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共同的未来——亲历“可持续发展”30 年(上)

2016-05-08 05:14:28

□ 牛文元 口 述\潘 飞 整理


牛文元

编者按:牛文元教授,1939年出生于河南焦作。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美环境与发展研究委员会中方主席。牛文元教授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开创者,早在1983年就与马世骏院士一起参与联合国起草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布伦特莱报告》),二人也以“一马一牛”的称号而享誉学术界。2001年,牛文元教授因研究“国家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体系,被境外学术界称为“牛氏指标”。2007年,牛文元教授因其在环境与发展领域中的杰出成就而与意大利前总统钱皮一道,被意大利“国际圣弗朗西斯环境奖”委员会授予年度个人大奖,成为获得世界环境与发展领域高规格奖项的首位发展中国家科学家。

“可持续发展”帷幕初启,中国首登世界舞台

1983年,第3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时任挪威首相布伦特莱夫人(Brundtland)任委员会主席,所以这个委员会也被称为布伦特莱委员会。1984年5月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由22位世界著名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组成,其中包括中国生态学会的创始人、中科院院士马世骏教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出现,是人类对共同面临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因为过去一二百年以来工业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再往后已经被证明走不通了,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千年,新的发展道路又在哪里?为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查世界环境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行动建议,提高个人、团体、企业界、研究机构和各国政府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水平。简言之,就是提出一条人类在21世纪的发展方面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和健康可行之路。

当时,我正在美国做公派访问学者并即将回国。马世骏院士获聘为委员后,立即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邀我从美国回来共同开展这项工作。马先生和我的导师——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同辈,但他在信里说得很谦虚:“已经同你老师说过了。我研究的面太窄,你的研究经历我了解,比较适合搞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专业研究,希望你能回来与我一道承担委员会的工作。”

前辈竭诚相邀,我当即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和马先生每周都要碰一两次面,研究如何给委员会提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确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见解及在全球所处的地位。布伦特莱委员会成立后,尽管已经按照国际惯例尽量希望将委员的比例分配得均衡一些,但大多数委员还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核心问题就是保护环境,这就等于扼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对此我们当然不能认同。当时,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了,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当时也刚刚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如果都跟着发达国家放弃发展去片面关注环境,我们只能一直穷下去,那怎么行。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马世骏教授

为此,我们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明确、坚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四条建议:第一,环境与发展应当保持平衡,应当和发展阶段相适应。我们不反对保护环境,也不赞成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但是不能将发达国家的标准机械、教条地强加到发展中国家头上。不仅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还是现阶段的第一要义,不能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第二,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不是局部的和个体的,因此,解决环境问题也要以全球的、历史的视角去考虑。第三,可持续发展中要体现公平正义。我们提出,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消耗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也是造成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落后、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全球性议题中,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费、技术等方面的补偿及援助,不能坐视不管。第四是要制定有约束的行动纲领呼吁世界各地应采取“政府主导、法律规范、企业先行、公众参与”的主导路线。

就这样,从1983年到1987年近四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前往瑞典、日本等多个国家,围绕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国家权益问题和发达国家的委员(包括布伦特莱夫人本人)展开讨论甚至辩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持续不断地给委员会提供了其他不少有益的建议。

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上,布伦特莱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获得通过,这就是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也称《布伦特莱报告》)(Our Common Future or Brundtland Report);随后又经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后,于1987年4月正式出版。1989年,报告中译本在中国大陆面世。

报告共分为“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部分,在集中分析了全球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的情况并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提出了三个鲜明观点:第一,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第二,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第三,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深刻指出: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正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一条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这一鲜明、创新的科学观点,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引导到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切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



可持续发展复合系统示意图

可喜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由我们集中提出的前述四条建议中,其中第一、第二两条和第三条的一部分被《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奠基性和纲领性文件所采用,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两条半”。后来,因为马世骏先生和我在国内较早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并同世界接轨,有人就诙谐地把我们称之为“一马一牛”,权当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勉励吧。

在“生态环境预警”方面,中国给世界带了一个好头

虽然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议题中成功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刚进入国内时,一开始却遭到了冷遇,这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门心思在搞经济增长。因为过去穷怕了,不少人现在一心只想着致富,至于发展经济的方式是不是科学,由此会不会造成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后果,则顾不上了。

1988年,我接受了马世骏先生的建议,来到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工作。刚去不久,我就郑重提出:应当把“可持续发展”列入科研计划中。这一建议遭到不少人的不理解和批评,质疑我们不过是在炒作一个新名词,在玩概念。但是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来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就摆在我们面前,其中许多负面作用已经非常明显。对中国而言,在当下与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不重视可持续发展,重复别人走过的弯路,肯定要吃大亏,且不说子孙后代,当代的发展都将难以为继;推而广之到全球,如果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地球承载力能不能支撑人类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汲取教训,而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和身边的志同道合者们都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的积极倡导下,“可持续发展”最终于当年被列入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的科研计划中。

同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指示国家科委给我们下达了一个任务: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评价和预警进行研究。这是中国首次开展关于生态环境的基本评估,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清醒认识和战略远见。研究组共有三人,由我任组长,胡鞍钢和王毅担任我的助手。在宋健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于1989年发布了国内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报告发布后,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宋健同志为此还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指出必须关注生态环境的问题。应当说,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搞发展上,对于生态环境的问题可以说较少关注,所以这份报告一出,不少人开始认识并开始关注到环境、资源问题的紧迫性。

这份报告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1990年8月,第五届国际生态学会议在日本横滨召开,我代表中国生态学会出席。会议期间,我们把中国在生态环境预警方面的基本理论、方法、过程等向大会做了一个报告,引起了国际生态学会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日本国内的主流媒体也都刊载了这一消息。国际生态学会认为,在真正意义上对生态环境的预警,中国是最早开展此项研究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在世界上带了一个好头。

1991年,经我提议,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备“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室”,这也是我国最早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机构之一,旨在面向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及重大前沿问题开展研究。不料,此时却传来马世骏先生因车祸去世的不幸消息。当时我在美国,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回国内。马先生的意外离世,对我而言是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领域而言,则是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这也让我深感自己在今后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更加责无旁贷。1992年,中科院“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室”正式成立并由我任主任。

“地球峰会”上响亮发声,中国令世界刮目相看

1992年6月,在《我们共同的未来》问世五年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隆重召开。这也是继20年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共有183个国家代表团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应邀出席首脑会议,与各国政要进行了广泛的高层接触;时任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主任宋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部长级会议,我也有幸以专家身份参加了大会。

应当说,这次“地球峰会”是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发展问题更趋严重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围绕“环境与发展”这一主题,在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和发展权,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根本问题上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对于这次大会,中国可以说是有备而来。一方面,随着生态安全、环境保护等理念在中国的推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加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中去,著名民间环保人士梁从诫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梁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及,他之所以开始关注环保,源于上世纪80年代我给《百科知识》月刊的一篇投稿,他也是这份刊物的创办人之一。在文中,我对当时方兴未艾、叫好声一片的乡镇企业提出警告: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使用的多数是大型企业的淘汰机器,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家伙,实际上是把污染源扩大并分散,这对污染的治理会非常困难,将给中国的自然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隐患。在当时,认识到乡镇企业可能造成的潜藏环境危机,这篇文章算是比较早的一篇。梁先生曾说,这篇来稿他反复读过,每看一遍内心都会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由此决定弃史而转投环保之路。为此季羡林先生曾说:“从诫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1989年《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的研究发布后,宋健同志批示并呈报至国务院常务会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对此十分肯定。此外,原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甘师俊等也很积极地支持我们的研究。这一时期,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也牵头开展关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的工作。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地球峰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991年6月,中国发起并在北京主办了第一届“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7月,又向大会筹委会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此外还先后担任筹委会和正式大会副主席。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战略目标、行动路线、政策支持等开展了系统研究并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宋健同志本人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之余,还亲自对中国人口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正是有了社会、政府、学术界等各方积极的前期铺垫,尽管预计到了可能面临的困难,但我们对于参加这次“地球峰会”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会议开始不久,由于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由此所造成的各种利益的博弈、各种理念的碰撞,使得大家坐在一起却谈不拢。当时,场内争论、场外游行,热闹得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充分体现出了大国的风范和智慧。6月12日,李鹏总理在大会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加强国际合作和促进世界环境与发展事业的五点主张:第一、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第二、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但是经济发达国家负有更大的责任;第三、加强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环境和发展领域的国际事务;第四、保护环境和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第五、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这五点主张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站在各方利益,以及地球共同家园和人类子孙后代共同责任的视野中考虑“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基本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推动形成了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普遍共识。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本次“地球峰会”终于圆满完成。其中,与会各国讨论后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这两个纲领性文件,堪称史无前例。这次“地球峰会”的一大亮点是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包括人类应与自然和谐一致,可持续地发展并为后代提供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人类应珍惜共有的资源环境,有偿地向大自然索取;人类为此应变革现有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与自然重修旧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一全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以及人类之间应当和平共处等。

可以说,“地球峰会”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合作开了一个好头,中国也在这一重要时刻响亮庄严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此后,“中国声音”在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重要国际场合接连发出。继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1992年“地球峰会”上作出履行《21世纪行动议程》等会议文件的庄严承诺后五年,在1997年纽约举行的第19届特别联大(环境与发展问题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我国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时任国务委员宋健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我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和执行《21世纪议程》的进展情况,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十年后的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20年后的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新篇章》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发展中大国,它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机遇、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描绘一幅“我们憧憬的未来”新蓝图,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新篇章。

回顾一路走来的这段历史,从我的亲身经历的感受而言,应当说,“可持续发展”超越制度、信仰、文化,成为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共同主题,足见其生命力之强;而在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合作中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等方面,“中国声音”的发出则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十年一剑,“可持续发展”终成国家战略

1992年前后,国内搞“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可持续发展”研究也俨然成了一门“显学”。我想,这与中国政府的巨大努力和全社会的热切支持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前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敏锐意识到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在这方面的行动之果断快速,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地球峰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中国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就组成了由52个部门及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300余名专家参加的工作小组进行多角度可操作性研究,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根据我国情况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同年八月,中国政府提出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此后,《议程》文本先后五易其稿并于1994年3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国也成为世界上首个编制出本国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的国家。《议程》中明确提出“加强环境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从初等到高等的整个教育过程中”,足见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民族战略的坚定决心。

于我个人而言,此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已经有了十余年的研究和积累。1994年,我撰写的《持续发展导论》一书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专著。我在书中从资源、人口、空间、经济活动等七大变量的函数关系出发,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属性与基本规律。这本书刚出版时,也引起过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过才几年时间,国内不可能这么快就出专著了。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实际上我至少从1983年起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这本书后来受欢迎的程度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我可以自信地说,这项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即便到现在也不过时。

同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倡议发起“21世纪中国的环境和发展”高层研讨会并邀请我担任执行主席。当时,时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解振华,农业部副部长洪 曾,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许智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等十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86位专家、学者等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就中国下一世纪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等重大问题分七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探讨;围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多项有价值的建言,堪称我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中举行的首次大规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会后,由我作为执行主编将会议论文编辑出版,书名为《绿色战略:21世纪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对此后中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中国而言,1995年到1996年称得上是“可持续发展”正式转化升级为国家意志的阶段。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党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根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1997年党的十五大更进一步明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

作为一名学者,看到自己经过十几年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和成果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中,感到由衷的高兴。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可能开展得比较早,但是要想让研究成果真正发挥战略作用、体现社会价值,还必须依靠国家层面强有力的推动,必须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战略。10多年来,经过政府、社会、企业、公众等方方面面的努力,“可持续发展”终于走出象牙塔,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由不被理解到广受欢迎;自己也总算实践了学以致用的信念,这是让我倍感欣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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