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寻失落的古代文书、档案

2016-05-08 05:14:31


口 冯子直


西周逨盘

2002年2月,我曾经撰写过一篇题为《寻找失落的古代文书、档案——兼议建立中国文书档案博物馆的必要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我国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转介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我国古代具有文物性质的文书、档案。从2002年以后的13年来,我又注意收集我国考古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新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文书、档案,故又写下本文,以作为研究我国古代文书、档案载体的演变历史和古代文书、档案管理制度的参考。

西周青铜器铭文档案

2003年1月19日下午,陕西省眉县马家镇杨家村的五位农民在村砖厂取土时,发现了一处青铜窖藏,相继发掘出27件青铜器,分为七种,其中鼎12件、鬲9件、壶2件、盉1件、盘1件、匜1件、盂1件,每件青铜器上都有铭文,共计4000余字。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盘(逨盘)有372个字,最少的也有十几个字。通过铭文记载和专家释读,这些铜器除了盂的年代早至西周中期外,其他均为西周晚期周宣王时铸造的,其中12件鼎是在周宣王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铸造的(四十三年铸造的逨鼎多达十件)。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主要是记载一位单氏家族的历史,铜器的制造者是一个叫做“逨”的人(铜器的铭文还称他为“单五父”“叔五父”“单叔”)。逨和他的祖辈都是西周王朝的重臣。

在这些青铜器中,记录史实最多的就是那件“逨盘”,上面的铭文有372个字,记录了逨及其先祖相佐西周王朝历代周王平定天下、辅助朝政的事迹。“逨盘”铭文的内容大致如下:单氏家族第一代先人单公在辅佐文王、武王灭殷商后,对周朝所占有的土地进行国土治理;第二代公叔辅佐周成王管理国家;第三代新室仲帮助周康王处理朝廷事务;第四代惠仲 父辅佐周昭王、周穆王讨伐楚国;第五代先人零伯辅佐周共王、周懿王;第六代先人懿仲辅佐周孝王、周夷王;第七代先人龚叔辅佐周厉王;第八代,即在世的逨辅佐当朝天子周宣王治理朝政,并出任管理山林的官员。

出土的12件鼎上的铭文主要是纪念周宣王对逨的多次赏赐。四十二年两件鼎的铭文记载了逨由于征伐戎族打了胜仗并缴获了许多车马,俘虏了很多敌兵,周宣王赏赐了逨美酒和土地,以及逨对周宣王赏赐的感激之情。四十三年十件鼎的铭文内容大致相同,里面讲了周宣王为了赏赐逨,给他换了一个职务,逨从过去主管山林变成负责祭祀和法律行政的官员。铭文还记录了周宣王赏赐逨车马、马具、礼服、头盔的事情。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西汉简牍,确认为扁鹊失传医书

其他鬲、壶上面的铭文简单到只有一句话,以表示这些青铜器是为纪念谁而制作的。比如有两件壶上的铭文是“单五父乍朕皇考 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意思是逨为他的父亲做了此壶,以后的子子孙孙要好好保存。9件鬲(古代炊具)上的铭文则是“单叔乍孟媾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表示这些鬲是逨为其夫人而做的,希望后世珍藏。

在这批青铜器出土之前,还从未发现过一次追溯12个周王的史料,除了最后一个王——周幽王以外,这些铭文所记录的历史阶段,几乎贯通了整个西周,跨度200年左右。“逨盘”铭文证明了《史记》中所记录的西周历史及其他一些历史资料是可信的。“逨盘”和“逨鼎”铭文记录了逨为官受赏的诸多事件,从中反映出西周时代的征战、官制、礼制状况,对于后人更加细致和准确地了解西周历史、制度,有非常珍贵的价值。

2006年10月15日~11月18日,陕西省扶风县又先后发现两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27件(组),其中青铜礼器有5件编钟、2件大口尊、2件簋、1件鼎、3件斗;青铜兵器有12件铜矛,此外还有一组包含103个小件的车马器,一个汉白玉杖头,时代多为西周晚期。其中一对形制一样、纹饰也一样的大口平底尊,尊内有很多铭文,共有228个字,而且两件尊内部的铭文相同,是对铭,每件分别有14行114个字。在两件簋和一个编钟上也有铭文,共有27个字。文物考古专家解读后发现,此对铭与两件簋上的铭文,共同记载了西周晚期一个叫“琱生”的贵族向国家司法人员召伯虎行贿的内幕:2800多年前,琱生因大量开发私田和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正月的一天,司法机关再次到其庄园调查,朝廷指派召伯虎负责督办此案,于是琱生便采取贿赂召伯虎的办法,让其网开一面。西周厉王五年(公元前873年)九月,琱生向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青铜壶,通过她向召伯虎说情,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保证事情能够办成,琱生还给召伯虎的父亲送了一个大玉璋。在答应其请求后,召伯虎得到了一件朝觐用的礼器珪。据簋铭文中记载:到了第二年四月甲子的一天,琱生的官司有了转机。召伯虎对琱生说:“这场官司终于平息了,这都是因为我父母出面说了话。”召伯虎将判决的副本递给琱生,琱生再次送给召伯虎一块玉作为报答。至此,一场奴隶主权贵与国家较量的官司,最终以琱生的胜利而结束。

西周青铜器铭文,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但记载行贿受贿之事几乎没有。那么这种徇私枉法、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还要铸器记载,传于后世,这还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考证。

秦汉三国时期的简牍档案

2002年4月~11月,湖南的考古工作者在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的一座战国——秦汉古城的一号水井中,陆续出土了秦简牍36000余枚(绝大多数为木质、少量为竹质),约十余万字,属秦时县一级政府的官署档案。简牍纪年完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秦二世胡亥二年(公元前208年),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军备、邮驿制度、通邮记录、物资登记和运转、里程书、乘法口诀表等,范围涉及秦的内史、南郡、巴郡、洞庭郡、苍梧郡以及迁陵、酉阳等行政区域,内容涵盖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方面,为研究我国湘西乃至更广泛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有专家认为,里耶秦简牍极有可能是秦末战乱时,档案文书来不及销毁而随意弃置在井中的。古井中所出的简牍,其数量远远超过20世纪以来出土秦简的总和(此前出土秦简共七批,总共数不超过4000枚)。


清洗简牍

2003年11月6日~11月30日,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东街侧(距1996年发现大批三国吴简处直线距离仅95米),清理编号为J8的圆形竖井中,出土竹简1万余枚。据考定,这批竹简的年代可以定为西汉武帝早期,约公元前125年~前120年。简文所记只有纪年而无年号的情况,与文件记载相符。经初步考证,这批西汉简牍为当时长沙国定王刘发之子刘庸(公元前128年~公元前101年)在位时期的行政文书,大部分属于司法文书,涉及当时汉代的诉讼制度、法制改革、上计制度、交通邮驿制度和长沙国的历史、法律、职官、郡县、疆域等诸多方面。这是继湖北张家山汉代司法简书出土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这批竹简皆为当时的实用文书,绝大多数为官署文书。官署文书多为通行文种,包括下行、平行、上行等,内容大多涉及司法方面。下行文书包括皇室诏文,涉及皇后事宜等,多数则是长沙国及临湘县各机构下发给下属的指令性文书;平行文书多见各县、都官之间的往来文书;上行文书主要是长沙国及临湘等县及其下属门下、诸曹、诸乡上报各种情况的文书。

走马楼汉简司法文书所见法制史料,亦可印证西汉文景时期法制改革的史实,其中有多枚简是对传舍的调查实录,可看出当时的传舍依据不同的接待对象,设有不同规格的房屋及器具物品。此类文书对传舍的完损情况皆一一作了记录,可补充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传舍律》《行书律》及甘肃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见传置资料所缺,是研究汉代交通邮驿制度的珍贵史料。

2004年,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古井丁7出土简牍206枚,包括公文、书信、杂文等,年代约在汉灵帝(公元168年~公元189年)时,包含建宁、熹平、光和、中平等纪年。此批简牍数量虽不大,但提供了较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此批简牍所反映的文字面貌,对研究中国汉字书体演变极有参考价值。

2010年6月间,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与走马楼巷交界处东南角修建地铁过程中,在五一广场站的地下管道发现了近万枚简牍,其中既有竹简,也有木牍。简牍所载纪年文字为“永元十四年”“永元十五年”等,由此确认这批简牍为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年~公元105年)长沙地方政府的官方档案文书。该批简牍的发现,是继1996年长沙走马楼发现十多万枚三国时期孙吴长沙郡简牍之后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我国南方地区出土东汉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这次出土的近万枚简牍,对研究东汉时期长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2013年,湖南省益阳市区兔子山遗址一古井内发现了5000枚简牍。据考证,该遗址为西汉晚期益阳县衙署所在地。这些简牍完整地记录了战国末年至西汉、三国东吴时期古益阳县衙的运转情况,是我国罕见的古代县衙署档案实物资料。在简牍中,有一件六棱形的觚(当时的一种书写工具)上发现有“张楚之岁”的字样,为专家们打开了探视“张楚”政权的一个新的窗口。“张楚之岁”指的是陈胜起义的那一年,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秦灭之后,有一个短暂的“楚国阶段”,称为“张楚”,是陈胜、吴广建立的政权名称,意为“张大楚国”。这个历史阶段的记录一直缺失,这次发现对于研究陈胜、吴广时期的历史,以及判断整个湖南一带何时结束秦的统治很重要。

此外,这批简牍还记录了西汉“元始二年”( 公元2年)的经济犯罪案卷、西汉益阳县乡、里官佐的任免文件、三国东吴“嘉禾”年间(公元232年~公元238年)的钱粮出入账目等;司法文书则多是刑事案件审结记录,详细记录了文书产生的年、月、日,承办官吏职位、姓名,涉案人员,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判决结果,记录者书佐姓名等。

2013年,在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20余支西汉简牍,为四川地区首次发现。据分析,其中包括疑似失传已久的扁鹊派医书。


简牍

西晋简牍档案

2004年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郴州市市中心东门口基建工地编号为“J10”的古井中,发现1000枚左右古代木简,从出土纪年简的年号判断,为西晋惠帝司马衷时期(约公元290年~公元306年前后)。湖南郴州当时为西晋的桂阳郡。此次发现的晋简,其数量超过20世纪以来出土的晋简总和,而且其内容则涉及政治、经济、祭祀礼仪、邮传制度、吏员设置、田亩赋税等,俨然是桂阳郡的一处政府档案库,填补了我国国内西晋简牍保存的空白,为晋史研究提供了证史、补史之缺的珍贵资料。西晋为我国纸、简并用时期,东晋以降再也见不到简牍文书出土,而几乎全采用纸张了。专家对简牍中的一些文书进行解读后有一些新的发现:如我国古代有一种“表”,即臣向君所上的“章奏”,但“表”是什么格式,此前人们却一无所知,这次出土的晋简中发现了“表”的实物,在一片木牍上写有“太安二年七月癸酉朔廿日壬辰桂阳太守臣君”的文字,这应是桂阳太守向西晋朝廷所上之“表”,时间为公元303年7月20日。又如,一枚祭祀祝文的标题简 “右正月祠先农祝文”,是西晋桂阳郡“官祠先农”活动的真实写照,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祝文”的实物资料。 “先农”者,即神农炎帝也,桂阳郡将此作为郡政府重要文书妥为保管,正是祀先农活动成为国家祀典的体现。再如,一枚简牍上写有“谨条社稷猪羊贾如牒”。据专家考证,古代或许是用“条牒”(公示)的形式诠释礼文的书,上引简文很像“条牒”,是公布祭祀社稷用猪、羊价目的木简。据《后汉书·祭祀志下》记载:“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上述简文与“牲用羊豕”的规定完全吻合。此类文书之所以作为郡府档案保存,说明地方官署是民间祭社的组织者、操纵者和主祭人。还有一个简牍上写有“祖君来降灵驾楚楚歆享洁祀福禄”。这是家庙中祭祀祖先之文,文中的“享”即享祖神,即向祖先的神位进馔献酒的习俗。“歆”为叹息声,警觉神灵以享祭献。古人认为,不洁之物不可以用于祭祀,因而必须于祭前一日,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洗濯祭祀用具,并要使祭祀用的牺牲既鲜活又清洁,这便是“享洁”。“祀”则是“祈”的意思,最终祈盼祖先神明显灵,赐给子孙福禄安康。西晋时期,为保证政治统一,加强了对宗法礼制观念的的整顿,宗庙祭祀活动的规范,即措施之一。

此外,2012年8月,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一座古格城堡遗址的废弃洞窟中,发现了几十页佛经残篇和几本文书残卷。第一部分简略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吐蕃第一代国王聂赤赞普至公元9世纪末代赞普达磨的王统世系;第二部分较详细地记载了10世纪吐蕃王室后裔吉德尼玛衮前往阿里建立古格政权至11世纪下半叶古格王统的历史。

以上是我自2002年以来,紧跟考古工作者的足迹而了解到的一批已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文书、档案。实际上,从我国历史上以及20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帛书、简牍中,除了文书、档案以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我国古代的帛书、简牍典籍。这些简牍典籍的发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影响极大,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简牍学(或简帛文献学)。我专文转介发掘出土的古代简牍——文书、档案,是为了便于档案工作者、档案学家和更多的各界人士,了解研究古代文书、档案载体演变的历史和古代文书、档案的管理制度。为此我曾建议,由档案工作部门和考古工作单位等共同建立一个中国文书、档案博物馆,挑选古代至近现代以来各类载体的文书、档案,运用声、光、电技术予以展出,供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我国文书、档案载体演变发展的历史,了解我国古代文书、档案的管理制度等情况,以便更好地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书、档案文化,传承我国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

作者为原国家档案局局长、国际档案理事会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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