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谷牧在孔子基金会和国际儒联的一些往事

2016-05-08 05:14:32


牟钟鉴 谷老曾说:“我从小读的是圣贤书,接受新式教育后曾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有趣的是,进入老年的我却对孔孟之道重新产生了巨大兴趣。就我个人的一生来说,好像是走了一个怪圈;但对于我们民族来说,却得到了一个螺旋式的升华。”

谷牧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生前还曾长期同时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和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在有幸参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国际儒学联合会工作的那些年里,我与谷老有过多次接触,直接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远见卓识和气象风采,受益很多。每每忆起谷老,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就自己有限的所见、所闻、所识谈一点感受。

改革开放以后,谷老重任在身,投身于改革开放工作。在从事重要而又繁忙的经济工作的同时,他还腾出精力和时间,重视并亲自参与文化建设工作,特别着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复兴。在经济与文化两大领域皆有如此突出的贡献,这不仅需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且需要有超前的战略见识和热切的人文关怀,一般人是很难兼顾的。


1994年10月5日,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前排左一)在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左二为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孔子及其学说对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经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大姐亲自点将,由谷老任名誉会长,匡亚明老任会长。前期会址设在北京,后期迁至山东济南。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由政府支持的、弘扬中华文化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兴办这件事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也正因如此,孔子基金会的成立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领跑的作用。

对我个人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对此前文化激进主义教训的反思,在文化追求上也从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转变成为温和的文化改良主义者,有了一定的民族文化自觉,因此不仅积极参与孔子基金会的各种学术活动,而且也十分关注在孔子与儒学问题上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动向。

但是,当时文化激进主义在中国毕竟已经风行了大半个世纪,“文革”中更将其推向极端,大张旗鼓地批孔批儒,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学。“文革”结束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被抛弃了,但其反传统的思潮却由于年深日久而不容易纠正。在文化问题上,视孔子为封建主义的思想代表者也大有人在。这说明,重新认识和研究孔子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是有思想障碍的。那么,如何跳出长期影响中国人的单线进化论和阶级论的局限,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在多学科的交叉中考察孔子的学说并给予其以全方位的公正评价,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这一点上,谷老率先打破在文化问题上“宁左毋右”的思维定式,把历史上的孔子定位为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主张把孔子放在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考察,从而肯定孔子是一位公认的古代思想文化巨人。他曾说:“孔子和历代大儒学说中的许多论述,对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他还说:“抓紧抓好研究孔子的工作,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做好海外华侨和华裔的工作,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不止一次听谷老在孔子基金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阐述过上述观点。

1989年10月,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2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学者与会,我也有幸参加了。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部分海外学者并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孔子作出高度评价。在发表会议主题演讲时,谷老谈到:“众所周知,‘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昌盛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即使到今天,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会上,各国友人发言热烈,会议开得很成功,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不久、西方制裁中国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在国际交往上打破孤立、增强友情、扩大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参加孔子基金会的活动,我结识了匡亚明老并有过多次交往,还和朋友一起去过他在南京大学的住宅。匡老是学者型的老革命,由谷老和他出山办孔子基金会,都是邓颖超同志点的将,二老配合默契,承担了孔子基金会的常务领导工作。匡老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他曾亲自撰写《孔子评传》,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客观评论孔子,推动了孔子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他主持南京大学工作时,将丁光训主教领导的金陵神学院的教师纳入大学研究体系,成立宗教研究所,创办《宗教》刊物,通过宗教界内外学术合作,推动宗教学研究,培养宗教学人才,没有大智慧大魄力是办不成这件事的。三是他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三义”说,即研究古代思想家,首先要准确把握“本义”,即其本人及著作的本来思想;其次了解“他义”,即后人对他的评论;再次后推出“我义”,就是提出自己独到的创新见解。

1986年《孔子研究》创刊,这是一本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专门反映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诸方面最新最重要研究成果及学术动态的国际性中文学术期刊。尽管已经过去近30年,但谷老为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依然令我难忘。《发刊词》中说:“《孔子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但这个园地也不排除用其他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谷老后来对此作了更明确的表述:“我们研究孔子,应当坚持和提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用其他的观点和方法获得的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贯彻‘双百’方针,欢迎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繁荣有关孔子的学术研究。”谷老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与广泛性、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作了很好的表述,而这也在《孔子研究》的办刊实践中得到了成功的验证。


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成立

“孔子生在中国,中国人要把孔子和儒学研究好”

为适应孔子与儒学日益为世界所关注的新形势,在中国与各国学界的要求与推动下,经中央批准,国际儒学联合会于1994年10月成立。这是一个是由各国、各地区与儒学有关的学术团体、机构和个人组成的国际学术联合组织,其宗旨为:研究儒学思想,继承儒学精华,发扬儒学精神,以促进人类之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繁荣。名誉理事长李光耀(新加坡),会长谷牧,理事长崔根德(韩国),总部设在中国北京。我起初在国际儒联执行机构编辑委员会编辑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后来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可以更直接地与谷老接触,还到他的家里去过数次,也多次与执行机构的负责人一起陪同谷老接待、宴请海外客人,由此对谷老也有了更加亲切的感受。

1999年10月,国际儒联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谷老在致欢迎词中说:“以孔子为代表所创立的儒学,已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儒学也将显示出它新的生命力和价值。”谷老的文化期待越来越被生活所证实,精神的孔子和儒学正在周游当代的列国,受到越来越多的世界人民的欢迎。

谷老对国际儒联的领导是宏观而有力的。他在确定儒联的宗旨之后,就把具体工作大胆地放手交给执行机构去做。他非常信任学者,尊重国际学界友人,因此调动了海内外学界各方面的积极性,十多年来在运用中华文化资源参与世界文明的转型与发展中做了大量工作,博得了普遍的称赞。谷老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从四个经济特区争取到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儒联活动基金,此外又得到海外团体、个人的各种捐赠,保证了儒联的正常运转。

1999年冬,宫达非(外交部原副部长)副会长生病住院。他在北京医院给儒联执行机构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谷老还未指定新常务副会长、及我在调养期间,我建议儒联工作由牟钟鉴同志主持一切,对外文字须由他最后签署……”宫老后来告诉我,他的建议已得到谷老同意。我心里非常感谢谷老、宫老的信任,但自知能力有限,不堪担此大任,又不忍当着重病的宫老遽辞,只能点头答应。

2000年11月8日,谷老邀儒联新任常务副会长杨波(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和庞朴、钱逊、姜广辉、刑文和我等人到他家叙谈。其时宫达非副会长已经去世,谷老请杨波老出来主持儒联日常工作,因此要对执行机构各委员会负责人作些交代。会见中,谷老并没有就儒联工作做任何具体指示,只是强调:“孔子生在中国,中国人要把研究孔子和儒学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并且做好。人总是要老的,我打算不久辞掉儒联会长的职务,但儒联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大家要努力。”后来,谷老推荐叶选平同志接替他担任儒联会长,儒联的事业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重新认识孔孟,对我们的民族来说是一个螺旋式的升华”

谷老领导的孔子基金会和国际儒学联合会是开放式的,容纳五湖四海,他自己奠基开路之后,便主动交棒给后来的人,为学界做出了榜样。岗位可以变动,友谊却是长存。谷老、杨老这些老领导不仅重视开展活动,更重视与学者们之间在感情上的联络,给人以“学者之家”的亲切感受。

谷老作为高级领导人,与学者接触时不摆官架子、不说套话,待人诚恳坦直,说话生动幽默,使人感到亲切自然。1996年11月的一天,谷老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韩国成钧馆馆长崔根德和梁成武教授,宫达非副会长主陪,我是作陪者之一。他和韩国客人谈笑风生,拉家常,讲故事,经常逗得满桌哈哈大笑。崔根德数次邀请谷老访韩,谷老说:“中国古语,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我老了,医生不允许出国。”崔馆长请教谷老如何做好儒联的工作,谷老说:“我不管了,请同他们(指宫老等作陪者)去谈,我都服从。”其时谷老虽已年届83岁高龄,却容光焕发,崔根德便请教健康长寿之道。谷老笑着说:“有四句顺口溜:吃饭少一口,饭后百步走,睡觉不蒙首,顿顿喝点酒。”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现场气氛热闹而融洽。

谷老曾说:“我从小读的是圣贤书,接受新式教育后曾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有趣的是,半个多世纪之后,进入老年的我却又担任了孔子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和国际儒学联合研究会会长,对孔孟之道重新产生了巨大兴趣。就我个人的一生来说,好像是走了一个怪圈;但对于我们民族来说,却得到了一个螺旋式的升华。”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反思,经历了正—反—合的曲折过程,终于走上了理性健康的道路,而谷老是这一历史全过程的重要见证人。如今,谷老已经去世,杨老也已90多岁高龄。二老是同乡,建国后又同在经济领域工作,进入老年以后又前后投身文化建设事业,兢兢业业,至诚不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挚爱,老而弥笃,足令我们这些后辈敬仰。■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孔子基金会原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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