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苏联老大哥”影响的中国建筑

邢和明   2016-05-08 05:14:04


口 邢和明


彭真在苏联展览馆工程开工典礼上致词


当年的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

向苏联学习“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大多数建筑设计师向欧美学习建筑技术,所设计的建筑也只是少数“洋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形成的建筑思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除,他们在建筑设计上仍然保持着过去那一套。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建筑专家帮助中国建筑设计师解决了设计思想问题。

为了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包括建筑专家在内的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苏联“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思想随之被带到中国。1949年9月,苏联建筑专家同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出民族形式问题,还画了一幅箭楼给他看。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的都市计划专家穆欣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谢普可夫对中国建筑界的设计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穆欣说,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筑师之间流行着一种意见,认为建筑只是为了方便,只要房子,不要高塔。苏联有许多教堂都有高耸的钟楼,今天既然不需要教堂,所以也就不需要钟楼了,斯大林纠正了这种看法,并提醒建筑师:古代俄罗斯城市是多么美观,有教堂,有金顶,有鲜明的色彩,有丰富的雕刻。我们虽然不修教堂,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俄罗斯传统。阿谢普可夫也在清华大学讲授工业建筑课程时说:苏维埃建筑是过去几个世纪优秀建筑遗产的继承者,它通过新的形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实现了古代的优秀传统。这说明在苏维埃国家,在古代遗产和现代生活之间,批判地应用过去的和大胆创造新的之间,是不存在矛盾的。阿谢普可夫要求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要“像爱女朋友那样爱民族形式”。

这种建筑设计思想不仅强调建筑的民族风格,而且肯定建筑是一种艺术,也就是强调建筑的美观。当时,国内有些单位把“适用、坚固、经济”作为建筑的三个要素,穆欣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狭隘的”,他说,社会主义的城市建筑不仅要便利、经济,而且必须美观,“要美观就不能经济”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艺术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矛盾”。在苏联专家的熏陶下,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代表的中国建筑界肯定了“建筑和城市建设的艺术性”,认识到“只要有房子住,谁管他美不美”的设计思想是错误的。

梁思成是民族形式建筑设计思想的坚定推崇者。然而,民族形式是苏联建筑的特点,苏联专家在课堂上所描述的只是一种理性认识。作为当时中国建筑界的权威人士,梁思成起初对民族形式的认识也很模糊。1953年2月,钱三强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梁思成是其中一员。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了三个多月,于5月26日回国。访苏期间,梁思成实地考察了苏联建筑的发展状况,目睹了莫斯科带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群,对民族形式有了切身体会。回国后,他在向记者谈起此次苏联之行的感受时说:“‘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是苏维埃建筑的特色。我在苏联和苏联建筑学家们的接触中,明确地认识了关心劳动人民,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建筑的社会主义内容。苏联的一切建筑都体现了这个重要原则。同时我进一步认识了什么是民族形式。在苏联,一个建筑师不但要给人民建筑舒适的房屋,在建筑上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并且要使每一个民族的建筑物都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来。这和资产阶级的建筑学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苏联的都市建设,不仅表现了建筑师的思想性,也表现了建筑的整体性——它是一个由无数组成部分综合而成的有机整体。”

当时,苏方提出在中国展示苏联的建设成就,包括建筑艺术。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上海建设苏联展览馆。1953年10月,充分展示苏联建筑艺术成就的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在北京动物园附近开工建设,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彭真出席开工典礼并致词。这座建筑完全按照苏联民族形式设计,设计者为苏联著名建筑师安德烈耶夫、郭赫曼和吉斯诺娃。1954年9月,苏联展览馆基本完工。展览馆拱门的形状、雕像的姿势和服饰,完全体现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特色。


清华大学建筑系华侨学生在系主任梁思成(中)家里,向他请教关于民族形式的建筑问题

苏联展览馆给中国设计师们带来了一种直观的感觉。伴随它的落成,中国民族形式的建筑思想发展达到顶峰。

起初,大多数中国设计师认为,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就是模仿古代的宫殿、庙宇、斗拱。于是,他们设计的建筑物大都戴上四周伸展出飞檐、下面支撑着斗拱的绿色帽子,因而被称为“大屋顶”。

中央民族学院校舍是北京市采用民族形式的第一批建筑之一,始建于1951年。这是几幢低层建筑,人字形屋顶全都盖上灰色筒瓦和乾克瓦,还有大量的装饰,如鸱尾和仙人仙兽。这其实是对中国古典建筑的一种模仿。


当年报纸上刊登讽刺“大屋顶”的漫画

中央民族学院校舍的设计者为当时北京设计院建筑师张开济,他起初设计的式样为普通洋瓦四坡的屋顶。但是,学院有些领导建议采用“民族形式”,建筑单位也同意这个意见。张开济不同意这样做,为此他画了两幅设计图:一幅是他主张的洋瓦四坡屋顶,另一幅是他不同意的“大屋顶”。他特意把洋瓦四坡屋顶的设计图画得很漂亮,而把“大屋顶”画得很简陋。结果,双方还是争执不下。于是,有人提议去找梁思成。此时的梁思成正在研究和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他为此给朱德写过信,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文章。经过一番论证,梁思成同意采用“大屋顶”的设计。他还对设计提出两点补充意见:一是把窗户做成正方形,二是把门窗漆成朱红色。在梁思成看来,这些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形式和色调。

这种设计虽然美观,但不经济。据测算,由于采用“大屋顶”,中央民族学院于1951年动工修建的13000平方米房的造价比一般平屋顶的房屋造价要高出18%。据当时的统计,如果中央民族学院的建筑全部采用平屋顶,可节省84万元。后来,有人批评建造这座建筑是“不顾惜投资效果、铺张浪费的行为”。

原北京市西郊招待所,也就是现在的友谊宾馆,是1953年底至1954年初设计的,设计者为当时北京设计院建筑师张镈。考虑到西郊招待所是用来接待苏联专家的,张镈在设计时突出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建筑物内部公用部分全都沥粉贴金、油漆彩画、雕梁画栋、木刻云石,建筑物的外部为亭台楼阁。另外,建筑物顶部还安装了重檐大屋顶,屋顶上的彩色琉璃瓦达30多万块,其下方为台基栏杆。

西郊招待所建成后,被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委员会认定为1953年至1954年较成功的建筑设计之一。但是,由于以古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大大增加了建筑成本。西郊招待所主楼的总造价比同类性质的新侨饭店多花费130万元以上。其中,仅主楼“大屋顶”琉璃瓦的价值就高达20余万元。

位于北京市三里河的原行政中心,当初设计的建筑群包括一座主楼、两座副楼,规划建筑面积达八九十万平方米。


总政地安门宿舍大楼(1952年)

其主楼连屋顶为十层,副楼连屋顶共八层。主楼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大楼,居行政中心的中央位置,周围为各部委的办公楼。这个建筑群是1952年开始规划的,设计者为张开济。由于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的缘故,这个浩大的工程被中途叫停。当时,这个建筑群只盖出西南部的一个角,共9万平方米,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四部一会”办公楼,即原国家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大楼。为了追求建筑物轮廓线的美观,张开济在两座副楼上增加了六个重檐屋顶。这几个“大屋顶”多花费了30多万元。

张开济后来说,他起初设计的并不是“大屋顶”,而是一个改良形的屋顶。因为苏联专家喜欢“大屋顶”,所以就成了这个样子。由于强调民族建筑的特点,又在重檐下面添加了大量构件,如斗拱、额枋等。其中,斗拱有400多个,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制作,每个重达300多斤。“女儿墙”镶上琉璃瓦,甚至连锅炉房也用了琉璃瓦镶边。


四部一会大楼(1952年)

1955年建筑领域反对浪费运动开始后,“四部一会”建筑群还没有完工,主楼的“大屋顶”尚未盖顶,所需要的琉璃瓦已运到楼顶。4月27日,张开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检讨自己设计中的“复古主义”错误。此时,如果继续坚持盖“大屋顶”,难免会有人说他言行不一。于是,张开济重新设计了一个不带“大屋顶”的顶部处理方案。这个方案简化了装饰,降低了装修和用料标准,比原设计节省了20万元。后来,张开济在谈到这个处理方案时说,这是他自己感到“很不满意的败笔”。反浪费运动结束后,很多人,包括彭真在内,都对这个“脱帽”的主楼表示不满意。

位于北京地安门大街的两幢机关干部宿舍大楼,也具有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两幢大楼的楼顶上分别修建了三个亭子,远远望去,同景山上的亭子差不多。楼顶四周为挑檐一米宽的女儿墙,墙檐盖了一层绿色的琉璃瓦。在朝向地安门大街的一面,每幢大楼分别有三座门。门楼的式样与寺庙的门楼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这几座门楼比寺庙的门楼更为豪华、壮观。特别是中间的大门,绿色的门罩、朱红色的檐坊,大楼的斗拱和柱子也都是朱红色彩画。

这是1953年春设计的,设计师为当时建筑工程部设计院的陈登鳌。他根据宿舍楼的建筑规模和建筑单位的要求,以及宿舍楼处在景山和故宫中轴线上的地域特点,首先考虑的就是大楼立面形式。在他看来,宿舍楼处在景山和故宫的中轴线上,这里是北京最优美的景区,西边有北海公园白塔,南边有景山和故宫,都是金碧辉煌的古典建筑。因此,宿舍楼一定要采用民族形式,否则,就同那些富丽堂皇的古典建筑群在风格上显得很不协调。

同其他设计师一样,陈登鳌在设计宿舍楼时,忽略了建筑设计的经济适用等原则,正如他后来所说:“过去进行建筑设计时,很少考虑到节省建筑材料的问题,强调造价越高越好,设计出来的建筑物越特别越好。”在这种设计理念的支配下,宿舍楼的造价被大大提高了。这两幢宿舍楼总面积为4211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约为200元,比一般的干部宿舍楼造价高出很多。其中,楼顶上六个亭子的工料造价就高达54.6万元。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开工典礼现场

建筑领域反对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

中国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起因于苏联,而对这种建筑思想的批判同样与苏联有关。1954年12月,全苏建筑工作者、建筑师以及建筑材料工业、建筑机械和筑路机械制造工业、设计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工作人员会议召开。12月7日,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的讲话,对斯大林时代苏联建筑界提倡的民族形式提出批评。他说:“在我们的建筑中经常可以看到浪费资金的现象。在这方面,许多建筑师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在按照单独设计所建造的建筑物的建筑艺术装饰上造成了浪费。”他举例说,在莫斯科,许多居住房屋的外部装饰费用占建筑物总造价的15%~20%,有的甚至到30%,而按定额规定则为8%~9%。在这次会议上,提倡民族形式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受到批评,包括莫尔德维诺夫和他的许多同事。赫鲁晓夫说,这些人在设计建筑物时,只注意建筑物的立体轮廓,“忘掉了主要的东西——忘记了每平方公尺面积的造价。他们醉心于那些不必要的立面装饰,造成了许多浪费”。



当年武汉的中苏友好宫,现已被拆除

关于“大屋顶”的问题,赫鲁晓夫批评说,有些建筑师热衷于在建筑物上面建造尖塔,使这些建筑物像教堂一样。但是,“对于居住房屋来说,这样的外貌是不必要的。不应该把现代的居住房屋的艺术形式变成和教堂或博物馆的一样。这样并不会使住的人感到任何方便和舒适,相反,只能使建筑物使用起来不方便和增加它的造价。但是,某些建筑师对这个问题是不考虑的。”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提到一个人,就是建筑师查赫洛夫,他曾建议在莫斯科大图拉街修建外形轮廓和教堂差不多的建筑物。当时,有人要他解释,说明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查赫洛夫回答:“为了使我们的设计和高层建筑相配合,必须要显示这些建筑物的立体轮廓。”赫鲁晓夫批评查赫洛夫,说他需要美丽的轮廓线,而“人们却需要住房,他们不欣赏这些立体轮廓,而是需要房子住”!对于建筑的美观与经济的关系,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反对美,而是反对铺张浪费。

195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赫鲁晓夫的讲话。2月4日至24日,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会议学习苏联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要求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赫鲁晓夫在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及其他有关文件。会后,建筑界开始对照赫鲁晓夫的讲话,检讨和批评设计工种中存在的浪费现象。张镈、张开济、陈登鳌等都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纷纷检讨自己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批判所谓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 陈登鳌在文章中说:“学习了赫鲁晓夫同志在全苏建筑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以后,我们设计工作者对过去的设计工作作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在检查中,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已走上了错误的形式主义设计思想的道路。”当时,彭真为了说服梁思成接受对“大屋顶”的批判,特意拿出报纸上有关赫鲁晓夫批评苏联建筑领域“复古主义”的报道给他看,还说:“赫鲁晓夫同志都这样说,你该服气了吧?”

由于梁思成所积极推行的民族形式设计思想,使他站在了当时的风口浪尖上,在建筑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运动中首当其冲。迫于批判的压力,1955年5月,梁思成写下“大屋顶检讨”,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清华大学教学和首都规划工作中,以及通过发表文章、各处演讲和做报告等方式,传播一套建筑理论,严重影响了许多建筑师的设计思想,“引导他们走上错误的方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浪费”。1956年2月,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再次就自己的建筑设计思想作了自我批评。在梁思成作了检讨之后,对建筑领域“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就停止了。■


友谊宾馆(1953年)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文章参考了顾雷《中央民族学院建筑中的浪费》、朱波《两幢豪华的宿舍大楼》、梁思成《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王军《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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