众开办农家书屋。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建成农家书屋2550家,其中2005年建设225家,2006年建设2325家。时近2006年年底,2007年3月将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进入征求意见和修改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向分管新闻出版工作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请示,希望能将农家书屋工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得到陈至立同志的同意。于是我就找到当时负责起草修改报告稿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魏礼群同志,请他支持新闻出版总署的工作,把农家书屋工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们看到《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时,农家书屋工程果然写进去了。总署党组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2007年1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的意见,他讲到报告稿还是长了,各部门总是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多写一点到政府工作报告中,看来还得下决心删掉一些。我担心在最后定稿阶段把农家书屋工程删掉,就在会后直接向温总理汇报请求在报告中保留农家书屋工程的内容。同时我又一次找魏礼群同志,请他支持。


2014年6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部分委员在贵州调研农家书屋(右六为作者)

2007年3月5日上午,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温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出抓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农家书屋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农家书屋工程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会后不久,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此后,农家书屋工程在新的起点上,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加快发展。

2007年4月下旬,我调离新闻出版总署,虽然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但我仍然关注着农家书屋工程的发展。我知道,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在中央、国家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闻出版总署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到2012年9月,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规划提前完成,全国共建设农家书屋600449家,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20多亿元,覆盖了全国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目前,农家书屋工程已进入提档升级阶段。为推动农村文化发展,财政部设立了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标准为每村每年1万元,其中2000元用于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为农家书屋的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农家书屋的前瞻

经过十多年的试点、推开和发展,农家书屋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工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农家书屋工程的实践和成果,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农村文化服务工程,保障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知识就是力量,文化改变命运。用知识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办好农家书屋,并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按照中央关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总体要求,推动农家书屋在新形势下的可持续发展。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之后,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工作上又有机会同新闻出版界建立了联系。2014年6月4日至13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调研组,赴青海和贵州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专题调研,我参加了在贵州的调研工作。调研中委员们高兴地看到,即便在青海、贵州这样西部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在这两个省的边远地区农村,都建有农家书屋,一般都有上千册图书,有方便农民看书的桌子、椅子,有较规范的图书借阅登记本,有的农家书屋还设有专职或兼职的管理人员。从总体上看,农村需要农家书屋,农民欢迎农家书屋。

当然,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农家书屋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向我们反映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农家书屋的图书配置不尽合理,一般性的出版物多,而农民群众喜欢的图文并茂、实用性强的出版物少。二是农家书屋的管理还需要改进,现在凡是有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特别是由农村退休干部、教师做管理员的农家书屋,普遍办得都比较好;而一些没有管理人员的农家书屋有点形同虚设,长年没有几个人去那里看书。

7月22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召开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题协商会,我在会上也听到了几位政协委员在发言中对农家书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这同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通过调研形成的一些工作思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实现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要求,提升农家书屋工程总体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农家书屋工程是最需要也最有条件实现标准化、均等化的。应当在推动基层文化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对农家书屋的出版物品种、数量、保障资金、人员、设施、管理等,从国家层面进行规范、完善。

二是从源头上抓好“三农”出版物的出版工作,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我们看到,现在农家书屋摆放的图书确有一部分是农民群众看不了、看不懂、用不上的。农民群众向我们反映,他们最愿意看的是图文并茂、实用性强的图书,如指导种植、养殖、农村建设、卫生保健以及普及文化、历史、法律知识类的图书,还有适合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少年阅读的文学艺术作品等等。而这些文化产品,需要从出版环节抓好选题、规划、编撰、设计、出版等方面的工作。有了大量适合“三农”需要的出版物,农家书屋配置的图书才能有读者、有吸引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时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数字农家书屋的试点工作,以适应出版业改革发展形势的需要,适应农村青少年读者的需求。

三是加强管理员队伍建设,解决农家书屋开放使用的问题。目前农家书屋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没有专职的管理人员,书屋开放时间不能保障,不能为群众提供服务。农家书屋建起来不容易,长期开放使用和管理好更不容易,必须落实管理责任,落实管理人员,落实管理经费。过去的经验证明,一个农家书屋,有一位专职或兼职的管理人员,尤其是有一位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退休教师、退休干部或热心文化公益服务的村民来管理,书屋就办得红红火火。在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应该把加强管理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加以解决。

四是引导农民开展读书活动,提高农家书屋利用率。建设农家书屋的根本目的,是依托书屋这个平台,吸引农民群众看书学习,增长科学文化知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国家和各地党委、政府花费这么大的财力物力把农家书屋建起来了,上千册甚至几千册图书堆在那里,如果根本就没有人去看,这无疑是一种浪费,成了“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因此,在继续抓好农家书屋的设施、管理等硬件工作的同时,要着力抓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营造浓厚读书风气等软环境建设。通过农家书屋公益宣传活动、农民阅读演讲比赛、读书知识竞赛、故事会等活动,引导农民群众和农村青少年走进农家书屋,多读书、读好书、常读书,发挥农家书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更大作用。

作为当年推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参与者、亲历者,我衷心希望这一利国惠民的民心工程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让广大农民群众受益,让广大农民群众满意。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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