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民做点实事,比当多大官更要紧”

2016-05-08 05:14:40


■吕彤羽 口述

■杨玉珍 采访整理

父亲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三件事:打日本、修铁路、打网球。我妹妹和他开玩笑说:“人家说你打日本、修铁路是大事,打网球是小事。”父亲当时正在住院,插着胃管说话不方便,就在小黑板上郑重其事地写道:“体育是大事!”

我的父亲吕正操于2009年10月13日去世,至今已经整整五年了。在这五年中,因为各种社会活动,促使我比较仔细地研究了父亲的回忆录和相关资料,逐步加深了对父亲的理解。通过对父亲革命历史的了解,也加深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认识。父亲曾对我说:给人民做点实事,比当多大官更要紧。他对我的这个要求,也正是他自己一生革命实践的体验。他秉持着这个理念,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和人民办了几件大事。


当年叱咤风云的冀中司令吕正操

辽沈战役的胜利是火车拉出来的

父亲对中国铁路事业充满深厚的感情,一生都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率军挺进东北,1945年10月下旬到达沈阳。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副总司令兼西满军区司令员。当时西满军区的政委是李富春,副司令是黄克诚。黄克诚是红军的著名战将,资历和能力都很高,父亲觉得让他当副职不合适,于是向林彪(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要求,让黄克诚担任西满军区司令,自己去管铁路。林彪拖到1947年才下了正式批文,但父亲很早就把主要精力转到铁路工作上去了。

我妹妹保存着一份由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联署的“东北民主联军命令”(签署日期1946年12月3日),其中写道:“特派吕副总司令为总司令部全权代表,负责处理和整顿有关铁路运输及煤矿各项工作。”这说明,当时东北局的领导已经认识到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并决定由我父亲全权主抓铁路工作。

父亲出生在东北辽宁海城,日本南满铁路在家门前通过,他目睹了日本鬼子的野蛮骄横,也看到了日本南满铁路现代化管理的效率。这让年幼的吕正操萌生了投身抗日的决心和对中国铁路事业的感情。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铁路破坏得很严重,许多桥梁被炸毁。父亲在东北局支持下,动员一切力量,配合铁道部队,重用知识分子干部,组织线路抢修,逐步扩大通车里程。他率领军民以打硬仗的劲头抢修铁路设施和机车,使铁路的通车里程由最初的4690公里,恢复到9818公里,占全东北通车里程的98%,修复机车885台。

父亲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要在与国民党的对弈中胜出,搞好铁路工作是最要紧的,这也取得了东北局所有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1948年10月的锦州战役,是毛主席“关门打狗”的英明战略设想,是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一仗。但几十万部队和装备、供给从东北地区的东边运送到东北地区的西边,面临的关键是上千公里的铁路运输问题。由于东北铁路系统已有近三年的踏踏实实的工作基础,再加上前方铁道部队抓紧进行铁路抢修,后方父亲领导组织运输工作,只用了九天时间,部队和弹药就全部运送到了锦州,保证了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

陈毅元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与此相应,应该说辽沈战役的胜利是东北铁路工人用火车拉出来的。没有充分的交通运输保障,辽沈战役不可能取得这么辉煌的胜利。林彪是辽沈战役出色的军事领导,但毛主席在辽沈战役的战略决策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应该讲比林彪更高明。另外,彭真、罗荣桓、陈云、林枫等革命前辈和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对辽沈战役的胜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辽沈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团结奋斗的辉煌成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集团炮制的五花八门的冤假错案所说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文革”中,林彪污蔑彭真、林枫、吕正操搞“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彭真和林枫的孩子到深圳探望我父亲问起此事,父亲说:“那纯粹就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人讲的是革命感情,根本没有什么桃园结义的事!”


吕正操(前左一)和朱德(前右一)、彭德怀(后排中)等人合影

铁道部工作和铁道兵兵改工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过铁道部副部长、部长、铁道兵第一政委等职务。

1949年,随着大军南下以及全国的解放,由父亲担任副部长兼护运司令员的军委铁道部组织50万铁道兵团指战员和铁路工人日夜苦战抢修铁路,仅用一年的时间,全国铁路就实现了全线通车,创造了新中国交通史上的奇迹。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父亲兼任抗美援朝运输司令,他亲自率领技术人员赶赴朝鲜战场,全力组织运输物资,保障前线需要,为抗美援朝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三线建设时期,毛主席提出“成昆路要快修”、“川黔、贵昆路也要快修”的要求,中央决定让父亲负责这三条铁路的新建工程。父亲指挥铁道兵部队和铁道部工程局30万人参加大会战,仅用一年多时间,川黔铁路通车;两年多时间,贵昆铁路通车;六年多时间,成昆铁路通车。三条铁路的建成通车,填补了新中国在西南地区建设铁路的空白。


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2月3日签署的命令

铁道兵的兵转工也是在我父亲的主持下完成的。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铁道兵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涌现出许多非常感人的事迹。1981年,中央军委决定百万大裁军,首当其冲就是铁道兵。铁道兵内部对此阻力很大。父亲在年近80岁时出任铁道兵第一政委,解决铁道兵的兵转工工作。

父亲亲手创建了铁道兵部队,对铁道兵有着深厚的战斗感情,现在又要由他来完成兵转工工作。面临如此巨大的阻力,父亲当时工作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冀中抗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创举,是我父亲最得意的工作经历,他和当时冀中根据地党的核心领导黄敬同志精诚合作,创造了抗日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而铁道兵兵改工是为了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自己军内的体制调整,是父亲最痛苦的工作经历。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支持下,父亲最终克服重重阻力,成功领导完成了铁道兵的兵转工工作。

兵转工之后,1984年,中铁建(前身为铁道兵)一年新签合同额是1.2亿元,到2013年,新签合同额已达到8000多亿元,成为世界百强企业,全世界第一大工程承包商。在北京玉泉路地铁站出口的“铁道兵纪念馆”,生动地展现着这段辉煌的发展历史。


吕正操与夫人刘沙及儿子吕彤羽

“人这一辈子不在于当多大的官,在于给人民办了多少事!”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也一直秉承着那句话:“人这一辈子不在于当多大的官,在于给人民办了多少事!”

退休前,我在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3研究所工作,是研究所任职最长的副所长。院里想解决我的正局级问题,建议我到另一个研究所当所长,但科研方向会发生改变。我征询过父亲的意见,父亲说:“当正所长、副所长都无所谓,关键要看做哪个工作对国家贡献更多。”于是,我继续留在23所当副所长,直到退休。在此期间,取得了不错的工作成绩,我们的科研成果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为部队装备建设作出了实际贡献。

现在,我是冀中抗战研究会会长,去河北参加一些抗战活动时,经常能接触到一些地方干部。很多当地干部长期在本地区工作,熟悉当地实际情况,对当地发展踏踏实实作出过贡献;而地区主官往往是流动性比较大的外地干部。这些长期担任副职的本地干部是干部队伍的大多数,他们的状况与我担任副所长的情况相似。我常常和他们谈起我父亲对我的要求和影响,希望父辈们这种埋头工作、安心当好无名英雄的思想影响更多的基层干部,对社会协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父亲在生活中给我们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他不爱讲大道理,而是爱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让你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件事,是我小时候和大人们打扑克学偷牌,这受到父亲严厉的批评。他说:“干什么事千万不要投机取巧,要踏踏实实干实事。”这件事影响了我一生,使我在之后的人生旅程中能脚踏实地做好自己承担的每一项工作,绝不敷衍了事。这个原则也成为我一生做人、做事的基础。


1991年,张学良(右)与吕正操在美国重逢。他们掐着指头计算,分别已经55年了

“体育是大事”

父亲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三件事:打日本、修铁路、打网球。我妹妹和他开玩笑说:“人家说你打日本、修铁路是大事,打网球是小事。”父亲当时正在住院,插着胃管说话不方便,他就在小黑板上郑重其事地写:“体育是大事!”

在这件事上,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兄妹几个都十分喜欢运动,把运动当成我们生活中的大事。中国社会历来不大看重体育运动,这不利于振奋民族的精神面貌。父亲在东北军时受张学良影响,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他把体育运动看成一件和打日本、修铁路同等重要的大事情。

父亲是中国网球协会的终身主席。在他90多岁时,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到我家,劝父亲辞退中国网协主席一职。我父亲开玩笑说:“‘文革’时江青把我的其他职务都免了,给我留了个网协主席。你们办事能比江青还过分吗?”李梦华回去和伍绍祖商量说,咱们留一个特例吧!我父亲担任中国网协主席直到去世。我堂妹跟我父亲开玩笑说:你当中国网协终身主席,是不是“官迷”?我父亲说:不是,是要宣传“体育运动是大事”。

父亲还担任过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换届时,李瑞环到我家谈话。我父亲见面就开玩笑说:“这差事我早就不想干了,每次开会起那么早,觉都睡不好!”李瑞环说:“一年就开一次政协主席全会,你还埋怨?”这两件事相比,说明他对体育运动的看重,不辞网协主席就是想借此影响中国社会更加重视体育运动。

相隔半个多世纪的会面

父亲一生中干的三件事,都和张学良的影响相关。1928~1931年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在东北大力提倡体育运动、修铁路、建港口。父亲当时就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这些事情深刻影响了父亲的志向,加深了他对张学良的好感。

1991年,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他提出想见中国大陆的两个人:吕正操和万毅。这两个人都是张学良的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为著名的抗日将领,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完成了老师的宿愿。这是张学良要见我父亲的主要原因。没有机会参加抗日战争,是张学良一生最大的遗憾。

1991年5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安排下,父亲一行五人搭乘中国民航的班机,飞赴大洋彼岸。5月29日,父亲在纽约见到了张学良。他俩在纽约见了三次,最后一次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别墅,长谈了近四个小时(有两个小时的录像资料)。分手时,张学良还问:“要不要再见?”

他们议论了很多当时社会关心的热点议题,父亲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全国胜利作了生动的解释。张学良明确表示想回大陆,但要征得李登辉同意。两个老人都表现出了促进祖国统一的极大热情。

如今,父亲吕正操那一代由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前辈们都已经逝去,他们的业绩和革命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他们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历史阶段。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国梦,一定要继承他们的历史经验和革命精神,这样才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和进步作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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