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有个中央医院

2016-05-08 05:14:26


我是1941年9月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的,1946年底撤离延安,当年我这个“延安娃”对中央医院并没有太多印象。直到我退休后,历时八年,先后拜访、采访了亲历过延安生活的333位老人,这其中包括115位曾在中央医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听他们讲述有关中央医院的往事并征集到1000多幅老照片后,中央医院的画面才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口 金 星

山峁峁的窑洞里,有个中央医院

中央医院是由中央卫生处组建,最初目的是为延安中央机关服务,所以先开始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一点没错。但据说毛泽东同志听说后讲,叫“干部医院”,老百姓有病看不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的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毛泽东同志为这所医院定名为“中央医院”,并为它题写了院名。因此,当中央医院于1939年11月7日正式成立起,就是一所为边区党政军民服务的医院。

建院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医院建在李家坬村的山峁峁上,陕北黄土高塬上寸草不生,荒无人烟,常有野狼出没;硕大的老鼠有一尺多长,横行无阻,就是白天也敢在窑洞里窜来窜去,许多孩子都被老鼠咬伤过。老人们回忆说,我们晚上值夜班就听见山上狼嚎,从窑洞里出来巡视病房,甚至可以看见山上一闪一闪的鬼火。那时的医生、护士年纪小,大部分都是从城市来的,真的很害怕。

李家坬的山很高,是从半山坡上开始打窑洞的。打窑洞是技术活儿,中央医院的窑洞是请陕北老乡打的,当时打一口窑洞5块钱,五六天就能完成。一切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大人、小孩都知道陕北的那首歌谣里讲:“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都可以派上用场。工作人员和病员都住在土窑洞里,四壁都是黄土。山上的各条通道都是土路,大路铺上石板。刮风时,黄土飞扬;下雨时,到处是泥泞的黄泥巴,粘在脚上一走一滑,一不留神就能滑下山坡去。茅房建在山坡上,脚底下垫上两块木板,借助山坡把粪便积在粪坑里。

冬天,窑洞里不论是病房、办公室还是宿舍,都是用木炭火盆取暖。病房里用的是石头凿成的方形石盆做火盆,也有的火盆是把铁盆或铜盆放在一个木头架子上,放上烧制过的木炭取暖,由值班护士负责烧好每间病房的木炭火。手术室和婴儿室采用地炕取暖,在地上挖出一道一道的沟,盖上石板,再砸上三合土,结实又干净。在窑洞外面烧火,热气通过地下再从后墙的烟道排出,室内温暖又清洁,要求挂在窑洞墙上的寒暑表保持在22℃。

工作人员的窑洞最简单,床用长条木凳当床腿然后支一个木头床板,被褥由公家统一发,外加一个木凳,有的小窑洞里连桌子都没有。最初的病床也是这样的木板床,可是摇摇晃晃的不牢固,还容易损坏。于是人们就到山沟里去锯些树桩,用三根树桩做成一个架子,一个横梁两条腿,腿的下端埋在土里。这样两个架子代替了两个长凳,搁上木板、铺上草垫就成了病床。床头柜是用木板钉成的一个两层板的简陋小桌,给病人存放简单的洗漱用具和生活用品,还不忘记在床头柜上钉上一个大钉子用来挂挎包。还有的床是用木头做成长框,两边打上洞,穿上麻绳,像南方的棕绷软床,垫上被褥就可以当病床,抬起来就是担架。当时在延安,担架非常有用,送病人上医院,接病人出院,把病人送进、送出手术室、产房,都要用担架抬,为此后来招收了不少能抬得动担架的男护士。

办公室里简易的办公桌、木凳、椅子、柜子,都是大家自己动手做的,很粗糙,木板式的病历夹挂在墙上。医院里最早的检查床、手术台也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妇产科的检查床比较特殊,是请木匠做的,简易的产床在拉产钳的时候常常随着劲儿往前移动,手就使不上劲。手术室里用的流动洗手装置是用汽油桶改装的。手术器械坏了自己修,没有的器械画了图到铁匠铺打制。例如摘除扁桃腺的小勺,打好后医务人员自己先试用,不合适再改。

整整一所医院在这座山上,全体人员的一切生活用品得全部由运输班运到山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需求,包括粮食、蔬菜、油盐酱醋茶、穿的衣服、盖的被子、烧的炭、病人用的药品,就连喝的水和洗漱的水,无一不是从山下运到山上。

当时运输的工具就是牲口和大车。煤,得去延安以东的杨山煤矿拉,往返60多里路程,要过八次河,河上又没有桥;窑洞里烧木炭取暖,一天就需要千余斤,得从40里外的梢山驮回来。此外还得经常下乡购买草料,收购鸡蛋、鸡等病号营养品,然后再运到山上。医院是用水最多的地方,当时延安可没有自来水,全靠驮水员从山下的延河里把水驮上山。他们把水一桶一桶从河里提上来,装在牲口背上的驮水桶里面,然后赶着装满了水的牲口驮上山,送到病灶、水灶(开水房)、大灶、中灶和各个作坊的水缸里存起来,供一天使用,每天得从延河里驮450担水,一年到头,一天都不能停歇。山上有一个洗澡房,但是没有洗澡的设备。夏天男同志到延河里洗澡,把衣服洗净,晒在河滩上,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女同志洗澡更困难,几个阿姨都说,那几年天冷的季节从来都没有洗过澡,打盆水到洗澡房擦一擦,洗洗头。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倒是现在无法想象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小油灯、消毒锅、沙漏计时器,都是“延安造”

窑洞里点的都是小油灯,豆大的火苗一点点亮。这种灯十分简陋,是个器皿就能当“灯”,所以花样繁多。用一个小盘或打破的碗碴,捻一个棉条,倒上麻籽油,棉条浸在油里,点燃棉条就是一盏灯。小油灯有粗陶的小灯盏,最“高级”的是有一个灯台,可以把油灯高高地支起来,照的范围大一些。办公室和少数专家给配一个煤油灯,用的并非“洋油”而是边区自产的土煤油,夏天稀,冬天稠,易结灯花还不亮,燃后的煤烟把灯罩熏得黑黑的,怎么擦洗也不得明亮。当时中央医院院部的院子里,高高竖着一个杆子,上面悬挂着一盏马灯来照明。护士值班巡视病房、发药时,也手提一盏小马灯。马灯可比小油灯亮多了,还有灯罩,所以不怕风给吹灭了,加上有提手,拿着也方便。汽灯只有在手术室和礼堂里才有,点的是汽油,特别明亮,这在当时的延安可是最高级的灯具了。

那时使用的注射器都是玻璃制品,每次用完后护士们都得把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贝”先小心翼翼地洗涤干净,再用蒸馏水冲洗,最后煮沸消毒,如此反复使用,直到漏气、漏液、磨损得不能再用为止。磨针头也是护士的一项硬任务,为减轻病人痛苦,做到无痛注射,已经用过无数次的针头,还要在磨石上仔细磨尖后再用,直到把针头磨短一节,实在不能用了才能报废。

当时,延安的医院里可没有一次性的敷料,几乎所有外科的绷带、纱布,还有婴儿换下来的脐带布、尿布等都要靠清洗、消毒后再用,直到用烂为止。有血渍的敷料,尤其是产妇用的接恶露的垫子都要先用草木灰浸泡搓洗,再用清水漂洗干净后送到消毒房消毒。

医院最离不了的就是消毒锅。初建的医院没有高压消毒锅,开始用的是汽油桶改制的蒸锅,把各种物品一层一层地码放好,盖上盖子,然后烧柴火锅用蒸汽蒸煮。一锅敷料得蒸足三个小时,一点不能马虎。尽管需要日夜不停地烧火消毒,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敷料感染事件。


中央医院病房办公室一角

在中央医院,护士测体温、数脉搏既没有秒表,也没有手表。于是刘允中大夫就用试管、药瓶制作了沙漏计时器,作成半分钟、1分钟等不同规格。每次护士给病人测体温、数脉搏、记录呼吸次数时,都带着沙漏,倒过来倒过去地计时。至于化验室用的采血针,其实就是经过消毒的蘸水笔笔尖。大家就是这么想尽办法,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自制医疗用具。

三分治疗 七分护理

总说延安缺医少药,奇缺到什么程度?我在曾任延安中央医院护训三班护士的骆行阿姨家里见过她保存的一个笔记本,里面用英文、拉丁文记满了当时中央医院所用药物名称。这本自制的“药物手册”按英文字母打头分类,记载了371种西药,包括碘酒、酒精、来苏、凡士林等,而像盘尼西林(青霉素)、百浪多息(磺胺)等这些常规抗菌药物,在中央医院的药房里都没有。此外还有38味中成药,包括健胃散、百咳宁、行军丹、壮尔神等。我作为一名医生,看到这些才真正清楚当时中央医院药物奇缺的情况。特别令我感慨的是,书写药名竟然用的是红药水(220)勾兑的“红墨水”,到现在也不褪色,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历史资料。70年的沧桑,一页一页发黄的本册也仿佛在向我们诉说那段岁月的艰难。

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护理工作被认为是医疗的重要环节,因此当时对护理工作极为重视,甚至是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延安中央医院在这方面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陪护,一切护理工作完全由护士操作。每到发药时,护士就带着温开水壶,直到看着病人把药服下工作才能离开。

小儿科是救治生病孩子的科室,有自己的药房,专门配置小儿的口服药;此外还有营养厨房,给生病的孩子调配膳食,就地取材制作各种菜汁、菜泥、肉汤、饼干、肉松,每一种食品都按照严格的制作方法,配成吃饭的处方。原中央医院大夫陈仲武珍藏着一本当年自己装订的花布面的《文摘》笔记本,其中记录着:

病历一:×××,慢性习惯性消化不良 2岁4个月,住院号5357。处方:

  上午6时:瘦肉汤面糊300~500毫升上

午9时:去脂牛奶100毫升、稠米汤100毫升、糖20克

中午12时:烂瘦肉汤挂面300~500毫升、肉汤煮青菜水100毫升

下午3时:煮绿豆粉200毫升、糖20克,或:蒸洋芋1~2个、枣泥1~4匙、蕃茄汁100毫升

下午6时:肉汤煮菜叶(吃时去叶)200毫升、蒸馍1~2片、软蛋或软蛋糕1个、菜泥或胡萝卡泥1~4匙

注:消化不良小孩,可逐渐加各种食物,但要随时注意大便情况,酌量增减。

老红军李鸿翔回忆说:“1946年4月份我在中央医院生下了女儿陈燕。当时我在抗大学习,每到喂奶的时间,警卫员就把娃娃给我抱来吃奶。冬天,只有十个月大的娃娃发高烧,得了肺炎又合并肠炎,一整天腹泻不止,到后来奶也不吃,眼睛也不睁了,于是赶紧抱到中央医院。侯主任一检查,说孩子严重脱水,需要住院治疗,先让我用小勺轻轻把孩子的嘴撬开,一点一点、不停地喂水。当时在延安没有任何输液装置,王大夫就用注射器在娃娃的腋下和腹股沟的部位注射生理盐水,一边注射一边轻轻慢慢地揉啊揉……第二天下午,医院敲钟开晚饭了。听见钟声,娃娃睁开了眼睛,我也看到了希望。”

当年在中央医院,产妇生产后五天不下床,因为卫生条件差,为了防止产妇产后感染又没有消炎药治疗,妇产科一直坚持给每一个产妇冲洗会阴。十几岁的小护士们三人一组,一个拿便盆,一个抱着一个陶瓷的温水壶,一个提着木制的便桶,每个产妇大、小便后就给做会阴冲洗,再把粪便倒在粪桶里。因此,每天这样巡回往返,成为妇产科最繁重的工作之一,但也正因为如此,在简陋的条件下使得产妇产后的感染率明显下降。

据我父亲、时任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金茂岳保存下来的四本婴儿出生记录统计,在延安的八年中总共接生3814个婴儿,还有两个本没有保存下来。妇产科接生的不少是老百姓的孩子。延安的陈玉英老妈妈曾指着她的大儿子对我说:“这就是在中央医院生下的娃,他是1945年10月11日出生的,今年也64岁了。在中央医院生娃不要钱,和队伍上的住在同一个窑洞里,用的被褥也一样,吃饭也和队伍上的吃的一样,有肉、有面,随便吃,管饱。生了娃给吃五顿流食,娃娃喂奶也都是护士抱过来。”所以,我们这些“延安娃”和老百姓的娃一样,都是在中央医院同一个产房出生的兄弟姐妹。

当年在延安中央医院,全院的床位总数也不过100多张。1941年延安流行伤寒病,到9月份,疾病成爆发趋势,病人就猛增到57人,给医院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内科也不得不收容传染病人,甚至连办公室也住进了病人。医护人员也病倒了不少。为了便于消毒隔离,紧急成立传染科,并从山上搬到山下大门口东面的平房窑洞区。公共卫生专家李志中和内科护士长杨先彬临危受命,分别担任传染科科主任和护士长。

传染科成立后,医护工作也开始制度化:每间窑洞病房的门口都另外挂着一件隔离白大褂,摆着一个洗手盆,盆里是每天都更换的升汞消毒液,出入病房必须穿隔离衣、洗手。带着沙漏给病人测体温、数脉搏。由于消毒药品奇缺,石灰起了大作用,既能粉刷墙壁,又能为大小便器和厕所粪便消毒。在传染科病房后面的山坡上有两间窑洞:一间是灭虱房,一间是石灰房。石灰房地下有一个石灰坑,上面架着棍子,把传染科病人用过的被褥搭在上面,下面点火用石灰“烟”熏蒸被褥消毒。

饮食是护理伤寒病人最关紧要的事情之一,因为伤寒病人的肠子已有多处溃疡,不易消化的食物残渣最容易导致肠穿孔危及病人生命,高烧、腹泻更是消耗水分和营养,造成严重脱水。可是延安当时没有静脉输液的条件,因此只能采取一日多餐的方法来补充丢失的水分和营养。在医生的指导下,护士们把猪牛羊鸡肉、猪肝、鸡蛋、蔬菜和米面等各种食材做成流质给病人喝,重病人还要一口一口地喂。病人到了恢复期,流质吃不饱,往往饿得发慌,此时就要费很多口舌,劝病人绝对不能乱吃东西,否则极易造成肠穿孔等惨剧。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护士们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异常繁重的护理工作。尤其当患过伤寒病恢复期的医护人员,得知自己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遇到抢救危重病人时,不顾自己病后体弱,争抢着献出自己的鲜血,给重病人作深部肌肉注射,让病人增长抵抗力,慢慢战胜疾病而康复起来。

无限艰辛换来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得到救治。正如中央卫生处处长、曾任中央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同志在《中共中央医院的四周年》一文中说:小儿腹泻肠炎的病死率8%,小儿支气管肺炎则是5%,明显低于当时一般所见的20%的病死率。妇产科在1940~1941年间收治565位产妇中仅死亡2人,死亡率0.36%,1942~1943两年中出院的893位产妇中无一例死亡。而同期中国产妇死亡率是每千人15人,北平协和医院1937年的产妇死亡率则为3%以上。本院产后染菌数只有1.2%,北平协和医院是4.8%。

可见,中央医院的医疗水平在当时国内也是比较先进的,真正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医院的模范。

在那些艰苦岁月里,延安中央医院用无疆的大爱挽救病人的生命,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没有人去续写它的光荣历史,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亲历者的离世,它将消失在后人的视线里。现在就是在延安,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个中央医院,更不知道那里发生的故事。延安有太多的历史值得挖掘、探讨、研究,中央医院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我想,揭开尘封的历史,把老人们对往事回忆的大大小小的故事拿出来晒晒,这就是最真实的延安生活,表述的就是最鲜活的延安精神,让后人知道当年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和欺辱,老一辈经历了怎样的贫穷和困苦,他们为什么要救国、为什么要奋斗。和那个时代相比,我们现在有了什么,又缺少什么。有了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才有可能圆我们的中华民族强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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