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016-05-08 05:14:36

□ 尹承德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8日,他在访问印度期间同尼赫鲁总理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将“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是1954年6月访问印度期间周总理和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右一)、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右三)、总理尼赫鲁(左一)合影

今年6月是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下简称“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建立在国际公理与正义基础上的崭新国际法理,是对建立在列强横行、弱肉强食基础上的旧国际法理的彻底否定,开启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周恩来总理是“五项原则”的首倡者和忠实实践者,在中外国际关系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提出和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人

周恩来总理很谦虚,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但摆在人们面前的历史事实却说明,他的确是。通常的说法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这也是事实,因为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周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在1954年6月先后发表联合声明确立的。但周总理是其中的创意者、发起者、牵头者。

早在1953年12月中印两国代表在北京举行关于印度与中国西藏的关系,即解决印度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问题的谈判时,周总理在接见双方代表的谈话中就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从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10月12日,他在中苏《联合宣言》中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把“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从而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完全正规化。)还说“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两国之间“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解决”。周总理指示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要坚持将“五项原则”作为双方谈判的指导原则,并将这些原则载入最后通过的文件中。

由于印方赞同周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谈判进展较为顺利。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署了中印《关于在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方同意放弃英国殖民当局遗留给它的在西藏的特权,确定印度和西藏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尊重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周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作为谈判的指导原则载入协定之中。

关于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将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准则,周总理也起了关键和首要的作用。因为五项原则不是由三国总理在一起开会协商确立的,而是由周总理分别同尼赫鲁和吴努进行会谈确定的。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1954年2—7月)期间,周总理在同美国等西方大国较量的过程中,深感必须用中印在处理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上运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西方列强作斗争,才能更有效地维护新兴国家的独立与主权,这就需要将五项原则提升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为此,周总理利用休会之机,不顾劳顿颠簸,于1954年6月28日访问印度,同尼赫鲁总理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将“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并指出中印两国“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第二天,即1954年6月29日,周总理又马不停蹄地访问缅甸,同吴努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也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中缅两国关系和两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正式问世。

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的”,印度对此“表示欢迎”。周恩来总理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父的地位将永载史册。

主导万隆会议,弘扬“五项原则”精神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会上通过的亚非会议宣言写入周恩来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万隆会议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排除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出席的第一场大型国际会议。中央极其重视,希望此会成为亚非新兴国家团结反帝、反殖的大舞台,也希望能借此舞台弘扬“五项原则”精神,谱写国际关系新篇章,遂决定由周恩来总理率团与会。

作为新殖民主义代表的美国反对召开这次会议,尤其害怕新中国与会,所以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活动。仰承美国鼻息的蒋介石集团也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恐怖袭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意在谋害周恩来总理。爆炸案发生后,中央领导考虑到周总理的安全,建议改由陈毅副总理率团参会。但周总理从亚非团结合作和扩大中国影响的大局着想,毅然坚持参会。

会议进程极为曲折复杂。美国派出了由70多人组成的“记者团”,这些所谓的记者在会下大肆活动,挑拨离间,制造纷争,搞破坏分裂活动。29个与会国情况各异,其中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六个,不少是美国主导的条约组织成员或亲西方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甚至抱有敌意。它们数量不多,但能量很大,在会上大放厥词,甚至当面攻击中国,比如说社会主义国家“独裁”、搞“新殖民主义”等等。锡兰(即现在的斯里兰卡)总理科特拉瓦拉竟提出中国应要求各地的“共产主义团体自行解散”,甚至要求联合国“托管台湾四至五年后”让台湾“独立”。多数国家代表对此沉默以对,莫衷一是。



就在会议偏离正道、将要步入邪路的关头,周恩来总理如中流砥柱,力扼狂澜。他不照本宣读主旨讲稿(只将其在会上散发),而是有针对性地作了三次即席发言和进行了大量个别谈话,对那些错误以至挑衅性言论不作严厉的回击和批驳,而是明确但委婉地表达不同看法,耐心细致地阐明中国的观点,既立场坚定,又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特别是他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思想,成为会议的亮点,振聋发聩,激浊扬清,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和激赏,成为把会议引向成功的一把“金钥匙”。周总理雍容温雅的气度、博大宽厚的心胸、敏锐深邃的思维、深入透彻的说理和克己礼让的风格,倾倒了所有与会者,在会场上,在雅加达,掀起了一阵“周恩来旋风”。在他三次即席发言后,会议再没有出现大的杂音,而是回归到亚非新兴国家团结反帝、反殖的正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独立国家反帝、反殖,维护自己独立、主权的锐利武器,理应成为以反帝、反殖为宗旨的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这也是周总理与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他在会上一再强调五项原则的重大意义,建议将其作为核心内容列入会议最后文件。但黎巴嫩代表节外生枝,提出“和平共处”是共产党语言,不同意中国的主张。在其他与会代表普遍赞同五项原则而有个别代表反对的情况下,周总理采取灵活的态度,同意将“和平共处”改为“和平相处”,将“五项原则”扩增为“十项原则”。与会代表对周总理这位大国领导人能照顾和采纳一个小国代表的意见感到由衷钦佩,一致赞同周总理的意见和建议,“十项原则”从而载入了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中。万隆会议“和平共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扩充和延伸,前者是后者的姐妹篇,两者相辅相成,都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法理基石。



周总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高超的战略家的才能和谋略,非凡的外交家的风度与魅力,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引导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连采访会议的一个美国记者也认为,周恩来的发言是会议走向成功的转折点,说周恩来“改变了会议的航向”。国际舆论更是高度评价周恩来,说他是举世瞩目的万隆会议的“真正灵魂和主角”。

反对和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五项原则”问世之初本是用来指导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但后来也用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1956年波匈事件后,周总理在同年11月1日发表的一份政府声明中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周总理的这一论断源于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本质特征。民族平等、国家平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基于此,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有大小强弱之分,但都是兄弟国家,在国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也只能以五项原则作为指导。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应以平等态度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成为遵守五项原则的表率,但它却以“老子党”自居,竭力控制兄弟国家,甚至武力相向。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周总理和中国政府的坚决抵制与反对。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时,周总理和其他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就亲自做过苏共中央的工作,指出苏联的大国主义思想和不尊重、不平等对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引起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建议它“扫除大国主义”,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当时苏方迫于形势,采纳了中方的建议,于同年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犯了损害“平等原则”的错误,表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等于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随即于11月1日发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对苏联予以支持。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的“宣言”言不由衷,在因波匈事件造成的困难过去以后,其大国主义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在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突然发难,大肆攻击阿尔巴尼亚的内外政策,粗暴干涉其内政。参会的近百个兄弟党代表团有的附和,大多数则沉默不表态,唯有周总理挺身而出,为阿鸣不平,在向大会致辞中严肃批评苏方的做法不符合兄弟国家的“平等原则”,是“片面的”、“不公正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并没等大会开完就愤然离苏回国,用自己的言行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划清了界限。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也曾针对中国。1958年,为了控制中国的国防,赫鲁晓夫跑到北京,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被毛主席、周总理当场严词拒绝。他们指出,中国无比珍惜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染指。陈毅外长气愤地说,中国决不当“卫星国”。赫鲁晓夫碰了一鼻子灰,这也为中苏决裂埋下了伏笔。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构成对中国主权和安全的全局性威胁,两国彻底交恶,还发生了两场流血冲突。双方之争已超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范围,而上升为称霸与反霸的严重较量。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苏方接受了中方关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两国关系才得以重新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

一大外交突破:同美达成“五项原则”共识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超级霸权帝国,在它的字典里对待其他国家从无“平等”二字。它与别国的关系也无“五项原则”可言,只有四个字:居高临下。但是也有一个例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在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的《上海公报》中,明文载入了“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同意将“五项原则”写入与别国的联合公报,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同尼克松访华一样,大出国际社会之所料,被认为是中国了不起的成就。尽管美方后来在行动中没有完全兑现其承诺,但它在公报,即双边国际协议中作了这样的认可,就不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就不能完全背离五项原则而肆意妄为。

美国当时同意签署这一公报,固然同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其战略处境有关(亟需借重中国对抗苏联日益增强的威胁与挑战),但也同周总理卓有成效的努力分不开。周总理始终坚持用五项原则指导中美会谈。针对美方有意或无意的回避态度,他从时代特点与两国战略利益出发,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无可辩驳地诠释了中美关系只能建立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必要性。正是周总理高瞻远瞩的倡议、锲而不舍的坚持、直指人心的雄辩,折服了美方,使之最终认同了中方的主张。

中美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周总理要求尼克松总统遵循五项原则,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方却对这样的措辞感到为难。正在双方相持不下时,基辛格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双方都能接受的提法:美方“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异议”。周总理对基辛格的急智巧思颇为欣赏,对他提出的表达方式予以认可。美方还在“公报”中“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这样,等于美国承认了“一中”原则和确认了从台撤军的目标,从而为1979年中美在五项原则基础上正式建交创造了条件。这是周总理为中国外交建树的一大伟业。

中缅“胞波”情深:实践“五项原则”之范例

周总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创者,也是忠实实践者。他在处理中国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时,都认真恪守五项原则,但在实践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强调的重点又有所不同。对那些强权国家,他保持格外的警觉,对其违反五项原则的行为坚决予以抵制和斗争;对第三世界国家,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决不允许中国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与行为,始终给对方以尊重与体谅。其中,他处理中国同缅甸的关系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和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国内情况比较复杂:有缅甸共产党的武装活动,也有国民党残余部队的盘驻,还有众多的华人侨居,并且与中国还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这些都使它增大了对新中国的戒惧心理。缅甸一著名学者就曾直白地说过,缅决定“首先承认新中国的背后是对侵略的恐惧”。所以,处理好对缅关系,确保中缅世代友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邻国有示范效应。为此,周总理主动赴缅甸同吴努总理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实践中率先垂范。

首先,他亲自抓中缅边界问题,使之得以妥善解决。他定下了互让互谅、友好协商、公平合理的方针和不多占缅方领土、宁肯我方吃一点亏的原则。他说:“就边界问题来说,重要的在于我们应该做到使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而不在于我们必须多占一些地方。”缅甸对中方这种公正、宽厚的态度和做法非常满意,1960年10月1日与中方正式签署了中缅边界条约,解决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侵扰而造成的两国复杂的边界问题。周总理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说这“为世界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光辉范例”,“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胜利”。

其次,在处理对缅问题时,宁可本国受点委屈,也决不侵犯缅甸主权。国民党军队内战失败逃离大陆时,有一残部几千人窜入缅甸境内,缅方无力将其驱逐出境。这股残军不时越界进行骚扰破坏,国内有人主张越境追击,以绝后患。周总理从中缅关系大局出发,坚决制止这样做。他说,我们只能在境内严加防范,决不能越界一步,否则就是侵犯人家的主权。为了彻底打消缅甸的顾虑,中国政府还同缅甸政府在1960年1月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给缅方吃了定心丸。对中方这种真诚友好、处处为缅方着想的态度,缅甸政府和人民极为感动。


周恩来(左一)会晤缅甸总理吴努(左二)

再次,周总理还曾对缅承诺“不输出革命”及不干涉其内政。上世纪50年代,缅甸共产党比较活跃,且同一些在缅华侨有联系。缅政府对此心存担忧,担心中国支持缅共的斗争,进而加剧缅甸内乱。为打消缅甸的顾虑,周总理在1956年访缅时承诺中国决不会这样做,不会输出革命,因为“革命不能输出,输出必败”。两国总理还在共同签署的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公报中,前所未有地载入了“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等高端政治内容。周总理还向缅甸领导人郑重申明,中国不主张华侨拥有双重国籍,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不能参加缅非法团体或活动,包括不能参加共产党及其活动。中国切实履行了中缅联合声明和周总理所作的承诺和宣示,从未干涉过缅甸的内政。因此,缅甸政府和人民始终把中国视为可以信赖的好朋友。

缅甸总理吴努在一次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见中说,他把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看作是“大哥哥对小弟弟的启发”,毛主席却说:“我们不是大哥哥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兄弟。”形象地表达了中缅关系是完全平等的睦邻友好关系这一事实。缅甸领导人深有感触地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对小国真正平等相待的大国。”

国家平等是五项原则的精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平等的地位,其独立主权、内政安全就要大打折扣,就很难在国际上立起来,是否平等地对待别国是区分新旧国际关系的试金石。周总理一直是贯彻国家平等原则的杰出典范。他明确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他坚决反对高人一等的大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时常提醒中国同志不要犯这种错误,认为“一个国家不管如何强大,只要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最后一定是要失败的”。因此,他在同缅甸领导人的交往中,时时、事事、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讲究平等、对等原则,使他们深受感动。

正因为中缅在相互关系中完全恪守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和发展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两国和两国人民也因此结下了“胞波”(缅语为兄弟之意)一样的深情。

无私援助,访非留佳话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总理接连访问了埃及、加纳等非洲十国。这是中国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也是一次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之旅,获得巨大的成功,在非洲大陆掀起一股强劲的“中国热”和“周恩来旋风”。

在访问加纳期间,周总理通过新闻记者,向全世界宣布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经济关系纲领。其核心内容是:向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是“授人以渔”,帮助其提高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从不认为这种援助是单方面的恩赐,而是平等互利的。这完美地体现了五项原则的精神。非洲国家对此予以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真诚无私的援助比之西方列强对非洲的掠夺,“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周总理提出这“八项原则”,也开辟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崭新时代。




在出访加纳前几天,该国突发政变,总统恩克鲁玛遇刺受伤,首都阿克拉人心惶惶,全城笼罩在危险、不安的气氛中。代表团从周总理的安全考虑,建议取消或推迟对加纳的访问,但周总理力排众议,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意外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样做对人家不尊重。越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越是要去,这样才能更显出我们的真诚。这叫患难见真知。”周总理还考虑到恩克鲁玛总统的健康和安全情况,决定打破礼宾惯例,取消机场迎送仪式,一切重大活动均改在恩的住地举行。周总理在结束访问离开加纳的前夕,还特地在宾馆为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全体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举行答谢宴会,同他们一一握手,敬酒致谢。周总理这种顾全大局、无私无畏、一切为东道主着想和尊重与平等对待普通人的崇高风范,深深打动了恩克鲁玛和加纳人民。恩克鲁玛发自内心地对周总理说:“你是加纳人民最好的朋友,你的访问是所有外国领导人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一个参加周总理答谢宴会的宾馆招待员含着热泪说:“中国总理为我们举行宴会是一个传奇故事,它将永远铭刻在加纳人和子孙后代的心中。”

在周总理访问的非洲十国中,突尼斯当时尚未同中国建交,且是亲美的国家,邀请周总理访问主要是出于对周总理的仰慕。周总理认为对这类国家同样可以根据五项原则来发展关系。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当时受西方欺骗宣传的影响,对中国多有误解,他在同周总理的会谈中尖锐地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直言不讳地对周总理说:“你们打印度,谴责铁托和赫鲁晓夫,还让我们与西方国家为敌,这种做法在非洲是不受欢迎的。”虽然这些话既不符合事实又混淆了是非,但周总理冷静地分析后认为他这样说是出于误会而并无恶意,不但没进行正面辩驳,还对他的直率表示肯定。周总理说:“你对我们毫不保留地有话直说,是真正的朋友,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之后,周总理委婉地用事实阐明是非曲直,着重谈论亚非国家的共同命运,强调亚非国家团结合作、求同存异的必要性。周总理的博大胸怀和真知灼见使布尔吉巴心悦诚服,他激动地对周总理说:“我赞成你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和求同存异方针。突尼斯需要伟大的朋友,你就是我们的伟大朋友。我决定立即同中国建交。”第二天,突尼斯政府就宣布同中国建交。这也成为周总理非洲之行的一大意外收获。

正是因为周总理创造性地执行了毛泽东主席的外交路线和决策,首倡和躬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不断开创出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周总理是中国外交事业名副其实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作者曾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国际政治处处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国家核心刊物《国际问题研究》主编。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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