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家是延安

2016-05-08 05:14:33


刘歌 你若问我还想不想延安、想不想回延安,我的回答是:我时时刻刻想延安,时时刻刻想回延安。延安是我儿时的家,延安是我心中的精神圣地。

家在延安文化沟

革命圣地延安有著名的三山二河——三山:宝塔山、清凉山和凤凰山;二河:延河、南川河。延安还有两条非常特殊的沟:大砭沟和小砭沟。“砭”字音“边”,本是很文雅的字,却被有些人叫俗了,叫成“大便沟”、“小便沟”,令许多初到延安的人十分不解: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多难听呀!于是很多人张罗着给它起个新名字。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考虑小砭沟党政机关多,边区政府、西北局都在那里,就为小砭沟定名“民主沟”,意为民主政府所在地;考虑到延安民族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都在大砭沟,就为大砭沟定名“文化沟”。1943年,我出生在延安文化沟,这里是我的诞生地,也是我魂牵梦绕的家园。

正如贺敬之叔叔诗中写的那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遥想当年,中国共产党在这片热土上休养生息,又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胜利。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土窑洞,高速公路取代了羊肠小道,但延安依然是延安,它仍令我心驰神往。1951年8月我们家从内蒙古迁至首都北京时,我母亲发了一个心愿:“将来你长大了,一定要回一趟延安,而且要骑着毛驴回去,当年你就是骑着毛驴出来的。”1966年大串联,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延安。遗憾的是,很多幼时的伙伴是步行回去的,而我是坐火车坐汽车回去的。那一年我23岁,距1945年9月离开延安,已经过去了整整21年。到今天,又是40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多次回延安,你若问我还想不想延安、想不想回延安,我的回答是:我时时刻刻想延安,时时刻刻想回延安。延安是我儿时的家,延安是我心中的精神圣地。

一个笸箩五个娃

我的父亲刘春,曾是延安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副院长、院长。我的母亲伊力,和父亲结婚前是西北文艺工作团的演员。1942年二人结婚,就住在桥儿沟天主教堂东面山坡上的窑洞里。我出生前他们搬到文化沟延安民族学院的窑洞。

1943年3月11日(阴历正月二十五日),我出生于延安中央医院。战争年代,孩子养大不容易,母亲伊力为了我好养活,就给我起了一个小名“牛劲”,意为像牛一样有劲。

延安民族学院里,和我父母结婚先后的有克力更叔叔(蒙古族)和乌兰阿姨(蒙古族)、寒峰叔叔(蒙古族)和云曙芬阿姨(蒙古族)、霍流叔叔(回族)和苏冰阿姨(回族)、宋友田叔叔(汉族)和海涛阿姨(回族)。四个蒙古族、三个回族、三个汉族,真可谓多民族的大家庭。五家生的都是男孩,让父母们万分惊喜。我最大,其次是寒峰叔叔和云曙芬阿姨的儿子恩蛋(韩云彬),1943年4月出生;霍流叔叔和苏冰阿姨的儿子蒙儿(吴蒙尔)5月出生;宋友田叔叔和海涛阿姨的儿子毛孩(宋涛)7月出生;克力更叔叔和乌兰阿姨的儿子阿斯愣(成索思)7月末出生。五个孩子相差都不到半岁。

1943年,正赶上大生产运动,父母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每个人都有300斤小米的任务,妇女同志也不例外。怎么办呢?于是五个妈妈成立了“妈妈班”,用换工的办法,一个妈妈在家带五个孩子,其余四个妈妈下地干活,依次轮换。在家的妈妈不但要带孩子,还要给孩子轮流喂奶。我母亲和苏冰阿姨的奶水好,每当她俩带孩子,孩子们基本能吃饱。乌兰阿姨、云曙芬阿姨、海涛阿姨的奶水不好,孩子们吃不饱,哇哇地哭,她们急得没办法,就到大食堂打来小米汤喂孩子,或者把红枣嚼碎喂孩子。好容易孩子们吃饱了,她们就把五个孩子抱到窑洞外边,放在一个喂牲口用的大笸箩里晒太阳。我们五个孩子就是一个笸箩里长大的亲兄弟。

女同志没有男同志劳动力强,何况还要带孩子,妈妈们只好另想办法。延安民族学院在伊克昭盟乌审旗有生产基地,经常从那里贩运回来一些生羊皮和羊毛。梳理羊皮、羊毛的活又脏、又累、又味,没有人愿意干,但折成小米的折算率最高,容易完成生产指标。妈妈们选择了干这个活,还缝皮袄、纺毛线、织毛衣。

刚开始缝皮袄,我母亲连个顶针都没有,经常扎破手指,鲜血直流。想到每多交一件皮衣,前方的八路军将士就多一件御寒的衣服,就能多杀日本鬼子,她就咬牙坚持。

母亲织毛衣织得最快,曾经创下一天一夜织完一件平针毛衣的最高纪录。母亲因为吃苦耐劳,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的乙等劳动模范。

寒峰叔叔解放战争时期是骑兵师的政委,解放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云曙芬阿姨一直做妇女工作,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她老人家现在还健在,已是92岁高龄。他们的孩子恩蛋(韩云彬)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厅长,现在和我一样也退休了。

克力更叔叔和我父亲一起参加了内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四三会议,解放后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兰阿姨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草原女司令,解放后担任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他们的孩子阿斯愣(成索思)和我从小玩到大,他有个有名的弟弟叫安吉斯,是电影小兵张嘎的扮演者。于蓝阿姨当年参加拍摄电影《小兵张嘎》,千挑万选找不到张嘎子,她到乌兰阿姨家里去玩,看到一个淘气的男孩,于蓝阿姨眼睛一亮: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嘎子吗!安吉斯扮演嘎子果然非常成功。

宋友田叔叔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没有离开陕北战场,解放后他担任陕西省副省长;海涛阿姨非常能干,解放后担任西安市副市长,可惜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的孩子毛孩(宋涛)毕业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是一名军医。

霍流叔叔长期在宁夏工作,曾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苏冰阿姨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她身体非常健康,已经98岁了。他们的儿子蒙儿(吴蒙尔)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可惜几年前去世了。当年的五个小伙伴如今只剩下四个,我们都非常怀念蒙儿兄弟。


当年延安窑洞的四个娃(2001年摄于锡林浩特)。从左至右:刘歌、韩云彬、吴蒙尔、成索思

阿洛夫为我接生

1944年底,父亲去了三边,母亲就搬到西北局统战部花石砭的新窑洞住。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我却经常出现险情。花石砭窑洞后面有个猪圈,我看见过猪吃食,很是羡慕。那时候我走路还走不稳,居然从门板底下的缝隙爬出,爬到几十米外的猪圈里偷吃猪食。母亲下班回来,孩子不见了,急得不行,以为是给狼叼走了。好多叔叔阿姨漫山遍野找我,忽然隐隐约约在猪圈方向听到孩子的哭声,这才发现我满身猪食躺在猪圈里。母亲又生气又可怜我,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母亲在窑洞墙上放油灯的洞里,晾了一碗挂面在那里,我用勺子去够,一下子把面打翻了,一碗热汤全泼在前胸,被深度烫伤,马上送到中央医院救治。抢救我的是苏联大夫,叫阿洛夫,人们叫他阿大夫。他金发碧眼睛,我很害怕他,怕他给我打针,见到他就哭。母亲说:“你别哭啊,阿大夫最喜欢你了,你还是阿大夫接生的呢。”在延安,大部分在中央医院出生的孩子都是金茂岳大夫接生的,母亲生我时也希望金大夫给接生。她嘴里念叨着千万别让阿大夫接生,结果还是赶上阿大夫,但我非常顺利地生下来了,母亲非常感谢阿大夫。

我还被野狗咬过一次,手指头鲜血直流,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可能会得狂犬病,幸好无事。

最要命的一次是前方打了胜仗,战士聚餐庆祝,喜欢我的战士把我也抱去了,喂了我一块肥肉。我太小了根本不能吃肉,何况是肥肉,回到家就拉肚子,连拉几天,人也昏迷不醒。我母亲第一次养孩子,没有经验,急得直哭。后来南汉宸夫人王友兰阿姨知道了,就让母亲把我交给她,王友兰阿姨说:“我生了12个孩子,个个活,你就下部队去演出吧,回来以后保证还你一个大胖小子。”果然,几个月后,母亲回延安,心里嘀咕着我还能不能活下来,没想到我不仅病好了,而且长得又黑又胖。

那时候王友兰阿姨筹办的第二保育院已经可以接收孩子了,王友兰阿姨就把我送进延安第二保育院。

我和延安保育院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究竟办了多少个保育院、托儿所,现在也缺乏一个精确的统计,如果再加上各部门和各学校办的托儿班、妈妈班,那就更多了。其中最著名的有第一保育院、第二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

1937年3月,高岗当时的夫人杨芝芳阿姨在延安城南柳林子办起了第一个托儿所,有20多个孩子,但时间不长就停办了。杨阿姨说:“我是个老党员,没有文化,干不了别的事,就让我为革命带孩子吧。”这样,杨芝芳阿姨又重新开办了托儿所。毛主席的女儿李敏,还有谢丁丁、陈小胖、傅继男、贾丽丽、罗小金(李铁映),都在这个托儿所里。1938年10月经过整顿、扩建,改为战时儿童保育院。毛主席亲自为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新中华报》还发了社论《保育我们后代的战士》。

以后保育院又与延安女大托儿所合并,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的窑洞,正式成立延安第一保育院,杨阿姨担任了很长时间的院长。西北解放后,杨阿姨把保育院带到西安,改名为西北儿童保育院。杨阿姨为我们党的幼儿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她96岁时去世。

第一保育院开始只有工作人员19人,边区保育分会的秘书丑子冈阿姨参加了筹建工作,第一批接收了57名儿童。李芝光、陶汲波、丁彤、凌莎、黄杰都在保育院担任过领导工作。最早的保育员有李惜春、王玉兰、白如璧等,她们都是陕北的女红军。后来的保育员还有韩俊理、郭玉萍、黄海明、王茜平、曹私锦等。

中央托儿所是1940年成立的。1941年,在宋庆龄女士的主持下,从美国洛杉矶募得一笔款项,以及大量生活用品和医疗器械,由宋女士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人员,通过国民党层层关卡运到延安,赠给中央托儿所。为纪念和感谢海外友好人士的支援,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1946年6月,毛主席亲自到托儿所看望孩子们,亲笔题词:“已有进步,更求进步。”新中国成立后,它发展成为总政幼儿园。

1944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延安有大批干部奔向前线。由于第一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都满额了,无法再招收孩子,中央决定再建一所保育院。朱老总和康克清翻山越岭、几经查看,选中了小砭沟的半山腰为院址。这里空气清新、阳光充足,为防止孩子摔下坡,还在坡前修了栏杆。朱老总对阿姨们说:“在前方是革命工作,在后方也是革命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同样是革命工作。”

1945年6月1日,在朱老总、康克清妈妈主持下,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院长王友兰。

康妈妈希望妈妈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保育工作,她号召说:“为保卫民族后代,妈妈们快参加到保育战线上来。”张元、姚淑萍、伍真阿姨等很多妈妈都参加到第二保育院。康克清妈妈身兼多职,虽然不是保育院的院长,但保育院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管。她经常到保育院来看看孩子,和保育员一起种地。她对人特别和气,从不发火。

王友兰阿姨是保育院的第一任院长,她还担任延安合作总社的主任,工作很忙。她住的地方距离保育院也很远,每次来都要骑马。她打着绑腿,穿着黑色的列宁装,看起来很年轻,一点不像12个孩子的母亲。

保育院设有保教科,科长是廉维奶奶,她年纪很大,是张瑞芳阿姨的母亲。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的中将,她到延安参加革命,得到了周恩来的表扬。

在第二保育院工作的还有关苑之、王紫飞、林纳、瞿昌、李慧清、谢果、梁速征、田纪英等阿姨。梁速征阿姨是我在北京育才学校的同学沈志农的母亲。

生活在延安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受到党中央和各方人士的关怀,保育人员更是竭尽全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洒下辛勤的汗水。

在保育院里,从小就过惯了集体生活的孩子们,和传统家庭里的小孩子不同,一点不怕生人。保育院里有个5岁的小女孩,对国统区来访的赵超构先生的手表发生了兴趣。她问赵先生,手表是什么人发给他的,赵先生说是买的,她非常惊讶。赵先生问她:喜欢吗?她说:等我长大了要发的。


母亲把我送人前,带我照了在延安的唯一一张照片

马背摇篮

1945年8 月,延安的大批干部要到东北去,路上经过敌人的封锁线。第一批队伍带着孩子过封锁线,因为孩子哭暴露了目标,造成人员伤亡。后来,组织上规定,去东北的干部一律不准带孩子。

组织上批准我的父母去东北,当时我的父亲还在伊克昭盟,母亲决定把我一个人留在保育院,由保育院负责把我带到东北会合。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组织上允许每家带一个孩子过封锁线。母亲考虑到孩子放在保育院也会给组织增加负担,因此下决心把我送给陕北老乡,她带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妹妹上路。她选择了一家姓贺的铁匠,家境比较好,没有小孩,就把我送给了贺铁匠。为了日后有个凭证,母亲带着我到延安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照了我在延安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母亲怀抱着妹妹,我则站立在父亲的警卫员刘钧书叔叔身前。照完相以后,贺铁匠给了我几块糖,我就跟着人家走了,在贺家玩得很高兴,浑然不知送给人家是怎么回事。父亲从伊克昭盟回来得知此事,坚决不同意母亲的安排。他认为妹妹太小了,根本没有办法带着行军。他们又把我从贺铁匠家要回来,而把我妹妹送给了延安的一家军属。

胡宗南占领延安,这家军属随大部队向北撤退,经绥德等地,一直到定边才带着我妹妹住下来。1950年,父亲的警卫员侯荣新叔叔拿着组织上开的介绍信,到延安寻找我妹妹。当时的边区政府工作非常细致,谁家养了八路军的孩子都有详细的记录。侯叔叔在延安没有找到我妹妹,就从延安北上,沿途一个县一个县找,终于到定边找到了我妹妹的养父母,那时我妹妹已经5岁多了,养父母对她感情很深,死活要不回来。1951年,组织上给我母亲准备了一笔钱,她和侯叔叔又踏上了回陕北的曲折之路。孩子的亲生母亲来了,这一次,养父母不得不把妹妹还给母亲。我母亲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妹妹的养父母,但是这点钱怎么能报答陕北老百姓的养育之恩哪!



鲁艺校友在北京(1961)。左起:王琳、刘方、伊力、李建彤、陈若菲、阮艾芹

1945年9月初,父母参加东北上干大队,穿越封锁线去东北。父母、我、警卫员刘钧书叔叔四个人只有一匹马,父亲去找总领队李富春伯伯,希望再要一匹马,富春伯伯说:“我这里也没有马了,我给你批一笔钱自己想办法吧。”父亲用这笔钱买了一头小毛驴,在驴背上放一个驮架,上面绑两个筐,一边放杂物,一边放我,他们三人轮流骑马,四个人就这样上路了。

我们的队伍从米脂县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的兴县就是吕梁山,山高路险,悬崖峭壁,非常艰险。白天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只能夜走山路。过悬崖的时候,毛驴前蹄一滑,就滚落悬崖摔死了。我也从筐里摔出,滚落山崖,幸好被一棵小树挂住,大难不死。富春伯伯知道后,马上下命令,要求所有的孩子一律不许骑牲口,要不惜代价分段雇老乡背。这以后,我们的队伍再没有发生过危险。

第二保育院的行军队伍就更不容易了。140多个孩子,靠马背摇篮,最少的一部分走了3000多里辗转到达北京;另一部分孩子经过海路,历时2年10个月,辗转6000多里才到达北京。这么小的孩子,这么远的长途行军,无一伤亡,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第二保育院开始行军之前,时任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副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考虑到保育院都是女同志,没有行军作战的经验,想从主力部队调一个男同志到保育院来当院长。和康克清阿姨、王友兰阿姨商量,她们也都同意,胡耀邦叔叔选择了张炽昌叔叔。张叔叔是主力部队的营长,他不愿意到保育院工作,他说:“我根本不懂保育工作,也没学过教育,对孩子的事一点不懂。”胡耀邦叔叔说:“不懂,可以边干边学。”康克清阿姨说:“做好保育工作,比领导一个团、一个营还要困难,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孩子们的父母,他们把孩子交给这里,这里就有责任带好这些孩子。”张炽昌叔叔思想通了,愉快地走上保育院院长的岗位。后来的实践表明,张叔叔是非常合格的院长,保育院多亏有了这么一位有作战经验的院长。

第二保育院的老师阿姨们在张院长的带领下宣誓:“一切为了孩子。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几十头骡子、上千斤饼、600斤油炒面、500斤煮鸡蛋,还有挂面、大米、糖……140多个孩子上路了。行军路上,敌人飞机轰炸,来不及隐蔽,老师阿姨就扑在孩子身上,紧紧把孩子保护在自己身下。

行军中的故事,由徐庆东、刘超兰编成剧本,谢晋担任导演,拍摄了《啊,摇篮》。

我们这些马背摇篮里的孩子们,不会也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

从2004年开始,当年第二保育院的老师阿姨和小朋友们成立了联谊会,每年至少聚会一次,到今年已经坚持了十年。期间,有不少老师阿姨离世,但又有新的、有保育院情结的小朋友参加。我们这些当年的小朋友,现在已经年逾古稀,我们给老师阿姨的献词中写道:“献给那些在那战火纷飞、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里,用延安的小米和革命理想,哺育了我们的延安保育院的老师、阿姨们,是你们无私的奉献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们永远感恩,永远要把保育院的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70多年过去了,延安在我的心灵里播下的真理的火种,一直在我的心中燃烧,它鼓舞和激励着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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