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双周座谈会

2016-05-08 05:13:32

口 刘 扬

□ 双周座谈会的提出与制度的存续

□ 合作、协商的新气象

2013年9月18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办法(试行)》。10月22日,第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举行。外界评论,发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双周座谈会又以继承创新的形式重新启幕了。作为全国政协的老传统,双周座谈会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翻开档案,了解历史。

双周座谈会的提出与制度的存续

双周座谈会最早提出,始于1950年3月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加强各民主党派间的联系。会上,章伯钧、史良等人提议,经常举行各党派间的座谈会,以沟通思想,对政策时事、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参会人员由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推举代表组成。提议得到了与会者响应,并形成决定,将座谈会定名为双周座谈会。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有很多新制度无先例可循,都是边干边摸索,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规范完善。双周座谈会亦是如此。最早的《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由1950年9月21日第八次双周座谈会讨论通过。这个办法规定了双周座谈会的具体组织运行模式。

座谈会参加人分“当然参加、自愿参加及临时邀请参加三种”:

1.当然参加者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人民团体(工、青、妇、学、文、科、和大、反侵略、中苏友协、救济总会等)推出之代表。

2.自愿参加者为:

(1)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组长、副组长;

(2)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委员及办公厅正副主任;

(3)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之正副首长;

(4)政务院所属四委会之正副首长及各部、会、院、署、行之首长;

(5)政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政务委员;

3.临时邀请参加者为来京之各大行政区及省市人民政府正副首长、地方协商委员会之正副主席。

座谈会参加人“以在京者为限”,“每一单位至多不超过五人”。《办法》还规定,座谈会主席由中共、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和青年团九个党派依次轮值。座谈会每两周召开一次,由轮值主席召集。每次座谈题目于前一次座谈会决定。会前准备工作委托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处代办。

《办法》的制定将双周座谈会制度化,推动了双周座谈会的稳定运行,不过其中的不足也逐渐显现。《办法》规定了广泛的参加人员范围,导致参会人数众多。据1951年12月的统计,参加座谈会人数最多时有200多人。这么多人要在短短的半天时间内,深入交换意见,讨论各种问题,显然是很困难的。在实际运行中,双周座谈会逐渐产生了变为单纯听取报告性质的会议之趋势。这显然与座谈会最初的创立初衷不相符。

1951年11月27日,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讨论双周座谈会的改进问题。后又经双周座谈会推定代表讨论决定,对双周座谈会的组织运行作了修改。

首先规定双周座谈会每月举行两次,报告会一次,讨论会一次。其次,关于座谈会组织问题。报告会参加者仍为原《办法》规定的不变;讨论会参加范围则大大缩小了,“改为各民主党派(中共、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九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推代表三人,人民团体:总工会、青联、妇联、学联、文联、科联(包括科普)、社联、教育工会、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宗教界、华侨、少数民族、救总、合作总社、抗美援朝总会、中苏友协各推代表二人,致公党、台盟驻京办事处各推代表一人,总共六十一人”。

还推定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陈叔通代)、马叙伦、章伯钧、许德珩、廖承志九人组成双周座谈会主席团,主持座谈会一切工作并轮流担任座谈会主席。

至此,双周座谈会的组织运行模式基本稳定。后来根据实际情况,在开会时间和参加代表方面作过两次修改。1955年4月15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双周座谈会改为不定期的座谈会。1957年以后人民团体不再派代表参加。


《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的草稿

从1950年4月至1966年7月,双周座谈会共举行过114次。期间受各种原因影响,时断时续,有过几次中断,时间跨度比较长的是1954年6月至1957年12月、1958年4月至1960年2月。1960年2月,双周座谈会再次恢复时,第一次会议主题就是讨论双周座谈会是否有必要恢复。这次会议由李维汉主持,黄炎培、张治中、史良等各民主党派代表参加。座谈中,大家都认为,召开双周座谈会有好处,会议时间可以不限定为两周一次,会议主题与时政结合,总的方向是围绕统战工作来谈。李维汉在总结发言时,特别提出:“(双周座谈会)百无禁忌,很自由,比人大、政协开会可以谈得深一点。”正因如此,在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士支持下,双周座谈会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后随着政协机关停止工作而终止。

合作、协商的新气象

通过双周座谈会留存下来的档案可以看出,双周座谈会能够得到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共同支持,是因为它确实发挥了沟通思想、增进共识、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积极作用。这从座谈会主题的选择到形式的组织,以及取得的成效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座谈会主题选择,紧扣时政热点。朝鲜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右派处理等,这些重大时政问题都被列入双周座谈会的议事日程。召开这类座谈会时,一般由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先介绍政策、形势的背景,总体发展概况等,再由参会人员提问、讨论。在讨论中,负责同志会解答问题,参会人士也可以献言献策,发表个人观点,为政府提供意见。有时一次座谈会谈不完,就下次开会时继续谈。通过座谈,参会的民主人士可以更直接、准确、深入地了解重大时政问题,同时也可以将社会各阶层对这些时政问题的动态反应直接报告给中央。例如,关于朝鲜战争的问题,双周座谈会曾讨论过八九次。从1950年7、8月开始,邀请外交部的乔冠华、宦乡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介绍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座谈中,各民主党派人士不仅表达了各自对朝鲜局势的观点,也反映了各地群众中对朝鲜战争爆发的担心。1950年11月两次双周座谈会都是朝鲜战争的主题,其中一次还专门由许广平等人介绍了上海等地群众抗美援朝的情况。

座谈会报告形式多样,话题讨论自由。报告会和讨论会是双周座谈会规定的两种主要形式。在具体运行中,报告会的形式却不是单一的,除介绍国家方针政策、建设成就的报告会外,还有各民主党派交流各自发展经验的通报会,民主人士走访基层、亲身参加建设后,交流心得的汇报会。例如,1951年1月第16次双周座谈会,各民主党派分别报告了各自召开中央会议的情形;2月和3月的双周座谈会,几位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介绍了他们在基层参加土地改革的见闻。这样的互动,有利于民主人士更积极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讨论会中,与会者畅所欲言,自由发表观点。在规定主题下,发言者常即兴转变话题。例如1950年的几次关于统战关系的讨论中,大家都提到了地方基层干部执行统战政策的水平有限,一次柳亚子还转述了群众自编的顺口溜。而讨论的话题从执行土改政策到工商界的公私合营,再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不断切换。形式上的宽松自由,为双周座谈会达到充分交流、和谐沟通的目的营造了良好氛围。

座谈会增进共识、凝心聚力的成效明显。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宣言推动了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而正是通过1950年11月2日第11次双周座谈会促成了这份宣言的发表。当时,张闻天介绍朝鲜半岛的局势,并向参会者征求意见,如何向人民群众宣传解释,帮助大家对援助朝鲜问题达成共识。会上,罗隆基提出,各民主党派应发表联合宣言,目的是一方面表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立场,都支持援助朝鲜,另一方面拿出具体的意见提供给全国人民,让大家明确知道该如何援助朝鲜。罗隆基的发言,得到了陈劭先、蓝公武等人的支持。会后各民主党派便决定要尽快发表《联合宣言》。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通过协商,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双周座谈会的收获,通过双周座谈会,密切了各民主党派间的关系,保持了共同政治活动中的统一。

历史上的双周座谈会在探索中曲折前行,有艰辛有收获。它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协商的新气象,为新时期继承发扬这一老传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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