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三线情(下)

2016-05-08 05:14:45

□ 钱敏 钱海亮 刘晓晖◎ 口 述\高 芳◎整理



三线调整转生机

历史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此时,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国际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高,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979年10月,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紧张形势有所缓解。因“备战”的需要而掀起的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此时面临着怎样的境地呢?

钱海亮: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是我们三线军工企业最辉煌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国家的军品订货非常多,就我们基地来讲,所有工厂都达到或超过设计生产能力。但是到了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百万大裁军,军工这一块儿也压缩了。我们基地是当时七机部规模最大、配套最完整的,有二三十个工厂、几个研究所,老老少少加起来十几万人。这么大的一个基地,军品订货却几乎等于零。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国防工业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以军工为主的三线企业,无疑同样要遵从这一指示。然而,此时大部分三线企业都面临着市场、信息、技术、人才方面的难题。

钱海亮: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话好说,要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三线的基地普遍面临着几个大的问题。第一个是信息不灵。我们在山沟里,与外界的交流很少,1980年的时候连电视也没有,就是听新闻广播,拿到的《人民日报》还是三天前的。第二个是人才断档。我当年去的时候,我们基地的这些工厂里集中了国内一流高等院校的高才生,清华、北大、北理工、哈军工、北航、西工大、西安电子科大、上海交大……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我们毕业的时候,国家一声号令,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了。可是后来的情况不一样,“文化大革命”以后毕业的学生,有些人就不愿意来了。第三,技术、设备上的优势开始下降。作为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来讲,存在一个知识更新的问题,另外我们的设备也开始逐渐老化了。1965年开始建设的时候,是国内最好的设备,到了这时候已快20年了。当然,有一些设备还是国内少见的,地方企业到我们国防军工企业看了以后说,你们的机械设备真好。然而虽比当时的地方企业还是要好一点,但是相对来讲也开始落后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生产用的所有原材料都要从外面拉进来,产品再从山沟里拉出去,这一来一回,各种成本大大增加,没有市场的竞争优势。另外对市场的了解也很少,过去是计划经济,国家给我们下订单,现在我们要自己去找市场、找产品。

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三线的各种非议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一股全面否定三线建设的论调。

钱海亮:当时社会上就有说法了,说你看当年就给你们投了那么多钱,现在都亏损,国家又背上包袱了。当年就是包袱,现在又是包袱。说实在的,很多企业确实非常非常困难,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出现这种声音,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的就说三线建设是错的,国家拿出来两千多个亿,全国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现在搞成这样。我们听了心里非常难受,就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最起码一点,三线建设为西南、西北一部分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工业基础。

钱敏:有些人认为,要是把对三线的投入投到沿海地区,那效益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人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往往只会发出“事后诸葛亮”的感叹。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沿海地区搞大规模的建设。如果那时候不作好战争的准备,我们就可能不会有后来这样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况且,三线建设并没有那样糟。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近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93%的企业是建设成功或基本成功的。

三线建设该何去何从?1983年,针对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决策,对三线建设在企业布局、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造。12月,国务院成立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由鲁大东担任主任、钱敏和郑汉涛担任副主任。和20年前一样,钱敏再一次投入到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

钱敏:国务院三线办的任务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本着合理配置生产力布局,促进专业化协作,促进部门、地区、企业之间相互联合的要求,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在规划批准后,对规划的实施进行检查督促。

钱海亮:父亲那时候刚刚从四机部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鲁大中同志也从四川省省长位置上退了下来,郑汉涛同志原来是国防工办的副主任,他们都对西南的情况比较熟悉。国务院当时任命的这三位领导,三个人同岁,加起来虚岁是210岁。

针对三线企业进山很深、布局分散、生产生活不便的特点,三线办确定了调整原则:该关停的不搬迁、能迁并的不迁建,能就近搬迁的不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不向大城市集中。

钱海亮: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基地是航天部争取到三线调整项目最多的,第一批共有八个厂搬了出去。当时国家拿了一部分,大部分是靠我们自筹来解决。我们基地当时提出,这是一次发展机会,不能搞简单的异地平移、原来在沟里什么样搬出来还什么样。我们提出几个结合:第一,企业结构调整和搬迁结合。原来二十几个工厂,原封不动再搬出来二十几个工厂,有什么意义呀?为更有利于产品的生产,我们把一些工艺相近的工厂合并,数量没有那么多了。第二个结合就是把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搬迁结合。除了军工这一块,我们还根据民品生产规划,重新组合这些工厂。第三是把技术改造和搬迁结合起来,使生产能力、技术水平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我觉得只有按照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工厂搬出来以后,才能够发挥新的作用、取得新的成果,不辜负国家三线调整对我们的希望。我们搬了两次,第一次是搬到现在的遵义航天科技园,第二次是搬到贵阳小河。我离开基地之前,跟贵州省达成协议,贵州省给了这块地。搬出来以后,我们基地现在的情况非常好。

三线的调整改造,不仅仅是解决三线企业的困难,关键还是通过调整改造,让三线企业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才是三线调整的精髓、关键,而不是简单的异地搬迁。大多数三线单位在调迁中注意防止简单的厂址位移和产品的低水平重复。调迁与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结合,加快了技术改造以及军民结合的步伐。据统计,在实施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过程中,三线单位开发了3000多种新产品,实施了500多个配套技术改造项目,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钱海亮:我们“军转民”搞得比较早,1984年的时候我是副厂长,当时就开发了一些民品走市场。我们基地先后共开发了400多种民品,效益并不是很好。后来逐步意识到,我们作为军工企业,不能像一般的民品厂那样搞民品,而是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搞生产技术含量高的、一般企业做不了的产品。借助基地的设备和技术优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基地主要形成了十大民品,真正实现了“以民养军”。

在调整的时候,我们基地的科研没有被列入国家计划。科研在削弱,没有新型号的研制任务。后来我们这一届基地领导班子开第一次党委会的时候就定了一条:国家不让我们搞科研,我们就自筹资金搞。到后来,我们研制的产品正式列装了。国庆60周年天安门阅兵庆典上的“红旗—12”地空导弹方队,那就是由我们基地自筹资金搞科研的一个成果。

刘晓晖:坐在电视机前,我们有一种特别欣慰的感觉。当初研制的时候也是一直过不了关,克服了很多关键的技术难题。所以真是觉得,三线这几十年,苦也苦过了,难也难过了,傻也傻过了,乐也乐过了。

钱海亮:我亲历了三线建设的初期和后来的调整,我觉得三线调整改造这样一个指导方针是非常正确的。没有三线调整改造,哪有我们基地的今天。调整改造前我们非常困难,我们基地是航天系统搞民品搞得最好的,一年也才十几个亿的销售收入。现在是一百多个亿,根本没法比。我们的产品都是国家急需的,如石油开采的仪器,现在国内所有的油田都是用我们生产的。大功率的液力变扭器,过去都是进口生产的,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取代了。核电站所用的核级、大型的铸件和锻件,也由我们基地成套提供。航天产品从飞船、导弹到卫星,上面所有的微型特种电机,还有所有的小的电器元件,也全部由我们基地提供。还有现在搞的特种改装车,总后的野战医疗车、救援车,也是我们搞的。现在,我们的一个产品几乎就能相当于当年所有军品的产值。

我们这些经历了三线建设的初期和后来的调整改造的三线人,确实忘不了这三位加起来200多岁的老同志。是他们领导了整个三线调整,让工厂通过搬迁,继续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作用。

苦中作乐的三线生活

三线建设不仅承载了国家的战略、国防科工的布局,更是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三线人的命运。三线建设期间,在国家的号召下,数百万青年人离开大城市,扎进深山。这些年轻的三线建设者,不仅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更是将一生与三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钱海亮,钱敏之子,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固体导弹发动机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的航天部〇六一基地,在三五三三厂先后做木工、钳工、机修班长、车间技术副主任、车间主任、生产计划科长、生产副厂长。1985年调到〇六一基地机关,先后任生产处副处长、处长,基地副主任(贵州省航天管理局副局长),1997年调离基地。钱海亮夫人刘晓晖,钱海亮大学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与钱海亮分配到同一个工厂,1986年调到〇六一基地机关,1990年起先后担任基地技术处副处长、处长,1999年退休。

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钱海亮和刘晓晖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大三线。他们在那里结婚、生子,一干就是二三十年。从修路、拉电线到打地基、盖厂房,他们作为第一批三线人,参与了工厂的最初创建。

钱海亮:我是1969年毕业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晚分配一年。父亲从牛棚里出来重新工作后,对我分配上的限制也就解除了。按理说我家在上海,我们班又有四个上海的名额,但是后来分去上海的四个人没有一个家是上海的。刚到三线的时候还在“文革”中,当时,知识分子被当成臭老九,我被分到木工班当工人,“文革”后才逐步走到技术和领导岗位。

正在为三线建设日夜操劳的钱敏,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要到三线工作,连说“蛮好”,勉励他一定要好好干。

刘晓晖:自己拿着档案材料、户口还有粮食关系去单位报到。如果不想去,自找出路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没有,因为家规很严,不允许跟老爷子提出任何要求。我到了贵州,生完小孩后,因为潮湿得了皮肤病,就跟老爷子说,您只要同意,帮着说句话,我们可以找找人,就可以回北京了。老爷子说:你们两个都是学导弹的,离开基地的话不就是脱离专业了嘛。我一听就知道了,他不愿意为我们说这句话。

我们尽管是“文革”期间毕业,但是该学的基础知识基本上都学到了,在学校那几年,我们没搞“四清”,也没参加军训,功课学得很扎实。刚到三线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是拿相当于四级工的工资,师傅就说了:既然拿这个级别的工资,就给你四级工的一点活儿干干。结果没能难倒我。几次下来,师傅就给竖大拇指了。

与献身三线的热情同在的,还有年轻的三线拓荒者不得不面对的来自现实生活的考验。与之前大城市的生活相比,深山里不仅人烟稀少,还有他们从未经历过的贫穷。

刘晓晖:我们到厂里报到的时候,坐着大卡车,经过蒲老场的时候,我一看,他们生活还不错啊,吃的蛋炒饭,还放了点肉末。司机是当地人,跟我说:“什么肉末,那是辣子哦!”原来是苞米碴和白米和在一起蒸的饭,加上干辣椒和豆瓣一起炒的。

钱海亮:见到老百姓穿着长衫,手里拿个一米多长的大烟袋杆当拐杖。没见过的,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刘晓晖:冬天穿棉袍,夏天把里面的棉花掏掉,把袍子卷起来,接着穿。小孩都没有鞋穿,那么冷的天,就光着脚,冻得通红。我们穿剩的衣服就都送给他们。

伴随贫穷而来的,是落后乃至难以想象的愚昧。


钱敏全家福

刘晓晖:老乡非常淳朴,卖鸡蛋,串起来卖,一串多少钱;卖鸡不管大小,一只一块钱,没有度量衡的概念。是我们内地人去了以后,带着小秤一勾,买大的、买重的,老乡才逐渐知道。

钱海亮:三线的青年工人工资很低,一个学徒工才十几块钱,转正以后也就三十几块钱。去买鸡蛋的时候,1个蛋1毛钱,10个蛋1块钱,20个蛋2块钱,这个老乡是知道的,22个蛋多少钱就算不清楚了。把老乡搞糊涂了以后,小青工就赚点便宜,多弄几个蛋。

刘晓晖:老乡搞不清楚了,说“干脆一哈哈去吧”,就是一堆都拿走。

钱海亮:老乡最快乐的日子是赶场,也就是赶集。五天一场小集,十天一场大集,从山上下来,背篓里放点辣椒、鸡蛋。在集市上卖掉以后,换的钱买点盐巴、酱油,然后到小酒馆里,四毛钱一斤的苞谷酒弄上二三两,坐那儿边喝边看着大家来回走,再晃晃悠悠回去。曾经发生一起人命案,一个人拎着一瓶酒在河边走,另一个人看中这瓶酒,一块石头敲过去,人倒下了,这瓶酒抢到了手。那时候一斤酒是四毛钱。

在经济、交通、信息等几乎一切都与外界隔绝的深山老林里,年轻的三线人以苦为乐,度过了他们别样的年华。

钱海亮:怎么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呢?我们基地是上海包建的,上海定期用军用车皮往山里运,有鱼、肉,有生活日用品,甚至连卫生纸、扫帚都有。孩子没有牛奶吃,我们就想办法,托人出差的时候从上海、北京带回来。大家形容那时候出差是“出门像公子,下车像兔子,买东西像疯子”。出去的时候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下车以后到处找住的地方。那时候没什么旅馆的,我出差就在澡堂子里睡过。然后看到什么都要买回去,不光自己带,还要帮别人带。

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肉吃。我俩的户口都是工厂里的集体户口,就我女儿一个当地户口,一个月能分到三两的肉票,后来涨到了四两,每个月走上七公里路到县城买肉。

刘晓晖:还好那时候贵州“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那么彻底,老乡的鸡、鸭、蛋什么的都拿到厂里卖。我们每个星期天早晨起来就提溜着篮子到河边买。那时候没有冰箱,红烧一下,做得咸一点可以多搁一两天。

钱海亮:我们那时候做东西很讲究的,我烧的红烧肉可以吃一个礼拜。

刘晓晖:尽量把生活安排得好一点,也是苦中有乐吧。

青春、终身与子孙

三线建设是一次大开发,更是一次大移民。它所带动的,不仅仅是内地工业文明的进步,更是文化的碰撞。小到饮食习惯,大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三线人在拓荒的同时,也充当着现代文明使者的角色。

钱海亮:如果没有三线建设,这些地方别说工厂,根本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电是我们拉进去的,自来水也是我们解决的。贵州原来蔬菜的种类很少,我们厂来了以后,建了三个蔬菜生产队,不仅带去种子,还把种植方法教给当地老百姓。老乡原来不吃鱼,我们去了以后他们才学我们打鱼吃。我们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子弟小学和初中,基地又集中办了几所高中。从山沟里搬出来以后,我们建了一所航天中学。后来工厂不办学了,我们就把学校交给了地方。直到现在它仍是当地最好的中学。

刘晓晖:你把三线建设这个事看全面了,就会越来越觉得,这是把一个种子带到那个地方去了,是很全面、很好的种子,在那儿生根、发芽、长大。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口口声声说自己“傻”的两个人,神情里更多的是坚定与无悔。都说三线人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完终生献子孙”,当我问起他们时,他们的口吻里充满了对现实的无奈。这种无奈,透露出了为三线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终身乃至奉献了子孙的三线人的真实感受。

刘晓晖:我俩是生在战争年代,长在三年自然灾害,读书是“文革”,分配是三线。拿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我们当时是傻,但是当时,“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就是我们最真实的想法。我们两个人到三线去,在三线一直工作30年才退休回来。我现在拿的是三线的工资,在北京生活。要看病的话,门诊费一分钱不能报销,大病住院给报销一部分,自己先垫上钱,完了再回贵州报销。

钱海亮:我们还算可以。真正受苦的是一些老工人。我们工厂有一个昆明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比我们年龄稍长一点,老婆没有工作,后来到厂里当家属工,三个孩子也都在工厂里头。工厂现在比较困难,所以这位老同志家里负担就比较重。我相信很多三线企业都有这样的,自己留在厂里,孩子也都在那里,就等于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确实是非常苦。

刘晓晖:我们好多回来的同学,都是因为自己孩子在北京工作。北京市有政策,可以带父母户口。老爷子一点没有出过主意,他一辈子就是全心全意地奉献,不管什么时候,没有为自己的。没有为家人工作调动,为了房子、票子的问题说过一句话,真是老革命,我最佩服的老革命。我经常跟我爱人说,你们的父母把你们生出来,就是交给国家作奉献的。老爷子的思想境界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说起来我俩也算思想比较进步的,可和他没法比。老爷子心态特别好,我俩退休回北京以后,每到周末回去陪他,他总是说,一家子其乐融融过着小康生活,这样的日子就非常非常满足了。

让人欲语还休,让人欲罢不能,或许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无论如何,历史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若干年后,会有更多的人回忆起历史丰碑上的三线人,也会有更多的人像他们一样,义无反顾地为了祖国奉献自己的一切。

钱海亮:作为三线建设本身来讲,已经成为历史了。其实,现在搞的西部大开发,实际上也是一种布局调整,只不过不叫三线建设。这新一轮的西部建设采用的方式跟原来不一样,指导思想不一样,但是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布局来看,依然是要解决沿海和内地的问题,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发展的平衡这么一个目标。也还是会有人和我们当年一样,要从沿海到内地去的。希望当代有志青年像当年搞三线建设一样,投入到西部大开发中去。■(完)

本文有关钱敏的史料及口述文字,部分来自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根据钱敏本人口述记录整理的《回眸人生——钱敏回忆录》,部分来自北京电视台“我爱你,中国”纪录片摄制组提供的采访素材,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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