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文艺史,一个打杂工

2016-05-08 05:15:13


周七月 周总理亲口对我父亲说,他是国家总理,而我父亲是“文艺总理”,但父亲在《八十自嘲》一文中,却幽默地自我描述说:“来自贫寒户,混迹文坛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



母亲想录却一直没录的《上起刺刀来》

母亲王昆这两年不止一次地说起,她最遗憾的,是没有把父亲周巍峙的《上起刺刀来》这首歌好好录一个合唱版的光盘。她说,这首歌其实才是父亲谱曲谱的最好的歌。有时,说着说着,她还会小声哼起来:“上起刺刀来,弟兄们散开!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挂免战牌……”

我记得,“文革”结束后的一次纪念抗战晚会上,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曾经唱过这首歌。军队的交响乐队、军队的合唱团,再加上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焕发出来的无比热情和希望,将这首进行曲演绎得铿锵有力、势如沸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母亲又为这首歌排过一个男生小合唱。作为一个歌唱家,母亲自己或为别人曾无数次地进过录音棚,现在用数字设备制作一首合唱曲也并不难,连录音室都不用进……但为什么一直想录又没有录这首歌?

父母亲都是有性格的人,当年好像对这首歌的音乐处理有一点分歧,此事就这么拖了下来,成了遗憾。

父亲谱写过不少歌曲:《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起来,铁的兄弟》《子弟兵进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十里长街送总理》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并称四大军歌,镌刻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相关大厅里。

母亲对《上起刺刀来》这首歌念念不忘,是欣赏。对父亲来说,这首《上起刺刀来》反映了他年轻时在上海的一段难忘时光。

唤醒民众的“笔杆子”

笔杆子到底是什么,很少有人研究;因为大家更相信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音乐学家田青先生在台湾讲学,有年轻学生问他,为什么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田青先生幽默地回答说,共产党有好歌。



担任晋察冀边区参议员时期的父亲(右一)与同伴们

这个回答实际上是对笔杆子的最好诠释。自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救亡和启蒙就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有人从军,有人从政,有人励志科学救国……其中有一大批人想通过文学、戏剧、歌咏、绘画活动唤起民众,抵抗列强。

我父亲周巍峙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初离开老家去上海的。那时已经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早期新闻教育家戈公振先生,是父亲的东台同乡和远房亲戚,父亲叫他二舅。父亲从苏北的东台到上海投奔的就是他。1932年,国际联盟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戈公振以记者身份随中国代表团去东北,临走时把父亲托付给了邹韬奋先生,那时父亲16岁。

1932年韬奋先生创办《生活日报》筹备处时,父亲是文书。有一次陶行知先生问他:“你喜欢什么?”他说喜欢科学,为此陶行知送了一套青年科学丛书给他。韬奋先生被迫流亡海外后,《生活日报》筹备处撤销,经戈公振、韬奋先生介绍,父亲又开始在李公朴先生身边工作。

公朴先生为了把时代的需要和广大青年的迫切要求结合起来,说服《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和《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设立了读书指导部,由艾思奇、柳湜、夏征农等人负责,并且在《申报》上开辟了一个“读书问答”副刊,有计划地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那时,为了筹备申报流通图书馆及业余补习学校,父亲每天到公朴先生家里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报、收集整理图书资料、做联络工作;更重要的,是代公朴先生给青年复信,整理讲话稿,有时还将复信整理成文稿,发表在“读书问答”上。后来国民党政府企图把“读书问答”连根拔掉,公朴先生等人也觉得“读书问答”已无法满足当时抗日救亡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由公朴先生主编,艾思奇、柳湜任编辑,父亲协助工作。

《读书生活》于1934年11月创刊,发表了大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通俗化的尝试,传播马列主义基本知识。

1936年3月,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由公朴先生担任社长。同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公朴先生被推为负责人之一。此时,父亲已经是他的秘书了,主要协助他在青年中做些指导工作,并担任《读书生活》杂志的助理编辑。

父亲一直认为,自己是在这些民主先驱者和党内一些老同志的带动下进步起来的。没有这段经历,他可能会长期处于痛苦、徘徊中,不知会走上哪条道路。他的这种情况,应该代表了当时的很大一部分青年,因为那时政治黑暗、生活艰难,使许多青年长期处于彷徨和苦闷中。父亲在公朴先生那里为读者复信时,信上看到的都是这类问题。他很同情这些青年,按照自己的经验给他们复信,提供一些意见……这也是他比较自豪的一段经历。

1934年底,父亲在业余时间参加了刘良模先生领导的民众歌咏会学唱歌。这个歌咏会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总干事刘良模先生是一位进步的文化人,歌咏会最早唱的歌曲就有用外国歌曲《摇小船》填词的《救中国》。

1935年,父亲参加了聂耳在电通影片公司时创办的业余合唱队。聂耳去日本后,这个合唱队由吕骥负责,并从电通公司搬到大陆商场排练。参加合唱队的多是店员、工人、学生和失业青年,但都有一点文化;还有电影界的陈波儿、许幸之等;再就是话剧演员,如崔嵬、丁里、李绦之这三位“山东大汉”。那时的唱歌不仅仅是娱乐,主要是救亡斗争的需要,是通过歌唱活动激励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表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激情。

当时,刘良模先生还办了好几处工人夜校,通过歌咏、戏剧、文化学习及时事宣传等活动,向工人们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父亲和丁里两人负责在西门路祥康里的小学教室教工人唱歌、为工人排戏。参加排戏唱歌的大部分是纺织女工,每周两次,一般是父亲先教歌,重点教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女工歌》等救亡歌曲。歌教完了,丁里开始排戏,戏的内容也是关于生活贫困的女工经过抗争,参加抗日斗争的故事。父亲与丁里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彼此以同志相称。

1936年父亲又发起组织“新生合唱团”,不但领着大家练唱抗日救亡歌曲,还请冼星海、贺绿汀、塞克、沙梅等名家给队员们讲课。为了作掩护,合唱团还练习当时流行的英文歌曲,因此巡捕房的人来检查,大家就用英文歌《甜蜜的家庭》应付他们。新生合唱团一直坚持在大陆商场活动,传播抗日救亡歌曲,推进救亡活动,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后来他们中有的参加了新四军,还有的去了延安。

那时,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还没有问世。父亲深深感到,爱国的歌者是多么需要一本大家都爱唱的歌集。有了他的群众工作和歌咏活动的基础,出版《中国呼声集》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父亲

令国民党反动派万分紧张的歌集

公朴先生知道我父亲喜欢音乐,有时在家里朋友们聚会时就让我父亲为大家唱一曲,或者用口琴奏一曲。他经常鼓励我父亲保持和发挥在音乐方面的才能。因此我父亲才有可能参加大量的群众歌咏活动和歌曲创作。

父亲在《我所认识的李公朴》一文中曾回忆说: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前夕,李公朴因骑马摔伤了手臂,住进了医院,并仍在医院坚持工作。我常去陪他住院,协助他处理一些工作。我们谈起群众迫切需要革命歌曲,李公朴鼓励我说:“我赞成你好好收集材料,编辑一本救亡歌曲集,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让全国大众都怒吼起来,这对于推动救亡运动,有多大意义啊!”

1936年7月,在李公朴和孙师毅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父亲在上海编印的第一本抗日救亡歌曲集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取名《中国呼声集》,由公朴先生作序。序里写道:

周君对于音乐极有兴趣,在业余时间,研究乐理和声乐,近来正在尝试作曲,他的一些音乐上的知识,完全是一点一滴地从自修中得来的。他编选这本歌集的时候,不但重视歌词的意识,同时,对于各曲的旋律,也曾加以研究,而在可能范围内,也曾把少数歌曲很慎重地修改了一部分。至于一般歌曲集里所发现的写谱方面的错误也完全改正了,为了便利大众能读简谱,他又很通俗地把一些最普通的法则写了出来,使人一读就懂,所以这本《中国呼声集》,无论在内容形式都是目前比较完备的一种,也是救亡运动高涨的时候,极端需要的一册大众歌唱的必备书。



20世纪50年代,父亲率领文化代表团访问东欧各国

由此可见这本歌集是顺应当时救亡和启蒙思想主流的出版物。父亲专门为这本书写了《怎样读简谱?怎样唱?》一文,说明他当时考虑到了这本小册子的启蒙作用。在《编者的话》中,他写道:

这儿有的是:雄狮醒觉后的怒吼,挣扭锁枷时的长啸。在这些呼声里,被压迫的大众已一致的喊出自己的要求了:大众要抗敌,要除奸,要求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大众绝对不愿做奴隶,不愿做亡国奴。

……我希望全国的人们,都能唱这些雄壮的歌曲,会唱的人都去教别人,把这些吼声传布到每一个极小的角落里去,使全国大众的精神奋发起来,使救亡意识在怒吼声中坚强起来,统一起来:这就是我编选这本歌集的最大的希望了。

《中国呼声集》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靡一时,成为中国大大小小专业合唱团和业余合唱团必备的教材。有的合唱团甚至人手一册,团员们将之视为宝贝。没有歌本的,就借书手抄或刻蜡板油印。读书生活出版社先后印刷了两版,共三万册,全部销售一空,仍供不应求。

一本歌曲集,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一天,他们串通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到读书生活出版社来查抄《中国呼声集》。门口停着警车,几个彪形大汉,气势汹汹地围着工作人员翻阅出版社摆在楼下营业部的歌集。好在我父亲他们一向有准备,大量的书都保存在另外的仓库里,门市部仅摆放着十几本《中国呼声集》,还有几本是旧的。

那天,我父亲正好在楼下营业部,被堵个正着。他们问父亲《中国呼声集》主编周巍峙,作曲者吕骥、孙慎,词作者孙师毅、塞克、冼星海的地址,父亲都说不知道。他们问:“这些人送稿子来,取稿费,不留下地址吗?”父亲说:“大部分歌曲是从社会上收集来的,不是作者送来的,或者是作者让人送来的,稿费也常是别人代取——就是作者本人来取,我们也无权问别人的住址,现在去哪儿找呀?”他们问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悻悻地拿着十几本“禁书”走了。

那时父亲的名字是周良骥,周巍峙只是笔名。特务们向周良骥打听周巍峙的住址,当然什么也问不出来。父亲取此笔名本意就是与黑暗势力巍然对峙。这天,他真正面对面做到了。

《中国呼声集》第一版出版后,由于社会上对这本书的需求很大。为了继续在人民大众中推进救亡歌咏运动,组织群众参加斗争,父亲与社领导及孙师毅、盛家伦等人商量,决定把《中国呼声集》改名为《民族呼声集》,主编改名为何立山(暗喻面对黑暗势力,像山一样巍然不动)。发行单位也不用读书生活出版社,随便起了一个“山东歌曲研究会”的名字。丁里很赞成这个改头换面的办法(用“山东歌曲研究会”的名义出版,也是这位山东汉子的点子),他立即构思,重新设计了《民族呼声集》的封面,封面就是一幅很好的宣传画。

《民族呼声集》于1937年4月出版,一共收录父亲创作的十首抗战歌曲。《上起刺刀来》最早发表在当时的进步期刊《光明》月刊上,由丁里绘谱,也被收入《民族呼声集》中。

七君子的“秘密邮差”

1934年2月,《新生》周刊问世。“新生”暗喻“新的《生活》”,表面上负责人是杜重远,实际编辑就是艾思奇。我父亲积极参加了筹备工作。

1935年5月,日本借口《新生》周刊发表的《闲话皇帝》一文“侮辱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查封了《新生》周刊,逮捕了杜重远。7月9日,法院审理那天,我父亲带着传单,与公朴先生和张曼筠一起到了法庭。庭长怕闹事,谎称延期开庭,待公朴先生等离开时,又临时宣布开庭。但公朴先生早已料到这一着,临开庭时,又及时赶回法庭。当法庭宣判杜重远犯“敦睦邦交”罪,判处14个月监禁,不得保释时,杜重远大呼:“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公朴先生和我父亲也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立时,抗议的口号声响彻法庭内外,抗议的传单满天飞舞。镇压群众抗日运动的审判,成了激发群众抗日救国热情的导火索,成了在法庭上的一次抗日集会。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父亲照常去公朴先生家上班,到了那里才知道公朴先生已在凌晨被捕。这就是震惊国内外的“七君子事件”——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李公朴、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并把他们投入苏州监狱。

那天早晨李公朴夫人见到我父亲后,很紧张地告诉他:有一封中华苏维埃政府毛泽东主席写给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及全体救国会会员的信还存在家里,没被搜去。“公朴说,跟你商量一下,看怎么办?”

父亲为了保守共产党的机密、保护救国会领导人,就把这封信带回去,藏在自己家里。为了不被人发现,我祖父把这封信藏在自己身上,整天在马路上转,以防国民党来家查抄。

公朴先生和救国会的几位负责人被捕后,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十分困难,艾思奇、黄洛峰、柳湜等同志要我父亲去出版社工作,担任出版部主任。

因为我父亲尚年轻,不大为人所知,活动起来比较方便,那时他经常到苏州监狱给七君子送书、送吃的,从上海到苏州去,一下火车就到监狱,然后就坐火车回到上海。

相隔四年,我父亲再见到韬奋先生,竟然是在苏州监狱!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底的一天,我父亲穿着从部队借来的长满虱子的军衣,扮二十九军的战士在上海蓬莱大戏院里演《保卫卢沟桥》。忽然,公朴先生出现在剧场里。他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特地来看望大家的。他当场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剧场里群情鼎沸,掌声、歌声、口号声不断,气氛感人。

轰动国际的“七君子事件”就这样以进步民主力量的胜利而结束。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与母亲的第一张合影

奔忙六十载的“打杂工”

公朴先生出狱后不久就决定带柳湜、桂涛声和我父亲一起去华北前线做抗战宣传和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父亲从内心感到公朴先生实际上是要和共产党、八路军直接联系,于是决定随他一起奔赴山西前线。

著名的红军将领彭雪枫将军1936年秋就已经被派往太原等地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

公朴先生到达太原后和彭雪枫商量,并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担任“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以救国会的名义创立“全民通讯社”并担任社长,日常工作由八路军办事处领导。

公朴先生在结束太原的工作回南方之前征求我父亲对工作的意见,我父亲表示愿意留在太原参加“全民通讯社”的工作。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我父亲再次接待李公朴率领的救亡演剧队时,已经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是驻临汾办事处的秘书兼八路军学兵队的音乐教官。对父亲来说,“上起刺刀来”已经不再是一首歌,而是父亲从军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彭雪枫问我父亲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父亲想当然地回答“是”。再问起细节,我父亲才知道原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要履行严格的手续的。

彭雪枫马上决定做我父亲的介绍人,发展他入党。1938年春,彭雪枫被派往河南开辟根据地,我父亲入党的事就没有下文了。后来我父亲再入党是由丁玲介绍的。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从组织部的档案中查到了彭雪枫介绍我父亲入党的书面文件。因此,在我们心里,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彭雪枫。

音乐界有人说,父亲是“上海救亡歌咏运动的先行者和组织者之一”,并对他在文化部主持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298卷的出版,为建筑“中华文化长城”所作出的贡献,加以称道。而“文革”前,他更是各种文艺活动和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具体组织者。难怪周总理亲口对我父亲说,他是国家总理,我父亲是“文艺总理”。

至于著名的《志愿军战歌》,那是我父亲开会时“开小差”的成果。田汉在会上讲话,他看报纸上有志愿军战士麻扶摇写的一首诗,随手就谱了曲,前后不过十分钟。这首曲子不但当时是鼓舞士气的最好歌曲,直至今日,我国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仍然是群众最喜欢的传统革命歌曲之一。

虽说周总理曾称我父亲是“文艺总理”,但父亲在《八十自嘲》一文中,却幽默地自我描述说:“来自贫寒户,混迹文坛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

父亲对上海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情感,这种情感渗透在他数十年的生活里——他一直喜欢吃上海本帮菜;他接到上海朋友的电话,就会很流利地冒出一串上海话;有时还会给当年合唱队在上海的队员打个电话,彼此问候一下。父亲很少讲自己,很少谈他年轻时在上海的经历,但平时和我们聊天,他也会提到当年的一些趣事,比如:

史量才一辈子都只穿长袍,从不穿西服,所以看到我父亲穿的蹩脚西装就颇有微词,觉得年纪轻轻还穿个西装。

公朴先生吃西瓜只吃中心一块,其他就让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吃。所以我父亲虽然穷,但不缺西瓜吃。

他们这些人当时很年轻,正是饭量大的时候,又没有钱,有时实在馋,就一块儿去俄国大菜馆,只要一份红菜汤。当时俄国大菜馆的传统是面包白吃,随便要,于是他们就不断地要面包,直到服务生只端一片上来……

正是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使父亲至今对红菜汤情有独钟,百吃不厌。

我父亲非常重视与艺术家、专家联系。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他却陪刚刚到解放区的马彦祥先生去外地参观,惹得我母亲很长时间都不原谅他。创作《东方红》初期,原准备加一点京剧因素,他们和周总理开会讨论时,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请了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会议厅外等候。但会开得过长,且没有定论,那位艺术家就回家了。会议结束,我父亲直接奔那位京剧艺术家家中,代表周总理向她道歉。他没有架子,我陪他去过许多艺术家、画家的家,谈家常,问困难,包括舞蹈演员、戏剧演员家里是地板还是水泥地,他都要去亲眼看看。苏叔阳和乔羽都说过,去过他们家的部长,只有我父亲。这样的故事很多。我常常劝他将这些花絮和轶事写下来,他只是回答“没有什么意思”。他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事。

很多人尊我父亲为“真正的文化部长”。但在我眼里,我父亲从来都不是官,特别不是行政官员。他善于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影响和智慧转变成具体的艺术实践,出作品、出成果、出人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艺术家。

而我父亲最得意的,是自称文艺打杂工。打杂就是办事。打杂就是办别人不屑于办的事。他真是一个好打杂工。他几次说,我的前世是他门下的一个烧火小和尚。烧火也算是打杂吧?

我希望我也能烧得一把好火。我父亲走了,如他梦中所想,身穿月白色的长袍,无牵无挂,消逝在西湖边狮峰山下的一片茶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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