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辞长作岭南人

2016-05-08 05:15:03


■张岳崎 雷宇 李次岩 等 口述

他曾说:“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他曾说:“越穷越革命”是对的,但是“越革命越穷”就不对了。革命的目的应该是由奴变主、由穷变富。他曾说:“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来制定政策,如果群众喜欢,内容也没有问题,党和政府就不用去干预。”他是任仲夷。


任仲夷

“全国舆论看辽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第三天,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就决定着手撰写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由此,他也与甘肃的宋平、黑龙江的杨易辰三人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最早批判“两个凡是”的省委第一书记。同年年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决定开始全面拨乱反正。

任职辽宁期间,任仲夷强调“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发展经济、由贫变富”,这一举措使辽宁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不仅在政治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上也一跃而至全国三甲之列。辽宁的新气象被中央及各地所重视,一时形成“全国舆论看辽宁”的形势。

张岳崎(吉林省政协原主席,任仲夷秘书):任仲夷同志认为像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有缺点,它可以举全国之力办几个大项目,但是其他的东西却落后了。比方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搞出两弹一星,可是却没法生产出一个好的热水瓶。

雷宇(原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负责人):任仲夷认为,“越穷越革命”是对的,但是“越革命越穷”就不对了。“四人帮”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不对。革命的目的应该是由奴变主、由穷变富,怎么越革命越穷呢?如果是这样谁还革命呢。

此时的任仲夷并不满足于现状,他还在寻求一条能够发展得更快一些的道路。与此同时,距辽宁千里之外的广东已经率先动了起来。



1980年11月,任仲夷(站立者)在广东省府礼堂与省市干部见面,表示将与广大党员干部一道,贯彻中央政策

“后来治粤要深思”

1979年4月,在研究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提出只要中央给政策,广东可以“走得更快些”。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一个月后,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在辽宁的任仲夷听到这个消息后,向中央提出在大连也试办经济特区,但此时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提议就此被搁置。几个月后,任仲夷突然接到胡耀邦打来的电话。胡耀邦说:“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去广东前,胡耀邦赠给任仲夷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对联引用的是成都武侯祠的句子,却将原句中的“治蜀”改成了“治粤”。

尽管有中央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但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广东还是一个特殊的省份,不但有“特区”,也有“禁区”和“雷区”;而让对改革开放态度积极的任仲夷主政广东的决策,在当时也颇受争议。

张岳崎:听说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广东对资本主义是熟门熟路,不可以用思想太解放的人,这个任仲夷思想太解放,广东不可以用。

李次岩(任仲夷秘书):他的老战友杨易辰对他说:“仲夷同志,你这一去要么就立大功,要么就犯大罪。”后来看任仲夷的经历,还真有点应验了这个说法。

1980年,中央决定将习仲勋与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由任仲夷接任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这也是习、杨向中央为广东请来的“尚方宝剑”。同年11月8日,任仲夷乘坐的飞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除了警卫员外,跟随任仲夷到广东的只有秘书张岳崎和辽宁省政策研究室的雷宇。任仲夷一行住进了广州珠岛宾馆6号楼,这里既是他们的宿舍,也是办公室。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任仲夷的名字便和广东、和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为了特区“二进宫”

任仲夷到广东时,这里的改革开放刚开始进行一些初创性的工作。

李次岩:任仲夷就提出来:能不能把习仲勋或杨尚昆二位同志留一个,他当一把手,我当二把手。胡耀邦同志说:“这不可能,因为中央对他们两个都另有任用,还是你去当一把手。”

1981年1月1日,任仲夷全力推进改革开放仅仅两个月后,中央即将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消息在全国公布。很快,全国各地一片“下马”和“关停并转”的声音。1月16日,任仲夷在广东省党代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调整经济的决策。他提出,全国放慢两步,广东只能放慢一步,总得比全国快,因为中央要我们“先行一步”。为此,任仲夷也得了个绰号——“任你胡来”。

1982年新年刚过,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一份《紧急通知》,点名指出广东的走私贩私极端严重,而且这些行为发生在一些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身上。

张岳崎:当时主要走私些什么呢?电子表、收录机、袜子、裤子等等。这些现在看不怎么重要的商品,但放在当时就不得了。本来就对广东搞开放有疑虑有看法,就不赞成,更别说还出了走私这种事了。

雷宇:当时开展了两次严厉打击走私贩私的活动,另外还取消了18个贩卖私货的市场。广东省委、省政府虽然做了这个事,但是和北京的沟通太差,没人去汇报,所以中央也不知道广东的真实情况。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门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这是任仲夷第一次因特区问题被召进京,那次会议开得极其严肃。

雷宇:虽然通知是向全国发的,但事情是因广东而起的,广东首当其冲,受的压力很大。事后任仲夷说,能不能过这一关,当时他自己都没有把握。

会议上对特区的争论持续升温,有人说,广东对走私贩私“放羊了”,绝不能手软。尽管如此,任仲夷还是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应该将走私贩私与执行特殊政策的灵活措施区别开来。

会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以更有效贯彻中央的政策。1982年2月13日,两省会议结束之后,任仲夷回到广州,然而仅仅过了一周,中央突然再次召他进京。

胡耀邦亲自给任仲夷打电话,说:“我们把两省会议的情况向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实际上主要是讲你的思想还不通,有些问题没搞清楚,还很不放心,你再来北京一次。”

就这样,短短一个月内任仲夷两次为特区问题进京,后来这件事被称为“二进宫”而广为流传。到北京后,广东再次被批评为贯彻中央精神不力,对走私贩私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雷宇:任仲夷听后还同人家争论。他说:“见怪不怪不对,但是少见多怪也不对。并且我们还是管的,管得不够是真的,但是说就放任了,没有这回事。”

就在任仲夷“二进宫”的同时,广东不少干部已风闻两省会议的内幕,私下说,省委第一书记都“二进宫”了,下面的人不知要抓多少。

黎子流(广州市原市长):在佛山地区,地委书记找我们开小型座谈会时,大家都鸦雀无声,因为心里边都很震惊,不知道最后情况会是怎样。

张岳崎:北京开会的情况陆续传过来,大家听着都很害怕。有的干部是带着行李来的,说是开完会可能就不让回家了。

4月1日,任仲夷在广州珠岛宾馆礼堂作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讲话,会前许多人都作好了作检讨、挨批评、受审查的准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任仲夷第一句发言便是:“这次会议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一次热气腾腾的会。”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除了肯定要坚定不移打击走私贩私外,依然强调了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任仲夷的这次讲话:“如果任仲夷同志当时不坚持,自己承受的压力固然会小一些,但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是正确的。他退一步,内地就会退更远,那时持反对意见的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把错误的东西反对掉了。”

“二进宫”后,虽然在任仲夷的坚持下,中央没有收回给广东的特殊政策,但是在特区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还是招致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广东对外开放之初,沿海地区的家庭常把一种鱼骨形天线竖在楼顶指向香港方向,以便直接收看香港的电视节目,很快,鱼骨天线就布满各家各户的楼顶。鱼骨天线现象引来内地一片声讨,有人公开批评“广东香港化了,变烂了”。对此任仲夷有不同的看法。

张岳崎:任仲夷说:“我喜欢听京戏,喜欢听古典音乐,可是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好恶来制定政策啊,我喜欢就要这个玩意,别的都不许,不行啊。如果群众喜欢,内容也没有什么问题,党和政府就不用去干预。”

黎子流:任仲夷说:“黎子流同志,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每家每户都看香港电视,不看内地的电视,那么国家大事他了解吗?”这句话把我问倒了。他说:“香港电视好的地方可以吸收,但是国家大事大家也要知道。通过科技逐步发达,能不能够既可以收看到香港电视,又可以收看到内地的电视?这样人民就有选择。”


1982年,任仲夷陪同小平同志在广州考察

1983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广州视察,住进珠岛宾馆,服务员按照惯例把胡耀邦房间里的香港电视频道全部关闭。

李次岩:任仲夷说:“不行,都打开,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宾馆方面就照着做了。胡耀邦住进去后,并没有说什么,任仲夷心里就有数了。

在省委宣传部的会议上,任仲夷提出:一不提倡看香港电视,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二要办好自己的广播电视节目。他只字未提强行拆除鱼骨天线和干扰香港频道的问题。此后在任仲夷任期内,香港电视再也没有受到强行干扰,鱼骨天线也成为南粤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1984年1月,邓小平来到广州,但是根据通知,这次邓小平到广州只是休息过春节,不听任何汇报。

张岳崎:当时我们问,一把手总要见一见吧?后来接到答复:一把手可以见一见,也就是任仲夷可以去见一见,但不要超过20分钟。

邹尔康(深圳市委原常委、原秘书长):小平同志当时也关注到特区发展比内地快得多、好得多,但是反对的人也相当多,仲夷同志大概也向中央不断汇报过。小平同志曾经有一句话:“办经济特区是我的主张,中央的决定究竟对不对,我要去看一看。”

改革开放前的深圳,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深圳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蠔;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当时,深圳没有大学,没有自己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仅有的文化设施是一个新书店和一家20世纪50年代盖的小剧院。1984年1月,邓小平离开广州去了深圳,这位特区政策的首创者要亲自去看一看深圳的变化。

早在1980年10月底,任仲夷从辽宁先到北京,准备在北京见过中央领导后再赴广东上任,当时中央的九位主要领导包括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和叶剑英等人都和他谈了话。当时邓小平对任仲夷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视察了深圳后,邓小平又连续视察了蛇口、珠海、中山、顺德等地,并为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1982年5月13日,任仲夷(中)在广东海丰县海边与海丰县负责人研究打私活动问题

海南汽车事件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谈了他这次南方之行的感受。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1984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正式挂牌,由雷宇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1982年6月,任仲夷(左一)在深圳蛇口听取袁庚(中蹲者)关于蛇口发展规划的汇报


1983年2月,胡耀邦(左二)等在深圳视察工作,左一为任仲夷


任仲夷刚到广东的时候,曾经针对海南岛的问题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如何放权和制定政策。198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下发的一份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将给予海南行政区更多的自主权。然而,不久之后发生了“海南汽车走私事件”不但轰动全国,也震动了中央,而事件的主角正是雷宇。

1984年10月,中央规定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17种商品,但也明文规定,进口的商品不得向海南行政区外转销。

雷宇:全国工商局开了一个各省市工商局长的会,会上讲到:广东、福建两省的汽车可以出岛,个人到广东、福建买车的可以出省。当时海南行政区属于广东省的一部分,广东省的汽车可以出省,那海南岛的汽车当然也可以出省。

消息传到海南,对于迫切希望拥有第一桶金的海南行政区政府来说,无异是一个特大喜讯。海南开始大量进口汽车并转卖到内地。1984年夏,海南岛既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也震动了中央,国务院迅速派出调查组前往海南一探究竟。此时,任仲夷正在治疗心脏病,日夜戴着仪器监视心脏起搏,医生嘱咐他千万不可着急。

雷宇:任仲夷是不赞成海南岛搞汽车的,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也从来没向他汇报过。他就急了,让他的秘书打电话,让我回广州向他汇报。见面他就说:“雷宇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这个事呢?”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主要是想赚钱,好把海南岛的基础设施搞得快一点,投资环境搞得好一点。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雷宇你只好听天由命了。”

1984年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雷宇被撤职,党委书记姚文绪也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此时外界开始出现各种关于任仲夷的流言蜚语。

雷宇:不少人以为是任仲夷支持我干的,要不雷宇怎么胆子那么大。其实,任仲夷恰恰是反对这个事的,真的是冤枉。这件事如果说有什么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权力不能滥用。国家为了扶持海南岛的发展确实给了很多政策,有的甚至连深圳特区都没有。但是,政策越宽权力越大,管理越是要跟上。这件事我们就不用缺乏经验这样的话来说了,基本上确实没有什么管理。

1985年秋天,中共中央在一个月之内接连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会议同意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完成了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过程。会后,71岁的任仲夷不再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的名字也从中央委员的名单中消失,出现在中顾委委员的名单中。他正式退休,和夫人王玄一起居住在广州。

任仲夷晚年身体状况很差,但他保持着一贯的乐观与幽默。胆囊被摘除,他说自己“浑身是胆”;胃被切除了4/5,他说自己“无所胃具(畏惧)”;一目失明,他说自己“一目了然”;一耳失聪,他说自己“偏听不偏信”;到了生命最后一年,双目都几乎失明,他又自嘲说自己是“目中无人”。在一次手术前,任仲夷在儿子手中写下了“不留骨灰”四个字。对于身后之事,任仲夷早已作了安排,他说自己要悄悄地走。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去世,享年92岁。家人按照任仲夷生前的遗愿,除了在家里设一个小灵堂外,没有举行公开的悼念活动,完成了他“悄悄地走”的心愿。■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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