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巴金先生

2016-05-08 05:14:47


陈思和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但巴金先生显然不愿意就这个话题深入谈下去,他有点激愤地挥着手,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说不清楚。”

沉默对待无政府主义:“现在说不清楚”

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有许多事情发生,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脑子里。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的第三期(大约是5月份),还得到过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记忆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与李辉上门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记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似乎是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记忆,还写进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问及李辉,他查了当年日记,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马上要各奔东西了,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才想在临行前见一次巴金先生。由李小棠兄的安排(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李辉是有的,他如果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一定会有重要的细节披露。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体不好,似乎是感冒了,还有些发烧。我们谈话中,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注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与我们继续说话。那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78岁的老人了。我们的看望当然是早几天就约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会感冒发烧。但巴金先生没有因此拒绝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的上门打扰,小棠兄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他走出客厅打针的时候,我俩惶恐的心理可想而知。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那时候离“文革”结束还不远,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义。“文革”有一段时期为了制止群众武斗、派仗和打砸抢等失控局面,《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要批判无政府主义,那时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打砸抢和武斗。后来林彪倒台了,“四人帮”倒台了,批判他们极“左”路线时也总要联系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罪行。所以,直到结束“文革”“抓纲治国”的年代,无政府主义仍然是作为敌对的反动思潮看待的。有的学者写文章为巴金辩护,认为巴金一生追求反帝反封建,与无政府主义无关,“无政府主义者”是“四人帮”对巴金的陷害。我们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巴金早期许多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文献,而且还直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才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理论上反对一切国家形式的强权和专制,认为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的进步影响。这样理解无政府主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联系起来了。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巴金先生也是认可的。那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些想法。但巴金先生显然不愿意就这个话题深入谈下去,他有点激愤地挥着手,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他始终以沉默对待自己曾经的信仰。有一年,我参与了巴金先生的全集的编辑工作。我向他建议,把他早年编译的一本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收入全集,他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送到出版社后,还是被责任编辑撤了下来。记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诉我这件事,眼睛里含着揶揄的微笑,轻轻地说:“还是他(指责任编辑)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也好,编全集也好,他对于自己的责任的理解,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观火。他对现实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荣誉和声望就忘乎身处的环境。他全力以赴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力图做得更好,但是不抱一点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思和(左)、李辉(右)与巴金先生(中)


20世纪90年代初,陈思和(右)、李辉(中)与巴金先生(左)

乐观对待病痛:“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

巴金先生平时话不多,随着年岁增高,还有健康的关系,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候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而且我也深深理解,像巴金先生那样的高龄和健康状况,他还肩负着沉重的写作任务,还要应付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实在是不堪负担。所以,虽然我住在上海,但有事情一般是通过小林、小棠转达请示,尽量不去打扰他。1989年11月,巴金先生85岁诞辰,复旦大学和上海作家协会在青浦举办第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五六十人。我参与了会务。巴金先生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了,心情也不好,他表示,除了个别老朋友外,他就不接待与会代表了,要我尽量阻止代表们上门看望。我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会议主持者,在会上也不断宣传,果然没有代表在会议期间私自去见巴金先生。可是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一位代表声泪俱下地站起来呼吁:“我们既然到了上海,就是到了巴老的家门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见见巴老?”当时群情激奋,我再也无法阻拦大家去见巴金先生的愿望了,于是就把大家的意愿转告小林。小林征求过巴金先生的同意,请与会代表集体去武康路巴金府上。我感到自己没有完成巴金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很惭愧,就没有跟随大家一起去。后来听说,那天巴金先生坐在客厅里,坚持一个一个与大家握手、合影,折腾了整整半天。大家的愿望是满足了,但我想,巴金先生肯定很累很累。

巴金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疗养,冬天则回到上海,直接住进华东医院,基本上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都是到华东医院,那段时间(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比较稳定,亲自校读巴金全集和译文全集的清样,坚持写每卷的跋,还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怀念老朋友的短文章,其中就有他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时的好朋友卫惠林和吴克刚。1994年前后,我正在筹备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想学习巴金先生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丛书的经验,通过出版活动来践行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我就此请教过巴金先生,他很支持我的行动,讲了当年他编辑文化生活丛书的经验,还用患了帕金森氏症的手颤抖地写下“火凤凰”三个字,作为火凤凰系列丛书的题词。我策划“火凤凰文库”,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以后陆续写成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巴金先生欣然为它取名《再思录》。等编完以后,我又觉得薄薄的一本,印出来有些草率。就与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做书的代序。没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来电话说,爸爸已经写好了《再思录》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这样几句话: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 他说过:“假若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1995年1月12日

小林在电话里给我念了这篇文字后,还担心里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话是否有误,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文中的“如果”记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当时巴金先生患了压缩性骨折,痛苦万分,曾提出要“安乐死”。可是在这篇出口成章的短文里他竟谈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间寻找欢乐的话。可以想象,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样宽广。

也就在他患着压缩性骨折,浑身疼痛无法站立起来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要准备开代表大会了。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90多岁身患重病的巴金先生依然被安排继续当作协主席,作家协会的主席团会议也被安排到上海来举行。于是,巴金先生不得不穿上了硬塑背心,坐了轮椅,硬撑着出席了会议,又一次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会场上少不了一一握手,应答许多问候,据说巴金先生准备了发言稿,只是低声念了一段,就交给身边的王蒙先生继续念下去。但在会议结束后,他就血压升高,昏厥了几次。病,更加重了。

宽容对待晚辈:“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不要紧”

巴金先生还没有长期住院的时候,他对外界的信息是非常关注的,甚至也关心到我的写作活动。

记得有一次,为了《围城》汇校本是否侵权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围城》的出版单位认为汇校本侵犯了原著版权,代表作者起诉出版汇校本的出版社,并且请了一些大家写文章帮腔。这事本来与我无关,只是偶尔看到一篇文章说,“汇校本”没有被列入目前的出版权法,这是我国“著作权法”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又“决不容许有人趁此机会,钻法律的空子”。于是就有了一点想法,窃以为,既然法律有不完善之处,就应该先修订法律,不能在法律以外另设标准来论罪。这个想法与汇校本争论没有多大关系,只是看多了“文革”前和“文革”中法治观念混乱,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而引起的感想。

谁知文章刚一发表,马上引来了一位前辈的批评,说我怂恿盗版书;我当然回应了。再过不久,巴金先生让小林给我电话约我面谈。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不要写文章了,版权的事,侵权总是不好。我有点疑心是打官司的一方找了巴金先生告状,也可能是老人读到了我的文章而想劝我息事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意见、包括汇校本引起争论的来龙去脉仔细向老人讲述了一遍,我以为我的文章没有错。

巴金先生听了我说的话以后,犹犹豫豫地告诉我,出版社真有人让他写文章就这个汇校本表态,他说:“我写是写了一点,主要是谈保护版权的,不过我对他们说了,不要发表,只是表示我的态度。”接着他又连连说:“让他们不要发表,不发表的。”我知道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写过保护版权的文章,强调作家对自己作品有权处置发表或者不发表,与眼下的汇校本官司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又写了(应人之邀)关于版权的文章,却不让公开发表,也许是怕伤害了当事的年轻人吧。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可能是通信)今天是否还保存在出版社的某位编辑手里,时过境迁,如果能够找出来收入修订中的《巴金全集》,也是一件功德。



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思和(右)、李辉(左)一起访问巴金(中)

巴金先生很早就关心过我和李辉在大学期间撰写的《巴金论稿》的系列论文,那时候我们莽撞无知,把写了或者发表了的论文托小棠转给巴金先生过目。我手头还保存了巴金先生亲笔改过几个字的油印文稿,是一篇论巴金文艺思想的文章。至于为什么巴金先生会修改这篇文章,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后来写巴金传记《人格的发展》,写到抗战胜利巴金创作《寒夜》为止,不再写下去。书出版后,巴金先生在病床上听人读完了这部书稿,约我去谈了一次。他谈话时拿出一张练习簿的纸,上面记了好几个问题,一一解答我在书里写到过的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翻译蒲鲁东的《何谓财产》的下落。这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理论经典,巴金在1930年全部译完后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但没有出版,巴金先生也没有再提起这本书。我在传记里说,这部书稿送出版社后就“不知下落了”,巴金先生就告诉我,出版社收到书稿后搁着没有安排出版,后来遇到“一·二八”战事,书稿大约就此毁灭了。其他还有一些问题,都是他在听读时陆续发现的,就记下来告诉了我。他还问起为什么不写下卷,我主要是感到资料不足,但还有一个顾虑没有说出来,巴金先生还健在,我觉得就写完他的传记,似乎有点冒昧。就这样把这事拖了下来。有一年我曾经打算把下卷续完,还告诉了巴金先生,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弟弟李济生先生,李济生先生遇到我时还特意夸奖了我,鼓励我赶快写出来。但是,做事拖拉的作风使我迟迟没有提起神来,终于辜负了巴金先生的期望。

要说到辜负巴金先生的期望,我还想说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心痛。巴金先生在《全集》第二十卷的跋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树基:

《炸不断的桥》的目录已在六六年日记中查出,抄给你看看。

目次

并肩前进(代序)

美国飞贼们的下场

越南青年女民兵

炸不断的桥

重访十七度线

一块头巾

○明亮的星星

○向胜利的旅行

○红缎盒

○见闻·感想·印象

附录:春天的来信

○后记

《明亮的星星》等五篇给丢失了。《春天的来信》的改定稿也丢失了,不过江南的原信还登在《人民文学》三月号上。这个集子的《后记》是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写成的,第二天我就把集子编好托济生转给上海文艺出版社。

没有想到不久我就进了“牛棚”,待到十年梦醒,手稿回到身边,一放就是几年,我连翻看它们的兴趣也没有。后来编印《全集》,找出旧稿拿去复印,终于丢失,仿佛命中注定,我毫不惋惜,倒觉得心上一块石头给搬开了。欠债的感觉少一些,心里也轻松些。……

这里所说的《炸不断的桥》中五篇稿子“拿去复印,终于丢失”,是我造成的严重事故。当时巴金先生在编全集的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几卷,我和李存光分头帮他搜集和影印相关文献。一天巴金先生把两部旧稿交给我,一部是中篇小说《三同志》,是以朝鲜战争为题材,另一部就是散文集《炸不断的桥》,以越南战争为题材,都是手稿,交给我去复印,准备编入全集。关于《三同志》,巴金先生还特意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了:

废品,《三同志》,我写了自己不熟习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巴金 九〇年一月八日

我拿到稿子,马上去学校复印了。但正是这个时候我在搬家,忙着整理东西,我怕一些珍贵东西丢失,就特意把这两部手稿连同复印件,以及一些其他待印的旧刊物、旧稿,还有我导师贾植芳先生准备整理回忆录的文献资料,这是我所有家当中最最重要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袋子里,专门放开来。结果真“仿佛命中注定”,等搬完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偏偏这个最重要的袋子找不到了。当时我的绝望和沮丧是他人难以想象的。记得那天我在荒芜的马路边仓皇奔走,天色一点点暗下来,仿佛要压下来似的,真是欲哭无泪。我无法面对我人生道路上最最重要的两位老人,也无法弥补那些丢失的文献资料和手稿。不幸中的万幸是我影印了《三同志》以后,把复印件放在身边阅读,总算没有丢失。《炸不断的桥》里的散文作品,有六篇曾经发表过,剩下的四篇散文和一篇后记,由于我的失误,永远地消失了。

我不知道如何向老人交代这个事情。无奈中我找了陆谷苇先生,与他商量。谷苇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提携过我的师长,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我的成长,他也是长期关注和报道巴金先生的著名记者,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报道。如巴金先生完成最后七篇《随想录》的消息就是他首先报道的。谷苇先生竭力安慰我,鼓励我先去找李小林商量,请小林寻机会转告巴老,认为这样比较稳妥。我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天就去找了小林,难以启齿的事情终于向小林吐露了。我在这里真心赞美巴金先生树立的良好家风,小林听了我的陈述以后一句责备话都没有,反而要我安心,让我写一封信把情况说明一下,由她交给巴金先生。过了几天她又打电话来,要我去家里。我知道巴金先生已经原谅我了,但还是毫无自信地走进了武康路113号。那天小林和李济生先生都在场,巴金先生坐在沙发上,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不要紧。”接着,老人用安慰的口气说,他有日记,记下了《炸不断的桥》的篇目,可以把篇目保存下来。一场对我来说是天大的灾难,也是心灵上一道被重重撕裂的伤口,就这样被老人轻轻地抚平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恩师贾植芳先生家里,当我把丢失资料的事告诉了先生的养女贾英,再由贾英告诉先生,那天我去先生家,先生、师母和贾英都围坐在客厅里,先生的第一句就说:“搬家就等于失一场火,总是要损失的。只要人没有事,健健康康的,就好。”

这个事件,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伤,但老人的高风亮节,对我做人态度的教育是极大的提升。我从此养成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做事习惯,努力克服内心的骄傲以及自以为是的恶习。尤其是与巴金先生和贾植芳先生两位老人有关的工作,我确是容不得再发生一丝一毫的差错。有些不了解我的年轻人常会抱怨,以为我做事过于较真,对没有事必亲躬的事情总是不顺眼、不放心。那就是因为,只有我自己明白,即使献出我的全部生命,我也难以报答老人的知遇之恩。■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巴金研究会会长。本文图片由李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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