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儿女的故事:百姓养育恩(下)

刘岩   2016-05-08 05:14:03


在革命战争年代,最普通的老百姓忍辱负重,用自己的血肉、乳汁养育了革命者的后代,支持共产党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种无私的大爱、似海的恩情,不但今天不能被忘记,世世代代都应该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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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黄义先的父亲黄立贵率领重新组建的闽北独立师转战闽赣边区。此后,黄义先的母亲李冬娥遭遇敌人壮烈牺牲,1937年 7月13日,黄立贵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这时,黄义先还不到四岁,由战友们抚养。

黄义先(黄立贵、李冬娥之子):……还有一个对我有养育之恩的,我叫她妈妈。她叫徐莲姣,福建崇安县人,过去是和我父母亲在一起打游击的,我母亲去世以后她带了我一段。我到延安后,他们改编成新四军了。

1945年延安召开中共七大,徐莲姣以闽浙赣根据地新四军代表的身份到了延安。

黄义先:那时候她还没结婚。我开始还叫她干妈,后来蔡(畅)妈妈说:“妈妈就是妈妈,什么干妈湿妈的,叫妈妈。”


“沂蒙红嫂”做军鞋,军民鱼水一家亲

罗东进的父亲罗荣桓1939年3月率东进支队进入鲁西郓城地区,到1945年底组织山东部队六万余人和地方干部4000余人北上东北时,他已经在山东战斗了七年,小东进也因此在沂蒙山这片热土上生活了近七个年头。

罗东进(罗荣桓、林月琴之子):在沂蒙山区那一带我住过很多老乡家。有一位王焕玉大娘,在她家里我可能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因为她是个堡垒户,是党员,她的儿媳妇也是党员。因为那个时候党组织是不公开的,所以她不知道儿媳妇是党员,儿媳妇也不知道婆婆是党员。有的时候老乡家里有奶,就喂我吃一点奶,没有奶就喂我些糊糊。喂糊糊的时候,我们就趴在大人身上,他们先用嘴嚼,然后就像大鸟喂小鸟那样吐到我们嘴里头。

小鸟长大了就能展翅飞翔,孩子长大了就该离开大人的怀抱,可是由于缺乏营养,小东进好像老也没长大。

罗东进:那个时候因为缺钙,我到了将近四岁的时候还没怎么长头发,经常走着就提不起脚了,老得让人抱。还去山洞里头藏过,有时日本人搜山就在洞外面,紧张得很。到了夜里老乡再给送点吃的送到山洞这儿。跟父母行军的时候,挑夫就把我放在挑子一头,另一头就放块石头。有一次过封锁线,挑夫把我抱出来后就把挑子扔了。大家冲过封锁线时,一看挑子被扔在铁路边上了,都说:“糟了糟了,把东进给扔了。”我妈妈听了正着急呢,一看挑夫抱着我过来了。以后条件稍好一点就用个毛驴,就是一个驮架子,一边一个篓子,这头放着我,那头放个石头去压着。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成长起来的。父母对我们最多的教育就是:“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是他们养育了你,把你养大带大的,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尤其是不能忘了沂蒙山区的群众。”


吴翠兰和养父养母

1940年刘惠馨就义时,敌人把婴儿从她怀中夺下扔在野地里。许多路人尽管都很同情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却不敢收留她。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她就是后来成为吴翠兰养母的王素珍。

吴翠兰(马识途、刘惠馨之女):当有人问她敢不敢收留我的时候,她回答:“要!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给养着,不能让她落在别人手里头,要落在坏人手里头她可就没命了。所以要把这条小生命养活。”她把我抱回去后对丈夫说:“她父母都是共产党,母亲已经被枪毙了,你怕不怕?”他说:“不怕!”

这个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个月的婴儿骨瘦如柴,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王素珍当时没有生育、也没有奶,周围的人都说这个孩子根本养不活。但是他们夫妻二人铁了心要养活这棵革命的小苗苗。

吴翠兰:他们就纺线、磨豆腐,挣点钱买回代乳粉、大米,然后熬点糊糊,弄点米汤喂我,慢慢把我的身体调好了。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从恩施迁到武汉。1947年我七岁了,他们就送我去上学。当时武汉很乱,时不时有人打枪,养父担心我在路上有个什么闪失,于是就早晨把我送去上学,晚上再把我接回来。就这样一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养父母继续省吃俭用供吴翠兰读书。1959年,吴翠兰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

吴翠兰: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养父心里特别难过,他说:“武汉有武汉大学,有华中工学院,这么好的大学你不考,干嘛非要考到北京去呢?”养母还比较想得开,她问我:“北京有多远?”我说:“一趟火车就能到。”她说:“那不怕,一趟车就能到,不用换车,到时候如果想你我们可以看你去。”养父母他们的经济也不宽裕,就筹钱给我买东西。每次我回家探亲要走的时候,养父母都送我上火车,送的时候都在那儿哭。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养父母恩情大如天!


老乡用自己的乳汁哺育革命后代

令程源华至今难忘的,是1946年底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他随保育院转移途中发生的事。

程源华(程九柯、周建之子):我记得有一次转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胡宗南的兵追得很近,保育院已经很难撤离。所以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就把保育院的孩子们分散进周围的村子里藏身,每个村放几个。我藏身的老乡家里,只有一个老爷爷和一个老奶奶。他们对我特别好,等保育院的阿姨叔叔去接我的时候,老两口都不愿意给了,想把我留下。后来保育院的叔叔阿姨说:“他们的父母都在各个岗位上工作,必须得接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叔叔背着我走的时候,老两口就站一个很高的山坡上看着我。他们还给我煮了鸡蛋,我趴在叔叔背上,他一边走就一边剥鸡蛋给我吃。程源华多想去看看两位老人家,可惜没有来得及留下他们的姓名。而黄文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奶娘叫郭金娥。

黄文(黄镇、朱霖之女)我的奶娘当时30来岁。1942年5月19日,日寇又对根据地进行夏季大扫荡。这次大扫荡非常残酷,敌人兵力差不多有三万,分九路向八路军总部麻田和在涉县的一二九师师部包围过来。这次,我妈妈跟着师部一起转移。等扫荡过去之后她来看我时不敢进村,因为怕我已经死了。等有个女同志陪着她进到村里后,一进门,我奶娘正给我喂奶呢。我奶娘一见我妈就哭着说:“可见到你们了!”扫荡时我才两个多月,太小,没法到山里去。我奶爹就只得在像梯田一样的山坡那儿挖个洞,然后用石头垒上,把我和奶娘藏在里头,他就在外头远远地转,等没人的时候把石头搬开,放一点水和粮食。有一天就在洞口,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一个村民。枪声一响,把我奶娘吓得尿了一裤子。幸好我睡着了,还睡得呼呼的。我奶娘对我妈讲起这一段的时候,哭着说:“八路军的孩子命真大!如果这孩子哭了,我们娘俩就都完了!”

1947年8月,黄文的弟弟黄河出生,他也被送到老乡家寄养。

黄文:1948年五六月的时候,我父母被调到总政工作,于是就带我离开太行山老根据地去平山。因为我弟弟黄河才九个来月,没法带走,只得把他留在奶娘家。我父母对这些曾照顾过我们的奶娘非常感谢,因为在战争年代、在大灾荒的情况下,他们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奶八路军的孩子,如果没有他们喂养,我们不可能有今天,所以我父母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长大后,父母经常对我们说起这些奶娘家的事,让我们和每一个奶娘家都保持联系,要求我们把参加工作后头一个月的工资分别给奶娘寄去。1973年和1988年,我们曾回太行山看望老区的乡亲们,此外还尽大家的力量给老区捐款、建小化肥厂。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一定不能忘记老区人民,革命成功也有他们的一份,离开人民是绝对不可能革命成功的!

部队行军打仗,往往把孩子送到解放区或寄养在老乡家,黄楠却是一个例外——她和弟弟被送到了白区。1945年9月底,黄楠父亲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进军东北。因为考虑到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是迟早的事,把孩子留在解放区无疑会增加组织和群众的负担,所以父母决定把孩子送到白区的姥姥家。

黄楠(黄克诚、唐棣华之女):我姥姥家在武汉。妈妈把我和弟弟送到姥姥那儿后,没过两天就走了,所以一开始我们两个小孩都吓坏了。听我姥姥说,我们整天拽着她一步也不肯离开,因为一下子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妈妈也不在身边,只认得这个姥姥。刚去的时候我已经三岁多,说的话、唱的歌,很多都是从解放区来的,我姥姥就很害怕,一方面不许我们出去,另一方面教我们说:“外头要有人问你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你就告诉他们到美国留学去了。”教了很长时间,我们也就慢慢忘了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当时,我姥姥被特务机关监视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这么一直到武汉解放。


“红嫂”给伤员喂饭

邓小岚管养母叫“干娘”,干娘带她的时间比亲娘还要长。

邓小岚(邓拓、丁一岚之女):那时我可能也就刚刚出满月,父母开始找人喂养我。这时,麻棚村一户人家的孩子刚死,妈妈奶水也好,就收下了我,他们就成了我的干爹干娘。干爹干娘一直带我到快三岁,所以我是吃着老乡的奶长大的。我一岁多时,母亲来看我。晚上母亲带着我睡,我却一直哭闹着要找干娘,干娘听了也哭。抗战胜利以后,我母亲他们随队伍到张家口去工作了。因为我母亲考虑到接下来不定又会去哪儿,所以就让我干爹干娘把我送到张家口去了。后来,等我大了以后再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干娘已经不在了。听我那些姐姐说,把我送走以后,我干娘看见我的衣物就哭。等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才更加体会做母亲的真不容易!


王诤、秦岩和他们的一双儿女

王苏民的父亲王诤曾在延安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1947年3月,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王诤负责对通信联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确保了毛主席在陕北对全国战场指挥决策的畅通。为了给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保障,王诤南北转战顾不上自己的女儿,等全国解放了,女儿却找不到了。

王苏民(王诤、秦岩之子):我有一个妹妹,是1947年元月出生的。从延安撤退的时候,我妹妹还不到三个月,太小带不走,只得把她交到一户姓田的老乡家里,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孩子,家里有奶,可以一起喂。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知道有很多共产党的孩子都寄养在老乡家里,就拼命搜。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国民党,把我妹妹保了下来。到了1961年,我们家通过陕西省军区和一些领导同志,终于找到了我妹妹。于是我利用放假的机会就把她带回北京。回家后,我父亲作了两点决定:第一,名字不要改了,就叫田桂华。第二,上完高中就回去,给养父养老送终。

朱新华是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子。新华出生时,父亲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

朱新华(朱良才、李开芬之子):我是1942年出生的,当时正是日本鬼子扫荡最残酷的时候,杀光、烧光、抢光,我们的部队也经常转移、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父母没办法带我,就把我托付给一位叫刘洁如的女同志,她当时也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我的这位养母没有奶,她就抱着我去各个村子去找奶。一听说谁家生孩子了,就赶快过去。百家奶还是千家奶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老百姓的奶。养父养母家里也是老人小孩一大家,可是不管有多少粮食,都先拣好的省给我。不管是棒子面还是别的什么干粮,他们先拿嘴嚼,嚼完之后就对着我的嘴一口一口地喂。就这样,竟然喂得我脸上有一点肉了,也就一天一天地活下来了。我养母没有文化,是一个很朴实的农妇。她教我干活,教我缝衣服。这个家给了我很多劳动人民那种朴朴实实的东西。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自己就会拆被子、缝被子、做棉袄。


历经千难万险被送到延安的革命后代们


当时尽管年龄不大,但在战火中的成长还是铸就了我内心世界里一些很深的东西,不复杂,很鲜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为老百姓,谁剥削老百姓,这些最基本的道理还是懂的。我觉得懂得这些对我后来的人生有很大作用,几十年不变。我养父养母这些看似平平淡淡的作风,我觉得很伟大。

1962年,朱新华随养父母回阜平老家。开始养母还指着这个人让他叫奶奶,指着那个人让他叫大娘……后来说:“没法叫了,你吃了几辈人的奶,咋叫呢?”朱新华的爱人肖丰忘不了那次随丈夫回家时的一件小事。

肖丰:回去后老乡们特高兴,都来看他。这家一把枣儿,那家一把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来了。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家家都没有多少东西呀。有一位老人,家里实在是很穷,他翻箱倒柜地找,最后找出来两个核桃,就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地过来递到新华手里。

朱新华:一直到我养父养母他们去世,我们都住在一起。

肖丰:我们那时在三线,接到养母病危的电报,他急坏了,立刻赶回北京。养母看到他回来,特别满足,第三天就去世了。我知道,她就是在等她的儿子。她一辈子的心血都花在他身上了,虽然是养母,但是她花的心血比亲生父母一点儿也不差。


抗战期间,“沂蒙母亲”王焕于冒着生命危险创办了地下托儿所,组织和发动群众抚养革命后代40多人

杨虎城将军有过三次婚姻。原配夫人罗佩兰是王修文的亲外祖母,1926年病逝。谢葆贞是中国共产党员,为营救杨虎城而入狱,1947年死在狱中。张蕙兰是杨虎城的母亲给他定的亲,和王修文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王修文对她的印象最深。

王修文(杨虎城外孙):在延安的时候,条件差,生活艰苦。当时我母亲身上披一个斗篷,斗篷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那是我的外祖母张蕙兰给寄过来的。听我母亲讲,他们离开西安到了延安后,我外祖母惦念他们,就派人送钱、布等一些生活用品给他们作为接济。

外祖母对杨虎城的子女的关爱体现在许多方面。对于子孙后辈,她的态度就是:有困难找我来,我能给你们什么样的照顾就给什么样的照顾。她从来都没有在子女面前表露过哪怕一次“我有什么苦,我有什么难”。实际上她的苦难是最深重的。她把所有的委屈、痛苦都一个人承担下来,只把爱留给了子孙后辈。

张惠兰唯一的儿子早逝,但她却一手拉扯大了杨虎城将军幸存的儿女及12位孙辈。1993年,她在弥留之际对子女们表示:我想葬在杨虎城身边,又怕自己不够格。子女们含泪说:“娘的恩德照千秋,我们感激您,人民感谢您。活着您不能跟父亲在一起,死了一定要葬在一块!”最终,张惠兰的遗愿得到了满足。■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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