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终生难忘的歌

郑恩波   2016-05-08 05:14:05


口 郑恩波

在我的一生中,结识了很多外国人,有俄罗斯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人、门的内哥罗人、马其顿人、匈牙利人、德国人、波兰人等。然而,最能与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甚至成为知心朋友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我像热爱自己的故乡一样热爱阿尔巴尼亚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像崇敬我的父老乡亲一般崇敬我的每位阿尔巴尼亚挚友。我对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所以有着大海一般的深情,是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黄金般的青春年华,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与阿尔巴尼亚的文化和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获得去阿尔巴尼亚学习进修的机会

我是1964年夏天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之后,于同年9月3日,与其他35名男女青年一起,来到阿尔巴尼亚国立地拉那大学进修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的。说是进修,其实当时连一个阿语字母都不会,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那种尴尬别扭、有口难语的艰难劲儿,跟幼儿园三四岁小朋友咿呀学话、看图识字没什么两样。可是,仅仅过了半年,当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讲起阿语来就像夜莺歌唱的时候,连我这个一向不重视口语的人,也能和同宿舍的阿尔巴尼亚同学简单地交流思想了。而一年以后,我们中的学习尖子竟能为从北京来阿访问演出的战友歌舞团当翻译了。学习速度之快,效果之佳,实在是难以想象,也实在是国内学习外语的大学生无法相比的。

我们的阿语学习为什么能取得令人咂嘴称赞的佳绩?我想,除了大家有一种“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寒沙始到金”的刻苦发奋、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外,也与国外良好的语言环境,阿方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与关心,阿尔巴尼亚老师“惟日孜孜,无敢逸豫”的殷勤教诲,以及许许多多阿尔巴尼亚同学与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给予我们真诚、细致、耐心、有效的帮助息息相关。


1964年寒假,部分留阿同学参观发罗拉时,在伊斯玛依尔·捷玛里塑像前的合影

受到阿尔巴尼亚校方无微不至的照顾

对任何国际问题和现象的观察与分析,都不能离开大的国际环境与背景。1964年前后,正是中阿两国友好关系急剧升温时期,地拉那大学和我们历史—语文系的领导,对36名中国留学生的入学,持以十分真诚的欢迎态度。记得系主任科里斯塔奇·普雷夫蒂教授第一次与我谈话时,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似的拍着我的肩膀说:“中国人民是我们最伟大、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我们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安排好你们的一切。今后,你们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要毫不保留地提出来,我们要竭尽一切努力满足你们……”

说完这番话的第二天,三位年轻稳重、很有教学经验的女老师,就来到我们中间,把30个学习阿语的中国学生分成了三个小班,每班10个人。然后,就领着我们郑重其事地开始了学习阿语的紧张生活。另外学习希腊文的五位同志自编一个班,学习条件比我们学阿语的30人还要优越。在我们抵阿之前头几年,已经先后有十多位同学进入我们系学习。1965年秋天,又增加了10名新同学。截止到1966年秋天,中国留阿学生人数达到了56名。这是中国留阿学生人数最多的黄金时期。

要是到了夏天,学校里又会是别一番风景。清晨,在大学生城的周围,淡青色的薄雾像幕布一样拉开了,翠绿欲滴的松柏杨柳显得格外的靓丽水灵。喜欢大声朗读的中国姑娘和小伙子在要好的阿尔巴尼亚男女青年的陪同下,夹着书本,走进丘坡下的樱桃林里或爱尔巴桑路南面、工程系大楼北侧的那遮天蔽日的橡树、柞树、山毛榉汇成的林海中。他们或满怀深情、进入角色地朗读《渔人之家》、《我们的土地》的人物对话,或放声地把弗拉舍里、恰佑比、米杰尼、卡达莱、阿果里的诗篇背诵。那声音如同夜莺婉转动听的歌唱,也好像讨人喜爱的杜鹃合奏出的撼人心弦的迎春颂。许多阿尔巴尼亚小伙子和姑娘为帮助中国学友牺牲了大量宝贵的时光,即使在紧张的考试时间也是如此,他们把帮助中国学友学习看得比自己的考试还要重。

犹如巴尔干各国人民一样,阿尔巴尼亚人也有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以后沿城区主要街道散步的习惯。每天傍晚,在地拉那斯堪德培广场和民族烈士大街上散步的人群中,人们总会见到手拉着手并肩前行的中阿大学生。他们喜气洋洋,满面春风,言谈话语中充满了革命向上的内容。日久天长的口语实践,练出了一口标准的地拉那话。有了这样的语言基础,我们后来才能承担各种各样的重要翻译任务。

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往昔走过的路程的时候,对当年帮助过我们的阿尔巴尼亚学友,心里依然充满了深深的难以表达的感激之情。

地拉那大学的“美食”


地拉那大学

“文革”之前,我国政府虽然没有制定像今天这么多的法律,但是,大事小事做起来却非常有章法。比如,国家对留学生的要求,就非常严格且近情理;对留学生的管理也颇为得体、有方。当时,教育部根据中阿特殊的友好关系,对我们提出了要与阿尔巴尼亚学生同学习、同用餐、同劳动的高标准要求。我作为留阿学生会负责人,在率领同学执行国内指示的过程中,对许多细事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

大学生食堂位于我们居住的那座宿舍楼北面的小丘顶上,是一栋极为普通、简单的平房。小小的浅蓝色方桌如果摆满了,能够容两三百人同时用餐。阿尔巴尼亚学生,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个个都很能吃苦,很少有买全天餐券的,大都只买中午、晚上两餐的用券。有不少学生,一块面包就两个蘸盐的西红柿和一小块奶酪,就算是一顿美餐。这种吃苦的精神,委实令我们钦佩。对比之下,我们中国同学可是“阔气”多了。我们是一天三餐都在食堂吃。这是因为:第一,大使馆明确规定中国学生不能在生活上搞特殊,除个别体质差的学生可以自己做点饭菜之处,其他同学一律都要在学生食堂用餐。第二,我们有可观的助学金作后盾。阿尔巴尼亚政府每月给我们每人6700列克(1965年夏天开始改用新币,折670列克),相当于当时阿尔巴尼亚一个七级工的月薪,折合人民币100多元。而当时国内一位“三八”式老延安,每月的工资才100元出一点头儿。但我们花在伙食上的钱并不多,每天三餐只用80列克(折新币8列克),一个月才用2400列克(即新币240列克),不到助学金的一半。

现在回想起来,公平地讲,当时地拉那大学生食堂办得还是相当有特色的。早餐有奶、茶、鸡蛋、奶酪、果酱、蜂蜜、咸橄榄丸;午餐和晚餐各有一道肉菜或鱼、一道凉菜、一个可口的蔬菜汤或芸豆汤,另外还有酸奶或水果。主食面包不限量,可以随便吃。营养相当丰富,花样也蛮多、蛮新鲜。好多菜初次吃不太习惯,但吃长了,则越吃越香,越爱吃。比如面条坨儿加鸡蛋和奶酪、油炒米饭加烤鸡、米粥鸡汤、烤羊肉串等阿式传统菜,都是我和我的中国伙伴们百吃不厌的佳肴。至于咸橄榄丸,那更是当时在国内绝对见不到的鲜货,越嚼越有味道,又下饭又富有营养,实在是朋友聚餐理想的必不可少的小菜。迄今一想起来,我都要流口水。橄榄油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主要食用油,用这种油炒出来的菜,味道格外香,异常鲜美;用它生拌西红柿和沙拉,那是令人赞不绝口的特制名菜,对保肝补肾极为有利。我们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当时个个吃得红光满面,体重普遍增加了许多。这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地拉那大学领导特别关心、手艺高的厨师们使出全部烹饪技术的结果,对此我们是时刻铭记在心的。

不过,令我们格外感动的,还是有关方面对我们的特殊关心与厚爱。比如说,中国同学大都喜欢吃猪肉,而对牛、羊肉特别是羊肉不感兴趣,个别女同学甚至连羊肉味儿都不敢闻。于是,食堂管理员就吩咐服务员,尽量把猪肉菜留给中国学生吃。再如,有的同学愿意吃面条坨儿和米饭鸡汤,但就是不喜欢加在里面的奶酪和牛、羊油。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食堂后,厨师和颜悦色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百分之百地按照你们的要求办!”阿尔巴尼亚人,特别是普通干力气活的工人、农民,都是很讲信用的,办事总是说到做到。从第二天起,那一盘盘不加奶酪的面条坨儿,不加牛、羊油的米粥鸡汤,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同学们甭提多高兴了。如果是哪位同学生了病,需要喝点中国式的大米粥或鸡蛋面条,话传到食堂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学生会的生活委员就会将热气腾腾的大米粥、鸡蛋面端回宿舍。生病住医院,也会像阿尔巴尼亚公民一样,享受到国人难以想象的特殊待遇:药费、医疗费、伙食费、住院费,一律由阿尔巴尼亚国家承担,患者本人不用掏一分钱。三年中间,我因为患感冒,面部长疖子,曾住过两次医院,一次三天,一次四天,就亲身享受到了这种生来从未享受过的待遇。

令人难忘的美好暑假


2003年7月,本文作者郑恩波(前排左三)与他的阿尔巴尼亚文友欢聚在地拉那“五一”花园中国餐馆

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度过的两个暑假,是我们一生中绝无仅有的黄金时光。

阿尔巴尼亚学生的暑假时间很长,差不多有两个月。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夏天呢?阿尔巴尼亚政府为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个月与阿尔巴尼亚大学生一起参加义务劳动,一个月把我们送到海滨、湖畔去避暑消夏。有的去亚得里亚海上的明珠之城都拉斯,有的去爱奥尼亚海岸的度假圣地德尔密,而我本人和一些伙伴,却非常有幸地到奥赫里德湖畔的既古老又崭新的幽静小城波格拉戴茨度过两个盛暑。

奥赫里德湖是巴尔干半岛上最深的淡水湖,海拔720米,面积347平方公里,最深处达310米。这是一个高原上的美景奇观,水深且纯,清澈见底。湖中有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淡水鲑鱼,鱼身两侧各有一排五星,甚是好看。此鱼怪得很,冬天呈红色,夏天变白色。乘游艇在湖面上漫游,比胳膊还要长的鲑鱼结伙成群,在几十米深处白花花的一片,让你分不清是天空的白云倒影在水里,还是鲑鱼列成方阵竞相媲美。我和我的十多个年轻的朋友,就是在这样一种难以描摹的环境中,住在跟高级旅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的工人休养所里,如醉如痴地度过了1965、1966年两个永世难忘的暑假。

我们每天的生活丰富多彩。清晨,太阳刚刚在湖东岸马其顿的白雪皑皑的山巅露出笑脸,一群群叫不出名字的水鸟就毫不怕人地在行人的头上翻飞起来。有坐在长椅上读书的同学被鸟儿挑逗得心花怒放,于是丢下书本像顽童一般向水鸟追去……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5个小时,湖畔上、湖水里人声嘈杂,笑语喧哗,非常热闹。玩水的,晒太阳的,叫卖的,沙滩上打排球的,还有那位滑稽的吉卜赛小伙子,正在向女人献殷勤,把一束束鲜艳的玫瑰花献给最漂亮的女郎,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在粗壮的杨树下,女同学正在听几位阿尔巴尼亚少女讲故事……渐近12点,游泳游累了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带着特好的食欲,兴高采烈地坐到餐桌旁。慈祥的大婶立刻笑容可掬地迎上来,询问大家想吃什么菜食。一眨眼工夫,一桌子的菜肴摆得满满当当:暄暄的白面包扑鼻香,里面还夹着纯肉的烤香肠;白切鸡做得清淡可口;奥赫里德湖鲑鱼煎得更叫棒……尊敬的工人休养所的师傅们,每天都让我们感觉像过年一样。这样一连吃上一个月,正在发育的年轻人个个都变得面色红润、身强力壮。

奥赫里德湖畔的夏夜,会让人感到格外的惬意、凉爽。当轻风送来果园里的清香气,当少先队夏令营传来悦耳的歌声,高雅火爆的舞会开始了。我们作为宾客也被邀请到宽敞的凉台上,与休假的工人、教师、国家干部载歌载舞,共同欢度这快乐的时光。

再说说我们与阿尔巴尼亚同学共同劳动的事儿。那是1966年的7月,约奴弗尔遍地流火,热浪滚滚。这个一向风平浪静的小港湾,一夜间搭起了无数个帐篷和木板房。义务劳动者大军就住在这里,成千上万顷的梯田将修在海岸边足有5公里长的山坡上。

义务劳动者开始向荒山野岭进军。没有掘土机和推土机,一把锹和一把镐就是开山劈岭的全副武装。每人一天挖土一立方米,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最低任务。阿尔巴尼亚小伙子们身强力壮,干活卖力,姑娘们也抡起锹和镐,赤脚上阵。中国同学也不示弱。有的人脚上流出了鲜血,有的双手磨出了茧,有的肩膀晒破了皮,然而,为了祖国青年的荣誉,为了中阿青年的友谊,每人都拼出了最后的力气。阿尔巴尼亚学生心眼好,见我们有的女同学身单力薄完成定额有困难,就你争我抢一起上去帮忙。有位来自科索沃的小伙,简直像一只小老虎,三锹就能削平一道梁。还有那个阿尔巴尼亚姑娘,特别热心肠,每天都要给我们买点好吃的,对此她已经习以为常。我是中国学生中的大块头,一天完成三个定额绝对没问题,我不仅帮助中国女同学,也敢在阿尔巴尼亚男同学面前逞逞强。我一连当了三次突击手,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在挥汗如雨、你追我赶的劳动中,我再次感悟到中阿两国人民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和分量。

劳动能带给你以旺盛的食欲和香甜的睡眠。干完活,黑面包和大块大块的红烧羊肉吃起来感觉特别香。还有那红红的、鲜嫩的、原汁原味的西红柿,几个小伙子一次就能吃上一大筐。

烈日下,风风火火地一连干了8小时,全身又累又乏又脏,如果能跳进大海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顿时就会疲劳全无,从发梢到脚掌都会感觉到无比的轻松、舒爽。

亚得里亚海的气候非常怪:白日热得像喷火,傍晚就变得特别凉爽。迎着徐徐的海风,我们心旷神怡地坐在软绵绵的沙滩上。这时,有人可能会起来表演个杂剧小段,乐得姑娘们前仰后合。我们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也表演节目,比如来个男女声小合唱,博得了大家的热烈喝彩和鼓掌……

约奴弗尔群岭上的梯田里,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后来我又多次到过此地,当年的荒山野岭早已是绿荫遍地,果树成行。

岁月匆匆,青春似箭,转眼即逝50年。50年来,我既饱尝过春日里百花吐艳的芳香,也经受过风雨雷电的考验。但是,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境遇何等艰难, 为中阿友谊大厦添彩增辉的意愿却始终未曾改变。我想告诉我当年的阿尔巴尼亚老师、同学和兄弟姐妹们,这些年来,在地球东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只红色的山鹰(阿尔巴尼亚号称“山鹰之国”)翱翔在高高的云天。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了中阿的友谊,他全力以赴,高声呐喊,一直在向中阿友谊的喜马拉雅之巅奋进、登攀。■


1966年7月,作者(后排中)与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的学生一起参加开垦海滨梯田的劳动,三次荣获“突击手”的光荣称号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外文学研究员,中国作协、译协会员,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唯一外籍荣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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