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韫:我和我的祖国(三)

2016-05-08 05:14:35

□ 林丽韫 口 述\潘 飞◎整理

周总理关心“保钓运动”

从新中国诞生的那天起,共和国的领袖们就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和台湾人民。早在中日建交前,周恩来总理就已经开始为中日建交后的对台工作作铺垫,其中一件事就是接见参与保卫钓鱼岛运动的台湾爱国青年。

1970年,美国把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管辖权一同交给日本,在台湾岛内外爱国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1971年1月,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成立“保钓委员会”并在美国华盛顿等多地举行大规模游行,中国政府公开声援爱国青年的“保钓”义举。1971年新中国国庆前夕,抱着“去新中国看一看”的热切愿望,海外“保钓访问团”五位骨干成员首度造访祖国大陆。周总理亲自接见访问团成员,与大家彻夜长谈。谈话中,周总理建议他们把“保钓运动”扩展为“爱国统一运动”,这样可以使“保钓”爱国运动的范围更广泛。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谈话。那天,我和周总理的英文翻译冀朝铸一同被叫去总理办公室。开始我们还以为有翻译任务,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让我们听大家谈“保钓运动”的来龙去脉。还有一次,周总理请了海洋和地质等方面的专家来谈大陆架方面的问题,又把我和冀朝铸叫去听。大陆架方面的知识是在理解与海洋有关的领土权益时所必须掌握的。就这样一点一滴,我们在总理身边不知不觉获得了许多学习的机会。

为筹建全国台联,廖公说:“把那个傻姑娘给找回来。”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和国领导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开始筹划如何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

1973年8月,经周总理向毛主席提议,我和蔡啸同志作为台籍代表参加了中共十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我又作为13名台籍代表之一,首次以台湾省代表的名义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自此,台胞重新登上祖国大陆的政治舞台。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第一代领导人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自此,中央对台工作方针从“解放台湾”向“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发生历史性转变。1980年1月1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例会,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副组长廖承志在会议中指出,要动员一切力量去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这一当前全党的重要任务。

在当时海峡两岸根本不通,初期沟通工作可能性几乎为零的情况下,邓大姐和廖公的想法是:由定居大陆的台湾同胞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台湾人民的桥梁,因此需要成立一个台胞同乡会性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高举爱国统一大旗的民间团体,这也成为中央对台工作总方针中的重要一环。那么,由谁来担纲筹建的重任呢?

廖公想到了我,说:“把那个傻姑娘给找回来。”这时,我正在河北廊坊挂职地委副书记,接到通知后便火速赶回北京。1981年7月,经邓大姐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文正式任命我为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筹备小组组长。

筹备期间,邓大姐和廖公给予筹备小组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悉心指导。1980年初,在邓颖超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党校即开办了第一个“台湾干部训练班”,学员绝大多数是定居大陆的第一代老台胞。对于在“文革”时期因“海外关系”而深受其罪的台湾省籍干部来说,这无疑是人生一大转机,也为全国台联的成立作好了干部储备。

1981年国庆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首次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并提出统一后的台湾享有高度自治权,可以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和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九条方针政策。“叶九条”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海峡两岸极大的反响和热烈欢迎,也更加激发了筹备小组同志们的工作热情。



1981年12月22日,经过不到半年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正式成立。在第一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上,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台胞代表通过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章程》。章程规定,全国台联以广泛联络海内外台湾同胞,增进乡亲情谊,促进全民族的大团结,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振兴中华而贡献力量为宗旨。会议选举我担任全国台联第一任会长,55位代表当选为全国台联第一届理事会成员,理事籍贯遍及台湾全省各地并有数位高山族同胞。廖公在这次会议上即席讲话一个多小时,勉励我们扎扎实实为台胞多办些好事,把台联真正办成“台胞之家”,为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抱母鸡”——落实台胞政策中的创新之举

落实在大陆的台胞政策是全国台联成立早期的头等大事。那时候,邓大姐总是提醒我,如果在大陆的台湾同胞都还戴着“帽子”,哭哭啼啼的,那怎么可能取信于台湾人民,又怎么谈得上去争取台湾同胞的民心呢?隔不上几天,她就会问:“小林,政策落实得怎么样了?给你们三年时间,一定要把台胞政策落实好!”

当时,台胞政策落实中的当务之急是平反“冤假错案”。十年动乱,有不少大陆台胞被强迫戴上了这样那样的“帽子”,遭受了许多不白之冤。以海南岛为例,据统计全岛台胞戴了“帽子”的高达10%,成为“重灾区”。被戴上“帽子”的理由五花八门,很多令人哭笑不得。例如:你在台湾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到大陆来,是什么意图?有的台胞明明是解放前返回祖国大陆投身革命的,偏偏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反攻大陆分子或日伪分子,扣上个“莫须有”的帽子。

忽如一夜春风来。1981年,中共中央下发的第38号文件《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对台湾同胞的政策是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邓大姐为此也专门指出,对那些含冤过世的台胞,也要把材料整理好,政策上也要一一落实,要善始善终。这样今后他们的家族成员来到大陆,你们就能负责任地向他们说明。有了政策依据,我们的心里更有了底气。1982年6月,全国台联在云南昆明召开了19省、市台联及筹备组负责人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各地台联当前的重点工作:积极为台胞落实政策。

1986年,我带队去海南、新疆等地检查政策落实情况。暑热难耐之中,我们先来到海南。海南地方各级部门对中央要求的贯彻落实之认真、细致,令我感动。海南台办的欧主任对每一个台胞的名字都随记于心,对诸如一张床铺铺板这样台胞生活中的小事也亲自过问落实。正是这样的工作作风,使得海南这个曾经的“重灾区”成为台胞政策落实工作的典范之区。

白雪覆地之时,我们又赶赴新疆,在那里遇见了流落于此的台胞三姐妹。她们当年随母亲返回福建,后来父母在政治运动中蹲进监狱,三姐妹也被迫内迁,最后落脚新疆石河子,但都没有解决正式工作,日子苦得让人揪心。我们专门与当地政府部门联系,按特例很快为大姐和小妹解决了就业指标。至于二姐,在聊天中我发现她会做裁缝,就对她说:“你手这么巧,与其等着别人给饭碗,还不如自己开个裁缝铺,自谋职业也是就业。”接下来我就同当地统战部联系,扶持她创业。后来她果然把裁缝铺给搞起来了,开始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为台胞“抱母鸡”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只做单纯的扶贫救济工作,更要抱一只“母鸡”给台胞,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自救”,也就是把启动资金(如无息贷款)、技术技能等带给台胞,帮助他们起步。等到经营上正轨了,收回启动资金,再去扶植下一家。“抱母鸡”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并且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落实台胞政策。



三年时间里,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心下,随着国家建设的进步,全国台联先后在25个省市与当地统战部或对台工作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等,进行逐户走访。平反台胞中的冤假错案1028起,纠正错判刑事案件432起,将错误下放农村的407户收回城镇,妥善安置了台籍待业青年3078人,使大陆台籍同胞的政治待遇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表面上看,好像落实政策并不是直接的对台工作,但实际上正是这些琐细工作点点滴滴地润化着台胞们的心,拉近了两岸民心的距离。

“请进来”和“走出去”

对台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直到临终都没能放下的一个心结。周总理走后,邓颖超大姐接过了他的遗愿。在指导全国台联做好生活在祖国大陆台籍乡亲的联谊、团结工作的同时,她还经常强调要多“请进来、走出去”,增进与海外台胞和台湾岛内各阶层人士的交往和了解。

1983年夏,全国台联邀请的首批“旅美台胞医生团”来大陆访问,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接见了医生团全体成员。邓大姐说:“我们的对台政策是最大地照顾人民的利益,希望多听取台湾人民的意见。”这番话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接见过程中,邓大姐还特意交代我,对台胞要开诚布公地介绍大陆情况,要以诚相待地谈话交心,这样才能让人信服,才能体现我们奋起直追的志气。

1983年,“台湾之将来”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全国台联负责会议的后勤保障工作。这是有史以来大陆首次公开举办的规格最高的台湾问题研讨会,备受国际瞩目。此次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邀请了众多国际著名的台湾省籍学者,更在于它体现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各路学者意见观点并不统一,甚至个别还存在“台独”思想;但在会议中,人人都可以不设禁区地发表学术观点。这次会议也为正在开始实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中央高层了解海外和台湾思想界的理论、观点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会后,邓颖超以全国政协主席身份在全国政协礼堂主持茶话会,邀请全体学者座谈。每当海外学者发言时,邓大姐都会离开自己的座位,坐到发言者的对面仔细听取意见,等大家都谈完后,她才发言,这种谦和善听、不先入为主的作风给大家留下极深的印象。

20世纪70年代的“保钓”、“统运”积极分子对“文革”后国内的变革不太理解,有些失意。邓大姐得悉后便指示全国台联派人出去慰问。1985年,全国台联邀请散居世界各地的“老保钓”、“老统运”积极分子回国参加“台湾与大陆”学术研讨会,听取他们对祖国统一的意见。邓大姐非常关心这次会议,亲自邀请邓小平同志接见与会人员,习仲勋、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也一同参加了接见。接见中小平同志指出,祖国统一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和国民党谈判,主要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承认一个中国。关于台湾人民参加和谈的事,小平同志说,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不会疏忽台湾人民的利益。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使与会人员感到极大的鼓舞。海外学者表示回去后一定要团结更多群众,发展壮大爱国统一力量。


1984年,林丽韫(中)率全国台联访问团出访美国

就这样,全国台联在新时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指引下,大胆地“请进来,走出去”,以“热情相待,提供方便,求同存异,增加共识”为原则,在“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与海外台胞、岛内各阶层人士的交往和了解过程中,路子越走越宽,朋友越交越多,视野越来越开阔。在与海内外台胞乡亲广交朋友,畅叙乡谊的过程中,全国台联也真正成为台胞在祖国大陆温暖的家。

重返故里,乡情依旧

1999年1月,我以大陆“少数民族艺术家代表团”名誉团长的身份,终于重新回到宝岛台湾,这也是我离家59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尽管两岸探亲的大门早在1987年就已经打开,100多万相隔两岸的亲人得以团聚,但是我却因为中共中央委员的“特殊身份”,回家的心愿两度被海峡的另一边所阻拦。即便是那一直期盼见到我的姑妈以96岁高龄撒手人寰时,我的奔丧申请也因为台湾方面所谓“姑妈关系还不属于奔丧范围”的规定而被拒绝。直到1998年在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回家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当飞机抵达台北机场的那一刻,我再一次望见了台北夜空中闪烁的繁星,这不正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故乡星空吗!刚下飞机,记者们就围拢过来问我返乡的感受。我发自内心地告诉他们:“今晚台北的灿烂星空正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模样。实际上,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们同在一个灿烂星空下,怎么可能分得开呢!”

在首次返乡的短短九天里,我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从台北到高雄前后1000多公里的行程中,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一家人”。在花莲,当地“原住民”部落的酋长女儿曾玉霞公主带领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少盛装而出,载歌载舞欢迎我们。在最后一站高雄,友好热烈的气氛更是达到高潮。我在台湾“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主委华家志夫人李燕妹女士的陪伴下来到少数民族园区,和“原住民”同胞们手拉手,共同唱起“我们是一家人”。

当然,返乡之行中最让我魂牵梦绕的还是我出生于斯的老家——台中县清水镇。当我回到家中时,多少年没见的亲戚们齐聚一堂,放起鞭炮,真像过年一般热闹。清水镇原镇长、时任台中县立法委员吴金生先生还带领乡亲们在当地最大、香火最旺的寺庙紫云岩,专门为我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许愿仪式。说来真是缘分,紫云岩里这尊年代已有400多年的珍贵的观世音菩萨像,还是当年我应乡亲们的心愿帮助从大陆的浙江普陀山请回清水供奉的。

许愿开始前,乡亲们将鲜花一束一束地送到我手里,简直都要抱不动了。在我看来,抱不动的哪里是鲜花,分明是那浓浓的乡情啊!许愿结束,我告诉在场的乡亲们:“我刚才向菩萨许愿,祝福家乡父老们健康、幸福,希望两岸同胞们的生活祥和、美好!”听到这里,大家都欢呼鼓掌,老人家们更是高兴,说:“你看,她还没忘记乡音,还能讲一口海口腔的闽南话!”

在热烈的气氛中,清水镇镇长杨紫宗将一块刻有“清水之光”的牌匾赠给了我。当我接过这块牌匾,和乡亲们紧紧相拥的时候,那近一个甲子的离乡之愁,那十余年来的返乡曲折之路,仿佛都化作了云烟,仿佛都凝结成感动,仿佛都蕴蓄为温暖。

2009年4月3日,我应“中华两岸文经观光协会”创会会长顾问许文彬邀请,率“大陆老台胞返乡谒祖文化参访团”一行23人回台扫墓祭祖。时隔十年,我再度回到故乡。2008年12月,随着两岸主流民意的充分凝聚和共同推动,经过不断的经验累积和实践准备,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双向的海运直航、空运直航和直接通邮全面启动,两岸“三通”时代终于宣告来临。因此,这次我不必再受台湾当局所谓的“一等亲”“二等亲”的入境限制,可以光明正大地返乡扫墓祭祖;也不必辗转一整天的时间从香港转机回台,而是只需花费三四个小时的航程。因此,和十年前那漫长而曲折的回乡路相比,这次重返台湾的心情真可以称得上顺畅而愉快!

回家的路更近更顺了,故乡的情也更亲更浓了。在台北松山机场,还是一样献花簇拥的迎接,一位亲友紧紧抱住我,动情地说:“看谁能把我们分开!”在花莲,当年的“原住民”公主曾玉霞,手捧十年前的合影相册,等待我们的到来;在南投,祖籍四川营山的中台禅寺惟觉大和尚亲自相迎,为我们送上吉祥的祝福……

再美妙的旋律也难免会有些许杂音。台南是我此次返台计划中的一站,这里也被称为台独分子的大本营。2008年10月,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到此造访孔庙时遭到台独分子突然袭击,这位老人被蛮横地推倒在地,引起岛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国务院台办的同志基于安全的考虑,建议我此行暂且不去台南。我经过考虑后提出,如果临时更换日程,反倒显得我们心虚理亏;加之我们团里的老台胞郑坚是郑成功的后人,这次专程要去孔庙念诵对先祖的祭文,如果不能成行,这位80多岁的老者恐怕会十分伤心,因此,还是保留台南之行为上。

到了台南,一进孔庙大门,一大帮记者“呼啦”一下围了过来。其中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闽南话问:“你来孔庙怕不怕?”还用竹竿绑上麦克风伸到我嘴边。我一听就知道这些人的言下之意,立刻对着话筒用闽南话大声回答:“怕就不来了,来了就说明不怕!”话音一出,整个孔庙里里外外都听到了。我一看,借机就把我们反对台独、和平统一的主张又好好宣传了一番。本来想让我出丑的麦克风反倒帮了我的大忙,这恐怕是那些人始料未及的。

除了这点杂音,在孔庙的整个行程还是令人愉悦的。孔子在台湾很受推崇,我们到来的时候,当地高中学生正在孔庙列队唱歌。当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得知我们来自大陆时,都微笑着冲我们点头。郑坚同志也如愿以偿,得以以郑氏后人的身份在孔庙高声诵读对先祖、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祭词。



即将结束第二次故乡之行时,邀请方设宴欢送我们,岛内不同“颜色”的人士此刻也齐聚一堂,共叙乡情,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致祝酒词。席间,“观光协会”的邓文聪理事长又将一块刻有“清水之光”的牌匾赠送给我。接过这块琉璃制作的金色牌匾,我感慨万分:其实,人与人之间,只要真诚以对、用心交流,无论有怎样的敌意和隔阂,都是可以解得开的。

寄望明天心未老

从2009年至今,一晃五年又过去了。在这五年里,随着对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推进,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政治、经贸、文化、旅游等在内,两岸关系已经延展为一个很大的平面。在我看来,两岸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民心问题,而这也是对台工作的关键。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到今天的领导人,尽管基于所处时代特点所提出的对台方针和政策有所侧重,但都把台湾人民的福祉和和平统一放在首位加以考虑。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对台湾人的历史际遇和奋斗历程表达了同情与理解。今年,随着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来访的台湾方面大陆事务负责人王郁琦举行数十年来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首次正式会面,两岸政治对话平台的打通和互信基础的奠定又翻开新的一页。

不过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尽管现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平台总体上已经搭建起来,但是要在这个平台上继续实现和平统一的伟大目标,还将有一个艰苦的过程;尽管眼下形势很好,但仍然存在阻挠和杂音,“台独”顽固势力也还有一定的市场。因此,要把好的形势再进一步往前推动,就需要各方联合,通过各个渠道去更细致地做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所以,在两岸民众之间消除误解、增进互信、加强团结等方面,民间交流大有可为,不可替代。如何将民间交流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如何做好与民众面对面的交流、充分的双向沟通和互动;如何寻找更多途径来为和平统一贡献力量,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大课题。

1952年,19岁的我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一晃6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天真的高中女生早已满头白发,人民共和国也即将迎来65岁的寿诞。从成立的那一天起,新中国就一直坚定不移地走在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的道路上,现在又正积极推进和谐世界的构建。我很幸运能够参与其中,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虽然岁月不饶人,但是为了后辈不再重蹈我们儿时那些悲惨的战争记忆,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为了各国人民都能和平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愿意响应祖国的召唤,继续老有所为。习近平同志曾说,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这,也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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