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流浪,何处是归乡

2016-05-08 05:14:52


朱真 逃难期间我曾亲眼目睹了武汉大空战:只见日机飞来轰炸,我机腾空拦截,发现敌机后即迎头射击,日机则仓促还击;双方你追我赶,上盘下旋,机枪火花划破蓝空,迸溅四射;每当敌机被击中、坠毁,观战的武汉军民都纷纷欢呼鼓掌,那种景象真是令人终生难忘。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市民逃难场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向我进犯,淞沪会战打响。我军英勇抗战,与日军激战三月有余,终因军力悬殊等原因,上海失守。日军乘机向西进攻,直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我家当时在常州,位于南京、上海之间。尽管当年我才9岁,时间又已过去了70多年,但当年日寇疯狂入侵及家中逃难的场景仍在我脑海中留下了许多无法忘却的记忆。现就若干较为值得记述的事例,散记于下。

泪别常州 受困镇江

上海即将沦陷时,某天报纸上突发头条醒目新闻:“我军挥泪退出大场。”大场是上海郊区的一个地名,也是我军最后的守地。这说明上海已经基本失守,敌军即将沿京沪线大举西进,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直至南京肯定不保。实际上,此时南京政府已经撤至武汉,形势极为危急。

我父亲当时任常州红十字医院医师,医院要撤离,让我父亲自己撤退到武汉。当时我们兄弟六人,大哥14岁,上初中;我9岁,小学四年级;几个弟弟都年幼,最小的老六才1岁多。时间紧迫,匆匆几天就要离别居住多年的老家,只有我祖母、叔父一家还留在常州。我们雇了一条木船,计划先沿运河逃至镇江。临别时,兄弟两家挥泪相别,真不知何时才能重逢。

由于逃难人多,运河中船挤船,行进十分缓慢,于是后来我们不得不下船雇车行至镇江。一到镇江就遭遇敌机轰炸,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过几十米处爆炸,声震如雷,瓦砾乱飞,吓得大家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当时由镇江逃到武汉,只能靠坐船走长江。经父亲联系,我们登上了停在长江中的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谁知道上去后,该船又决定不去武汉要退回上海,说不久有另一艘船过来,可以让我们换乘。船来后,大家都往那条船上转移。我们家孩子多,行动不便,父亲就让我们先等他上船把我们的位置安排好了再来接我们。天知道过了一会儿,不见父亲回来,却听见那条船鸣笛。正当我们手足无措之时,那条船已经启动了。父亲在那条船上呼唤我们,我们在这条船上哭喊父亲,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条船越离越远直至消失在视线内。父亲是家里唯一的主心骨,他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的心简直陷入了绝境!逃难还没有逃出去,就已经无路可走,只能听天由命了。

天无绝人之路。当天深夜,父亲突然回来了,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原来父亲乘那条船到南京后赶快下船,又连夜赶火车到镇江。他在镇江江边远望江中,看见我们的船还没开走,就花重金雇一条小船划到我们船这里来。全家再次相聚,总算躲过了一场骨肉分离的劫难。

这条船于次日往上海方向开动,傍晚时到泰州附近与开往武汉的最后一条英国船相遇,对方同意将我们这条船上要去武汉的人接上去。在黑夜里,先由当地的小木船把我们接下来,再划到那条大船边,从绳梯爬到那条大船上。时间紧迫,绳梯又陡又晃很难爬,不过总算全家都上去了。等到安顿下来清理随身物品时,却发现一个装钱的小箱子不见了,这可是最要紧的一件东西。这个“宝箱”本来是由大哥保管的,一直提在手上寸步不离,但在撤离小船爬上大船时,由于双手都要抓住绳梯才能往上爬,结果把“宝箱”遗落在小船上。等我们一上大船,小船早就开走了,真是天外横祸!钱没有了,英国船员要赶我们走,父亲再三哀求也无济于事。在绝望中,只得弃船上岸,踏上了长江北岸。夜茫茫,一片荒凉,人绝迹,路在何方?事后我们听说,这条船在行驶到芜湖时,遭遇日机轰炸沉没,乘客几乎全部遇难。惊闻噩耗,我们既对日寇的残暴行径万分愤慨,又为自己一家感到庆幸,这也算是因祸(丢钱)得福(免葬身鱼腹)吧。


中国空军英雄陈怀民。在1938年4月29日武汉大空战中,他击落1架敌机后被5架敌机包围,危急关头他放弃跳伞求生,撞向日机与之同归于尽,血溅长空,年仅22岁


中国守军迎击日机进犯

长途跋涉 浦口脱险

无船可坐,父亲身上又只带了很少的钱,无力雇车。要逃到武汉,只能沿江北的公路先步行到浦口,再坐火车转道去汉口。从泰州附近到浦口有几百里路,带着这么多幼儿长途行进,谈何容易。一天最多走四五十里,早已精疲力尽。妈妈抱着尚在怀中的老六,一天下来,脚都走肿了,连上床都快抬不起来。其他几个弟弟也不过几岁,因此只得临时找独轮车推着走或找人挑着走。大哥、爸爸当然步行带路。我9岁了,所以也基本上步行,实在走不动时才坐坐独轮车。一路上,难民、伤兵不断,都往浦口逃。

经过几天十分艰难的“行军”,我们终于抵达浦口。这时,长江对岸的南京已经遭到日军的炮击。记忆最深的是,长江上由南京逃往浦口的人络绎不绝,有的划小木船,有的划木桶,有的划门板……江中浪很大,许多人翻入江中,有的侥幸游上岸,有的则不幸溺水而亡。最令人愤恨的是,日本飞机不断用机枪枪杀江中的逃难同胞,不少人中弹身亡,江中死尸横流,血染江水。敌机对浦口岸上的同胞也进行轰炸扫射,被害同胞的尸体到处可见,受伤者遍地哀号,真是惨绝人寰!我亲眼见到那些可恨的日机驾驶员,飞得只有两三层楼那么高,一边狞笑着,一边向我们的同胞扫射。这仇恨诉不完、说不尽、忘不掉!

我们在浦口受难时,对岸南京已经炮声隆隆,敌军大举进攻,南京即将沦陷。此时,浦口也危在旦夕,难民都急于逃离,唯一的出路是先乘火车去徐州,以脱离险境再图他策。父亲去火车站打听后才知道,正常的火车早已停运,去徐州是否有车只能听车站临时通知。命运未卜,我们都心急如焚。又过了几个小时,父亲突然跑来高兴地叫我们快走,说最后一趟去徐州的车即将开行。我们急忙赶去,只见一列火车停靠在站上,人们蜂涌而至,车门口根本挤不进去。父亲跑到一扇车窗口推开车窗,钻了进去,我们也跟着钻进去,总算占了几个座位。一会儿,车内已挤满了人,连车顶上也全是人。火车开动了,我们终于逃过一劫,远离南京。火车时开时停,不知过了多久,到了徐州。


1938年武汉大空战时,武汉市民为中国军人加油助阵,为中国军队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千里逃亡 定居渝州

在徐州,我们因缺钱只能以难民身份住进难民收容所。在此短暂停留后,又乘难民车先到郑州,再转去武汉。

难民收容所的生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点:一是住地拥堵。由于难民太多,收容所大都占用学校的教室,住地人挨人、人挤人,住在中间要出去一趟,不得不从别人的身上跨过去。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相互理解,总算相安无事。二是身上长满虱子。长期不洗澡,不换衣服,挤在一起住,自然衣服上逐渐长满虱子。开始还觉得虱咬痒痛难忍,慢慢习惯后就“虱子多了不怕咬”。一到晴天,坐着无事,大家就脱下衣服捉虱子。这在现在看来,简直太不文明,甚至令人恶心,但在当时却是安之若素。

到武汉后,开始仍住进难民收容所。后来父亲找到一些过去的熟人和关系,生活有所好转,于是租了民房,等待机会再逃难去重庆(渝州)。

在武汉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武汉大空战。抗战初期,国民党空军曾与日机作过一些较量,但很快就几乎损失殆尽。此后日机在中国领土上空曾一度横行无忌,制空权完全被日寇占领。武汉抗战时,苏联为支援抗战,派来了志愿空军与日机展开了激烈空战,打得日机多次惨败。当时,我亲眼目睹了在武汉上空发生的多次空战。日机飞来轰炸,我机就在上空拦截,发现敌机后即迎头射击,日机则仓促还击。只见双方战机你追我赶,上盘下旋,机枪火花划破蓝空,迸溅四射。不时有敌机被击中,有的拖着浓烟逃窜,有的在空中爆炸,一团火海坠落入地或掉入江中。空战时,武汉军民都纷纷在街头、楼顶观战,每当敌机被击中、坠毁,都欢呼鼓掌,兴奋无比。这种场面在八年抗战中我唯一亲身经历过的,就是在武汉,真是令人终生难忘。许多苏联志愿飞行员都在空战中壮烈牺牲。由于我方的有力抗击,日机后来就不敢轻易再来武汉侵袭了,武汉人民也因此免于再遭空难之灾。这与此后日机在重庆如入无人之境疯狂轰炸、中国百姓生灵涂炭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武汉,大哥报名参加了国民政府成立的专门接纳流亡学生的国立二中(校址在四川合川)。他乘学生专用船离汉时,父亲和我来到江边,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当然,对我们来说,武汉也并非久留之地。不久,国民政府迁至陪都重庆,难民也被安排陆续转移。我们先坐船到宜昌,短期停留后,又坐船过三峡到万县,最后接着坐船到目的地重庆。总算结束逃难,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最后这一段路程里,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过三峡,两岸从未见过的奇丽风光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特别令人难忘的画面有两处。一是三峡之险。与今日之三峡相比,当时的三峡尚未经过人工改造,其险更加“原汁原味”,当然最险的莫过于水。三峡水流湍急,险滩丛生,上游之水一泻千里,波涛汹涌,特别是有险滩之处,水下礁石无数,水浪奔腾咆哮。在最惊险的一处滩石间,轮船靠自身马力已无法前进,船在震耳的波涛声中左右倾斜,令人站立不稳,乘客无不胆战心惊。如何过滩?靠两岸的钢铁绞索。在江两岸,有固定的绞索机,轮船由绞索牵引一点点往前拉。经过约半小时,终于过了险滩,撤去绞索,船再自己上行。这一场景,震撼人心。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蜀道之难不只山路,水路同样难。二是三峡中的纤夫。上水的木船全靠纤夫用绳索一步步拉着走。他们沿着江边峡谷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甚至连路也没有),背上套着很粗的绳索,一二十人几乎赤身裸体,双手撑在地上,吃力地一步步往前拉船行进。一边拉一边喊着川江号子,那悲怆的号子声在山谷中回荡,真令人心碎。一直等拉到江面较为平静的岸边,他们才能稍稍喘息片刻。这正像我们多难的民族,尽管在痛苦中挣扎,然而绝不屈服。



抗战期间,民生公司民康轮运输支前物资后空船返回重庆


抗战时期,重庆沿线木船业重又兴旺,缓解了战时交通运输之困难


当时,第一次面对如此雄壮秀美的三峡风光,我几乎整天站在船弦边观赏,陶醉其中。我不时看到猿猴在山中树上跳跃戏耍,真有“两岸猿声啼不住”之感。更惊奇的是,有一次竟然还看见一只老虎在山坡上坐观我们的轮船。这里江面狭窄,老虎看得清清楚楚,它纹丝不动,毫不惊慌,大概是对轮船早已习以为常了。

出了三峡,江面宽阔了许多,水也不那么急了;船开得快了,也没有多少观赏性了。船到万县,在难民收容所住了一段时间,又乘船到重庆,结束了逃难之“旅”。

在重庆,我们遇到了著名的“四川耗子”。早就听说四川老鼠又多又大,到重庆亲身经历后,才知道果然名不虚传。马路上,有耗子大如小猫,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跑来跑去,丝毫没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虞。在家里,耗子更是成群结队,肆无忌惮。在房梁上,老鼠“目中无人”,自由穿行;房间的地上,它们也常来光顾。有时我只得坐在床上等耗子过来,然后用鞋子击之驱之。然而防不胜防,后来终于还是发生了耗子咬人事件。当时,我家只有一张床,兄弟们晚上大多睡在地上。一天半夜,年仅三岁的弟弟老五突然在地上惊哭。父亲起来一看,大惊失色,原来一只大老鼠正在咬老五的脚趾。父亲立刻将老鼠赶跑,然而老五的一个脚趾已被咬破,鲜血直流,痛哭不已。父亲连忙为他消毒止血包扎,可是老五的脚上还是留下了疤痕,四川耗子的厉害可想而知。后来,我们家一直养着一条大花猫,专司除鼠之职。

70多年前的逃难经历,许多细节已记不清,仅就记得的一些真人真事信手写来,唯愿后辈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秘书长

上一篇回2014年11月第11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流浪、流浪,何处是归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