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 创新驱动

2016-05-08 05:14:09


朱和平

爷爷说:“以后的战争肯定是技术性战争、是科学家的战争,没有很深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是打不了仗的。”

雷达被誉为“千里眼”,是空天预警、空中交通管制和各种武器系统中的核心装备,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电子战装备是与雷达装备相伴而生的装备,与雷达共同构成了“矛”与“盾”的对抗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和发展,使现代信息化战争精彩纷呈,并对胜负起到了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在军队和地方有关领导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雷达与电子战装备,成功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部分装备实现了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发展,少数装备领先世界水平。我作为一名在这个领域中工作30多年的科技工作者,亲历了这一历史过程。回首往事,想起先辈们的强国梦想,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得以实现,心情激动,感触颇深。


红军的第一部电台

科技强国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心中的“梦想”

科技弱则军力弱,军力弱则国运衰。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痛苦经历,深深刺痛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因此,科技强国,早已成为我们共产党人心中的“梦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4年到1936年间,就先后派出4批共20多人到国民党军队及苏联的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这其中就有1949年空军成立时的首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他们是我党派出的第一批留苏学习航空技术的学员。

1938年3月,我党又派出43名同志到新疆盛世才的部队,跟苏联顾问和教官学习航空技术,其中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骨干和烈士子女赴苏联留学,他们大多数学习理工科专业,这其中包括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

1940年,我的母校——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教工作的一面旗帜。

我党不仅克服一切困难培养人才,而且对国民党军队中的人才也备加珍惜。共和国首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兼总参四部部长王铮同志,曾是国民党军队的电台台长,1930年12月在江西与朱毛红军作战时被俘,当时就有人说他是“特务”,要枪毙。我的爷爷朱德总司令立刻出面说:“这可是个人才,毙不得的!”爷爷不仅亲自保下了他,而且备加关心和信任,使他成为我军无线电部队的创始人,为军队和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在毛主席和我爷爷的领导下,八路军创立了流动工作团。它是我军最早的军工企业,被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流动工作团有1000多人,来自五湖四海,有海外留学生、南洋华侨、国内大学教授和学生、大城市的技术人员……他们不远万里,投奔到生活艰苦的太行山区,从事武器的研究与制造。他们因陋就简,克服困难,利用老百姓的陶瓷缸代替铅板,垒成缸室,创造了用缸室法取代铅室法制造硫酸。硫酸是火药之母,它的问世,使现代火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无烟发射药、硝铵炸药使我军的炮弹、枪弹威力大增。抗战后期,八路军生产无烟火药15400多斤,硝铵炸药23500多斤,给日军以严重打击。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1956年制订出新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拟订了57项重大任务,奠定了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计算机、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基础,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发展,迎来了第一个科学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事求是,拨乱反正。1978年3月,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同年12月,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新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也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战略眼光令人钦佩,正是他们对科技强国的不懈追求和长期投入,才有了祖国今天的强盛。


朱和平与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1973年5月1日)

爷爷说,“以后的战争肯定是技术性的战争”

一个追求伟大复兴的民族更要有富于创造力的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来源于对祖国的忠诚与挚爱。上世纪50年代,以钱学森等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们,放弃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打压、经济封锁、军事围堵,他们带领广大研制人员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风餐露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取得了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这种精神来源于对真理的追求与探索。我的爷爷朱德年轻时,因家境贫寒,全家举债供他读书,这笔钱直到他当上了护国军的少将旅长时才还清。他23岁时,为了寻求救国之路,放弃了当时较为安定的工作和生活,再次借钱,历尽艰难,从四川老家步行70多天到昆明报考云南讲武堂。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去云南,他说:“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他36岁时,为了寻求共产主义真理,放弃高官厚禄,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并在德国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爷爷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的事业。晚年时,他老人家眼睛花了,精力也不如以前,但每天仍抽出大量的时间刻苦读书。我每次回家都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陪他读书。我们祖孙俩经常是边学边讨论边作笔记。1973年以前,他已通读毛选四卷八遍,1974年,88岁高龄的爷爷又完成了第九次通读。爷爷读书有个习惯,凡是重要的著作,他都逐字逐句地读,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认真地作了标记。爷爷生前读过的书籍,奶奶和我们基本上都捐献给了相关的纪念馆,这些珍贵的史料生动地记录了爷爷终身探索真理的执着精神。

这种精神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我上初中时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文化基础薄弱。参军后,组织上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计划推荐我上军事指挥院校,从指挥员的岗位上发展。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爷爷后,爷爷说:“以后的战争肯定是技术性战争、是科学家的战争,没有很深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是打不了仗的。”爷爷还说:“你一个小排长,让你研究军级作战指挥,能行吗?你必须首先成为技术专家,要补自然科学这门课,上军事指挥院校是以后的事。”不久,我收到爷爷、奶奶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竟然是当时北京市高中全部课程的教科书。就这样,在爷爷的督促下,我克服重重困难,在基层部队工作期间,自学完成了三年的高中课程,为后来的大学学习和从事科技工作奠定了基础。


空警200预警机


空警2000预警机

我国雷达与电子战装备建设的三次跨越式发展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武器装备和军事理论的科研工作。空军武器装备科研工作,主要是负责装备总体论证和使用研究并参与研制全过程。在中央军委总部和空军机关的正确领导以及地方工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从事的雷达与电子战装备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在我国国防工业领域中,国防电子工业成为最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行业。

第一次跨越式发展,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期。从技术体制上,实现了由分立元件(电子管与晶体管)、模拟信号处理和两坐标体制向全固态(集成电路和固态组件)、全相参、数字信号处理和三坐标体制(相控阵)的转变;在作战运用上,实现了雷达(电子战)情报信息由人工传递处理向自动化传递处理的转变。这次跨越,从技术上成功解决了雷达在非人工(指地杂波、海杂波、一般电磁杂波和复杂气象等)干扰环境下,稳定截获和跟踪目标并自动入网的难题,为全面提升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跨越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们能有机会走出国门,近距离地和国外先进同行学习交流,并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

第二次跨越式发展,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10年前后。技术体制上,实现了有源与无源(不发射电磁波、靠多站测向定位)等多种探测手段相结合,视距与超视距探测(通过电离层反射电磁波探测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相结合,地面与空中探测相结合的转变;作战运用上,实现了单一情报信息向多元情报信息的转变。为空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撑。这次跨越,在技术创新上得益于空中预警机、无源雷达等几项关键装备的研制成功。以预警机项目为例,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九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美国人不得不折服: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

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三次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新军事革命推动军事理论不断创新、军事科技日新月异,作战样式深刻变化。作战空间由传统的陆、海、空三维战场发展到陆、海、空、天、电磁五维一体。简单地说就是:“空间拓展,节奏加快,打击精准,智能控制,体系重塑。”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积极应对挑战。具体到雷达与电子战领域,要努力完成由防空作战向防空防天作战,由设计预警系统向设计预警、控制与打击一体化系统,由设计未来装备向设计未来战争的历史性跨越。

回顾几十年走过的路程,体会很多。要实现科技强国,最根本的就是:要选择好一条适合国情军情的创新之路。我们知道,机械化是不能跨越式发展的,比如航空发动机,必须循序渐进式地发展。而信息化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找到正确的方法和路径。

第一次跨越式发展时期,正值国家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军费投入较少,且国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电子工业部撤销,所属科研院所和工厂正进行大规模重组,原有的产业创新链条已断裂。当时我军的雷达与电子战装备已落后发达国家30年以上,完全靠自主创新发展,难度很大。

我们决定因势利导,利用国家全面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采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部分自主创新的形式,直接引进世界最先进水平的技术和装备,带动国内研发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利用对外装备技术引进的机会,我们向中央军委总部提出建议:采用“技贸结合、工贸结合”的深层对外合作的发展思路,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功率发射机(全相参)、接收机和信号处理系统等关键技术进行分机引进和消化,其他国内配套,同步开展国产化型号研制工作(在后续其他整机引进的项目中,也采取了国产化型号同步研制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针对当时雷达终端普遍采用以分立元件为主的随机扫描录取器、只能处理模拟信号、速度慢的问题,自主研制出以微型计算机为核心的雷达光栅录取器,完成了雷达信息的数字化处理与输出,实现了超前发展。这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性成果,迅速推广到国内各型装备的研制生产中,大幅缩小了与世界水平差距,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第二次跨越式发展时期,正值科索沃战争和我军军事斗争准备时期。国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实力增强,军费投入大幅增加。我们瞄准空中预警机、无源雷达等几型填补空白的项目,开展攻关。这些项目,最初仍然采用第一次跨越式发展的创新模式,以军方牵头开展对外合作,这使我们军队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先期进入项目,掌握主要核心技术。但中国雷达与电子战装备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警觉。以预警机项目为例:2000年,国外合作方迫于美国的压力单方面中止合作。由于我们有了第一次跨越式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技术积累,所以能够处变不惊,立即启动国内研制方案,实行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仅用了五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军方与地方的科技人员,开展军民大协作、大攻关,坚持自主创新,坚持中国特色,集中人力、物力,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批关键装备的研制成功,使我们真正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再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虽然创新的模式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核心技术推动创新发展,型号牵引带动行业发展。面对第三次历史性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我们再靠过去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形成设计战争的能力,需要我们熟悉世界军事革命的发展趋势和作战模式的特点规律与制胜机理;要形成体系牵引发展,需要我们打破军种界限、门户禁区和部门利益,形成跨军种、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的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虽然未来的道路很艰辛,但我相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只要我们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成功。■

作者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空军少将,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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