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同志功不可没

2016-05-08 05:14:38

□ 辛文


李井泉(1909—1989)

我第一次见李井泉同志是在山西临汾。当时他任晋绥分局书记兼党校校长,来党校讲过课,我那时在党校担任教员。他的江西口音很重,不留神还听不大懂。解放军南下时,我随部队到了四川,先是在西康省工作,后来川、康合并,我就来到成都,长期在省计委工作。因为工作原因,我曾作为工作人员,随李井泉同志到北京、上海、北戴河等地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与他有过多次接触,对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秉持公正的为人处世特点,印象很深。

狠抓农业和三线建设

四川是农业大省,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生活一直是省委和省政府关注的大问题。李井泉同志对农业最关心,对农民也最关心。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像他这样重视农业、抓农业的,在全国各省一把手中还不多见。他经常到省内各地检查工作,走的最多的是农村。省委开会研究问题,农业也常常是讨论的主要议题。1963年,为了解决四川棉花问题,他还在省委书记院亲自种棉花试验田。在他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四川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虽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粮食减产,人民生活受到影响,但此后四川农业恢复很快,粮食、生猪等产量跃居全国榜首,这与他长期重视农业、狠抓农业是分不开的。

四川三线建设取得成就,李井泉同志是有贡献的。1964年,中央决定在西南、西北开展三线建设,其中主战场就在西南,攀钢、成昆铁路等重大项目都是在那时开工修建的。三线建设的起因虽然是为备战,但实际上对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它打下的基础,为后来这些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西南三线建设刚刚起步时,具体执行机构是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李井泉时任主任,程子华、彭德怀、钱敏、阎秀峰等任副主任。李井泉同志为抓好三线建设,不仅常到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基层干部,鼓励慰问工人,同时还不断向中央领导汇报,与国务院各部委沟通,争取到大量建设资金。四川作为西部一个省,能在当时争取到中央那么大的支持和财力投入,和李井泉同志的努力分不开。当时负责三线建设领导工作的余秋里、吕正操等同志都是抗战时期他的战友,对他的建议和请求都尽量给予支持。虽然西南三线建设到“文革”前只实施了两年,但大多数项目起步快,总体计划开局良好。实事求是地讲,取得这些成绩,作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的李井泉功不可没。

顾全大局

1959—1961年,中国发生三年自然灾害。许多省份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全国吃饭都成了大问题。记得是在1960年,我随阎秀峰同志到北京开会,周总理亲自给他打电话要求从四川调粮。阎秀峰解释说,四川粮食供应也很紧张。周总理语气非常坚决:“你们都有理由,你不要再给我讲什么理由,调粮全国都需要。不保全国保谁?京津沪已没粮食了。”至于说因调粮而出现浮肿及饿死人的事,各省都有,江西省委原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写的书上就有记述。四川死了人,江西等省也死了人。有人说饿死1000万人,这是不准确的。总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调粮是一个全局的问题,把责任推到一人身上是不妥的。对李井泉同志,我们应公正、公平地评价他。宋平同志2002年来四川时,我受省委的委托陪同他去了乐山、西昌、攀枝花等地。宋平同志对我谈起李井泉,他说,李井泉同志在调粮问题上是顾全大局的。我认为,他这句话非常中肯。

勤俭节约,为中央分忧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办公楼都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省委的办公楼是原励志社的三层楼,楼梯和地板是木制的,踩上去嘎吱嘎吱响。省政府的办公楼年头更久,均属年久失修。50年代后半期,中央考虑到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办公楼太旧,曾给四川拨款7000万元,翻修省委和省政府办公楼。但李井泉同志考虑到当时中央财政并不宽裕,日子不好过,就没要这笔款。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就一直在旧楼办公,一直到80年代才盖了新的办公大楼。不仅办公楼破旧,公务用车也很紧张。直至“文革”前,省计委只有两部公用小车,而且很旧,一部是华沙牌,另一部记不清是什么牌了。四川省级部门如此节俭,与李井泉同志及其他省委领导人厉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20世纪70年代初李井泉(左二)视察工厂

工作从来是第一位的

记得1961年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我和李斌随同李井泉同志去开会。会议结束后,我们坐飞机离开上海去重庆。起飞后不久,得知重庆地区有雷阵雨,飞机无法降落,要么返回上海,要么在上海附近一个城市停留等待。当时杭州也因雷雨不能降落,飞机只好落地南昌。

到了南昌,按通常惯例,对于像李井泉同志这样级别的领导人,应通知江西省委。但李井泉同志不想惊动省委领导,就在机场候机室与同乘飞机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聊天,与王任重的儿子下棋。等到下午6点,机场通知飞机仍不能起飞。直到这时,他们才通知江西省委。我们陪同王任重同志乘车前往省委安排下榻的宾馆住宿一夜,而李井泉同志却同夫人肖里连夜赶往距南昌80公里的临川县。

临川县是李井泉同志的故乡,他自从1927年8月参加革命后,从未回去过。因为决定下得突然,他们没通知省委就乘车去临川了。我想,他这么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一定会在临川同家人多叙一叙。没想到第二天一早7点,我们抵达南昌机场准备登机时,李井泉夫妇已在候机室等候我们了。我一算,他们昨天傍晚才动身,今早7点之前就赶了回来,在老家总共待了不到半天。一别30多年,头一次回家竟来去匆匆,真叫人难以置信。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没能回到老家仓下村,因为下雨乡村道路泥泞,车根本开不进去,只能在唱凯公社停留一下。村里仅有少数人赶到公社与他见了一面,大部分乡亲他都没见到。如果他早通知省委作安排,回老家看一看应不成问题。但他不愿意因私事打扰别人,更何况天色已晚。

次日凌晨,他们5点钟不到就起身赶路,直奔南昌机场,因为李井泉同志不愿耽误更重要的工作。按照原计划,我们离开上海起飞重庆,赶赴重庆开会,研究重庆钢铁厂的问题。在李井泉同志的头脑里,工作从来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只好带着遗憾,与久别30载的老家仓下村擦肩而过。

李井泉同志在四川17年中,辛勤工作,艰苦奋斗,为四川和西南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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