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见日本侵占香港

彭润平   2016-05-08 05:15:12


口 彭润平

在日本占领统治香港期间,我从8岁到12岁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当时女孩子满脸都要抹上黑黑的淤泥,尤其到了晚上,不能睡在床上,只能睡在床下,外面再用柴草塞得严严实实,难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我出生在香港,今年82岁了。70多年前,我曾亲见日军疯狂侵略香港的暴行,至今记忆犹新,没齿难忘。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代表港英当局,向当时总部设于九龙半岛酒店三楼的日军投降

我的黑色童年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连教堂里的牧师都在“警示”教徒:“世界末日来了,你们应该忏悔!”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日本即明目张胆地攻占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由远及近,烧到我的家门。1941年,我刚转学到著名的华英小学就读三年级,自然课老师还在教我们种盆栽“南国相思豆”,让我们了解植物生根发芽成长的全过程。突然有一天,我满怀的欣喜却猛然被战火打消了,自此之后的三年零八个月,我都再也不能背着书包去上学。那一天,我第一次听到刺耳的警报声。我和家人冲出家门,簇拥着,随着人流钻进了黑暗、潮湿、拥挤、憋气的防空洞里。人人都屏住呼吸,一张张全是茫然恐惧的脸。那一天,48架日机狂轰滥炸,炸平了九龙启德机场。日本凭借空中优势,仅几分钟工夫,就有恃无恐地攫取了香港制空权。自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的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便被英国占领,面对日军入侵,英军却毫无抵抗能力。日军的军舰日夜炮轰港岛,港督与英军举白旗投降,全当了俘虏。日军登陆港岛,英国国旗换成日本国旗,香港同胞再蒙国耻。港胞在战火中纷纷扶老携幼逃难,然而对于一个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岛来说,逃到何处才能安全?我的父母带着亲戚、子女等十口人从西逃到东,从早到晚,一路快走20多里。我们衣履单薄,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好不容易才租了房子住下。这一夜,只听到炮弹在头上呼啸而过。一发炮弹竟然穿街过巷在我们的住所前方爆炸,把一棵大树拦腰炸断,把我们的房顶掀翻,玻璃震碎,瓦砾、玻璃碴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父母没有二话,把我们一个个从床下扒出来,谁都顾不上伤痛、流血,一同再逃到不远处的天后庙山洞里。港岛落入日本魔掌,日军四面埋伏,封锁全岛。香港多岩石,耕地甚少,一向连柴、米、油、盐都依靠泊来,此时航道全部被封锁,导致港胞家家户户度过了一个黑色圣诞节。日本的侵略把平安夜的佳音都毁灭了!


日军进攻尖沙咀火车站

我们在山洞的“家”空无一物,唯一能吃的就是放在一只篮子里的几个咸菜罐头。有一天,日本宪兵搜山,如狼似虎地闯了进来,枪头上的刺刀寒光闪闪,日本人叽里呱啦不知在说什么。我们一群小孩受惊吓到了极点,抱成一团用手蒙着眼睛,心想这是活见鬼还是恶魔?!他们想抢的东西得不到,便恼怒不已,冲着我挚爱的父亲劈头盖脑掌掴一通,又用枪托把他打倒在地,临了还把那篮咸菜罐头抢走了。

还有一天,母亲得知住在山下的老朋友连水也没得喝,便毫不犹豫地挑起一担山泉水,送去接济。殊不知日军连水都抢,还把母亲押在街头罚跪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放行。母亲冲进“家”门,一把抱住我们说:“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从此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此时年仅四五岁的我尚未上学,从父母兄姐口中听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铿锵言语,会唱一两句《义勇军进行曲》

日治时期的香港

被日本占领的香港,变成了一个大集中营:所有的大街小巷出入口都用两人高、满是粗且带刺的铁条做成的栅栏严严实实地阻挡着。站岗的日军扛着上了刺刀的枪,身旁蹲着一条大狼狗,伸出长长的舌头,用来震慑过往居民。

日本侵略者以伪善言词到处贴标语、写公告,说什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保障社会安宁”、什么建立“新秩序”……以此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日本宪兵队挨家挨户搜捕“抗日分子”,在街上狂抓滥捕无辜民众,无论男女老幼都在劫难逃。有的被抓到海岸砍下头颅,有的被乱枪射杀、尸体扔到海上……有报道粗略估算,七日内就有三万港胞被残杀。后来山上住不下去了,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家中。因我家靠海,我看到海面上漂着数不清的尸体,心里很为这些死难者难过。

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还大规模驱逐香港居民出境,计划把香港人口从160万减少到60万,为此采用种种极其卑劣的手段。如在街上过往行人中随意抓捕,用枪托把他们驱赶到码头,随即逼迫他们登上一艘艘大木船,每条船都被塞得水泄不通,然后将他们流放到大海中的荒岛上,活活饿死。我家一老一少两位亲戚,就这样被日军残害了。又如,诱骗香港青壮年约7000人到海南岛荒山野岭开矿,实质是抓壮丁。他们中能活着回来的,寥寥无几。日本侵略者还切断了内地和香港的联系,禁止、封锁居民进出,逼得许多家庭妻离子散。我哥哥18岁逃难到了云南,染上了大病,孤单一人难以生存下去,唯一生路就是回香港的家。但他没有日本统治机构的“良民证”,怎么办?父亲得到老朋友的帮助,取得一张已去世的工友的证件,暗中顶替。可怜我哥哥不仅从18岁到21岁都不能使用自己的真名实姓,而且还要带着满身病痛,无论风吹日晒雨淋,都要去那工友所在的九龙仓码头当苦力,否则就没有口粮。港胞如此受苦,日军高官及其家属却强占了原来英官和富豪们曾居住过的风景区,队队日本中小学生在其中来往穿梭。日本把香港变成了它的“乐土”,可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香港同胞人口却仅剩战前的一半!

何止香港,日军魔爪也伸到了东南亚,所到之处,都成了地狱。在马来亚吉隆坡,我的姐夫正当年富力强,却无辜在橡胶园被日本宪兵乱刀砍死,我的大姐孤苦伶仃带着七个儿女在密林里东躲西藏,万幸生存了下来。日军入侵菲律宾马尼拉,嫂子临盆生产,为了逃难躲进密林。那时既没有接生医生,也没有医疗器具和消毒药品,就连必不可少的剪脐带的剪子都没有。情急之中,哥哥打破一只瓷饭碗,拿起一片破瓷片,用沸水烫烫,险闯难关,所幸母子平安。

日本驻港港督矶谷廉介贴出公告,出巨资收购孙中山墨迹,引起父亲警觉。一个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头子,何来此举?父亲说,日本人不过是想用这副虚伪的面孔迷惑被侵国民众,又妄图用这种手段找到革命、抗日者的蛛丝马迹而已。于是父母作出决定:坚壁清野,刻不容缓!他们决定把家中涉及孙中山、朱执信、邓演达、十九路军等所有的珍贵文物都藏起来,绝不让它们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冒着被乱枪打死的危险偷渡出海,找到一条小木船,请了一位熟悉、可靠的船老大帮忙把它们运走。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小船自港岛西环向大海西北方彼岸荃湾,连漂带划到天将亮,找到一个菜园,主人是我家老邻居兼教友潘清圻夫妇。父母将这些文物用层层油纸裹紧,装在一只大水缸内,然后埋在菜园的枯井里,并伪装了四周。

这些文物一直保存到日本投降、香港光复,这才得见天日。1948年,父亲接受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北上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和成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所属机关派人把我们全家从香港接到北京,一同带回孙中山先生书赠“博爱”、朱执信书赠“前进”、周恩来副主席来函、中共香港地下党全体署名的赠文、邓演达先生遗物、十九路军用炮弹壳制成的花瓶等一箱文物。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上空笼罩着日本入侵的乌云。父亲让我的姐姐们马上结婚,离开香港回内地逃难。这张照片就是离别时部分家庭成员的合影。当时我(前排左一)只有七岁。相片上除了两个姐姐露出笑容外,其他人没有一丝笑意。母亲(前排左三)怀中的婴儿是我的妹妹,她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只活到两岁,最终死于饥饿

父母的民族气节

我永远不会忘记父母当年是如何藐视强权、保持民族坚忍不拔的气节的。是他们影响了我,使我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学会应对,学会自卫,懂得了坚决不做亡国奴的道理。父亲彭泽民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之一,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制造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然“反共”“清共”,摧毁国共合作,背叛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父亲毅然与他们决裂,奔赴南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武装起义,被蒋汪反动集团开除国民党党籍,通缉归案严办。后来虽然起义成功,但南征失败,父亲从此流亡香港,继续从事海外华侨革命工作。国难当头,中国对日全面开战,他身处日军占领统治下的港岛,总是在思考如何尽匹夫之责。中共在广东的东江纵队与海南岛琼崖游击队,父亲都多有联系,并曾与林平和冯乃超政委有密切交往。东江纵队运盐到香港出售,以换购急需医药,此举得到了父亲的帮助。中共地下交通员沈寿桢烈士生前多次在香港与父亲接头,父亲因而被日特跟踪,两次被抓捕。第一次,父亲和我大姐两人一同在街头被抓,日宪不由分说,劈头盖脑就把我父亲打倒。“不准打人,不准打人!”我11岁的姐姐边拉扯日宪边呼喊,可是父女都被揪上汽车,拉到了宪兵队。审讯室蹲着一条大狼狗,日宪拿出沈寿桢的照片,指问:“这是谁?”父女俩相视一笑,几乎异口同声说:“哦,他是教堂牧师!”随后日宪一把将我面黄肌瘦、饥渴交加的姐姐拉到一边,拿出一把糖诱供,我姐仍一口咬定“是教堂牧师”,并指着脖子上挂着的一个十字架说:“这是牧师送给我的!”父女俩早就作好应对日宪的准备,日宪一无所获,只好放人。他们脱离了虎口。第二次是1943年4月27日,日宪兵部警车在我家门前停了下来,宪兵一窝蜂似地闯进家门,把我66岁的父亲大绑带走。日宪头目还嚷道:“政治犯的带走!”父亲下落不明,母亲和我们四处打听。后来母亲听说,中环有个“兴亚机关”是日本特务机关,也许到那儿打听,可以知道父亲是否关押在里面。于是母亲倾尽所有,花了大价钱买了一条活蹦乱跳、特别肥大的深海鱼,用绳穿着它的大嘴,让我们姐俩拿着去找父亲。我们一路小跑,嘴上喃喃地说:“鱼、鱼,你可别渴死!”到了“兴亚机关”门口,我们壮着胆子对那凶神恶煞的哨兵说:“这条鱼大大的好!送你们长官,让我们进去找爸爸!”那哨兵一手把大鱼抢去,一手给我们姐妹一人一大耳光,两脚把我们踢出好远。我们骂着“死日本鬼子”,哭着跑回家。丢了大鱼,父亲的消息仍一无所获。


父亲彭泽民摄于1933年。墙上挂的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中华民国内政部颁发的中医师营业执照,父亲在此身份的掩护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逼蒋抗日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父亲被关押在最偏远的赤柱监狱。这座监狱专用于关押政治犯,前英国港英当局殖民高官和英军被俘俘虏都被关押在此。很久之后,母亲饱受苦累,惊魂不定,这才见到父亲。当时他已奄奄一息,躺在污秽不堪的水泥地上,血迹弄污了他凌乱、不蔽体的衣衫,头枕着自己的布鞋,苍蝇扑面。父亲原本吃素,牢里的臭鱼、烂虾、霉米饭,他都难以下咽。尽管拷打、饥饿几乎把我的老父亲置于死地,但40多天来,他一直在与日宪斗智斗勇。父亲坚持的“危巢苟复安”“藐躬非所恒”的信念,致使赤柱监狱判官从父亲的口中得不到丝毫所谓“政治犯”的证据。母亲更是严词申诉,痛斥日本人“他不能无罪却死在你们的监狱里”,就这样与日本人斗争,最终保全了父亲的性命。


1937年冬,父亲彭泽民(右一)冒着被蒋介石通缉的危险,到武汉联络冯玉祥(中)、李烈钧(右二)、李公朴(左一)、王造时(左二),谋求民主改革,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幅照片摄于武昌千字街福音堂门前

我父母都是海外华侨,曾在马来西亚英国殖民统治下生活20年,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继承了中华民族革命光荣传统。对于强权,不仅不怕,而且藐视,敢反抗、敢斗争。父母更懂得在他们身后,有着强大的后盾。1956年10月,父亲在重病之际曾执笔向毛泽东主席致信,信中写道:

毛主席:

弟从武汉逃居香港,久违大教,难通音问,每闻来往南北之间同志传达毛主席在军书旁午中,尚且不忘故旧,询及下况。于日寇沦陷香港,贵党同志在粤东江犹复不惮崎岖,问道来港,访寻弟迹,眷顾殷殷,此皆出于主席怀爱之心不遗在远。……

父亲身后强大的后盾正如信中所讲述的那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战争。

在日本占领统治香港期间,我从8岁到12岁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当时女孩子满脸都要抹上黑黑的淤泥,尤其到了晚上,不能睡在床上,只能睡在床下,外面再用柴草塞得严严实实,难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如果不这样,日本鬼子闯进来要“花姑娘”,老少妇女都难逃魔爪。日本宪兵在中国国土上烧杀掳掠,坏事干尽,特别是凌辱妇女!为了去广东接回逃难到大陆、身患重病的姐姐,母亲曾带着我去驻港日宪兵部申请“渡航证”。我亲眼看到院子内跪着一个被剥光衣服的青年妇女,一队宪兵命令狼狗从头到脚舔这个无辜的妇女!由此我更加懂得憎恨邪恶、痛恨日本法西斯。

为了生火,为了不饿死,我经常跟随母亲上山砍柴、割草,为此一次次与日本宪兵巡逻队斗智斗勇。有时摸黑上山、天刚亮下山,有时躲在坟场、墓碑后,有时趴在棺材底下,有时藏在满是蛇皮的洞穴里。我学会了劳动,学会了在日本铁蹄下保护自己,学会了勇敢面对灾难。

我家位于香港的仓库区,日军抓来几十个英籍印度裔青年,命令他们看守仓库。他们和关在集中营的战俘一样,患了病却无医无药,便悄悄地上门求助。我父亲用中药热心地为他们治疗,并建立起友好信任的关系。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青年时的苦难,如何同强权、不平等的黑暗统治斗争的经历,传递出被统治、受压迫的人们必须奋起反抗,联合起来作斗争,直到胜利的革命道理。父亲用马来语、英语向他们坦诚地讲,正义、公平、公正、自由、平等要用革命办法争取。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这批青年要返回印度了,他们特意列队来向我父亲致谢并告别。他们肩上扛着从海上捞起的木头,手里挑着钓来的鱼,依依不舍。童年见到的这一幕,令我依稀模糊地懂得了一点国际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彭家部分亲戚从美国、英国、新加坡及国内广东等地回到香港团聚。然而,从照片上望去,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尚未退去日本侵略带来的苦痛。我在前排左二,十几岁的少女满身疥疮,与日本侵略前的小女孩判若两人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意义重大。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美国未来学者托夫勒曾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真实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后来者应阅读并铭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2015年新年贺词时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关注自己国家的前途,也关注世界的前途。……当前世界仍很不安宁。我们呼唤和平,我真诚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让所有的人民免于饥寒的煎熬,让所有的家庭免于战火的威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和平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习主席的这番话,完全道出了我这80岁老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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