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铁证留存始末

2016-05-08 05:12:55

口 张国松

□ 冒死加印的照片

□ “不翼而飞”的相册

□ 重见天日的罪证


罗瑾旧照

今年,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案表,正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正式受理中方申请。此次《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是由中央档案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七家单位联合申报的,内容包括日军当时自拍的屠杀照片、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记录影片、国际安全区工作人员中国妇女程瑞芳日记、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等11组档案材料。这些档案真实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期间,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16帧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中国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

这些照片被装订成一本小小的相册,封面上画着一幅图:右上方是一个用空心美术体写的“耻”字;右下方是一柄带血的尖刀;刀尖对着左上角两颗鲜红的心脏,心脏被刺穿了,鲜血淋漓。打开相册,里面剪贴着16帧2寸半照片,照片中有侵华日军在南京下关江边砍杀中国平民百姓的现场画面,有被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尸横遍野的场景,也有日军士兵侮辱、强暴中国无辜妇女的场景。这些日军官兵自己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其在南京烧杀淫掠的种种暴行。抗战胜利后,这些照片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在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被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定为“京字第一号”证据。

这本相册的主人是谁?这16帧珍贵的罪证照片在侵华日军的血腥统治下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相册的主人叫罗瑾(原名王罗瑾,随母姓),自幼在南京长大。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分兵三路向南京进犯,11月20日,国民政府下令迁都,南京的达官贵人纷纷外逃。而年仅14岁的罗瑾家境穷苦无力外逃,只得跟着难民群躲进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的难民营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法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古都南京遭受一场空前的浩劫。根据战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日军在南京屠杀人数达30万人以上。日军在进行疯狂大屠杀的同时,还在南京肆意奸淫妇女。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一个月内,南京市内就发生了两万多起强奸、轮奸暴行。”同时认定:“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1/3都被毁了。”此外,无数的住宅、商店、仓库被抢劫,外侨财产亦未幸免。日军士兵在南京肆意烧杀淫掠的同时,为炫耀其“武功”,自行拍摄照片,而这些暴行照片,日后便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直接罪证。

1938年,待局势稍稍平定后,14岁的罗瑾到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工,以养家糊口。1月上旬的一天,一个日军少尉军官来到店里冲洗两卷“樱花牌”胶卷,老板把胶卷交给罗瑾,让他拿到暗室去冲洗。罗瑾仔细一看,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侮辱强奸中国妇女的镜头。看到那一张张日军暴行照片,他非常愤慨,就偷偷利用底片加洗了一套保存起来。此后,每当日本兵来冲洗照片,如果发现有日军烧、杀、奸、淫的照片,他就会偷偷加洗几张,就这样一共保存了30多张这样的照片。他知道,私藏这些照片一旦被日本人发现是要杀头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为惨遭杀害的同胞们讨还血债,他决心将这些罪证照片悄悄地保存下来。

为了更好地保存好这些照片,罗瑾自己用硬纸片装订了一个小相册,为了表达内心对日寇暴行的愤怒,他在封面上画了一把滴着鲜血的尖刀和被尖刀刺透滴血的心,写了一个大大的“耻”字。为了悼念死难的同胞,他又将心脏、尖刀、“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他从收藏的30多张照片中,精心挑选出16张最能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贴在相册上,然后将剩余的照片烧毁。为了安全起见,一开始他将相册藏在照相馆暗室案板下,后来又转移到家中,藏在屋梁上。


罗瑾、吴旋保存的16帧侵华日军暴行照片册——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不翼而飞”的相册

1940年,已经离开照相馆的罗瑾为了生计到“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当学员,集训队就驻扎在毗卢寺中。罗瑾和100多个学员白天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晚上睡在大殿里。日本教官和政训员口头上讲中日“亲善”,却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他害怕相册放在家中不安全,就悄悄地把它带到集训队,藏在宿舍床板下。1941年初的一天,日伪宪兵突然在寺内进行大清查,罗瑾害怕相册被敌人发现,情急之下赶紧把它藏在毗卢寺茅厕墙上的洞中。几天以后,当他准备把相册转移时,发现相册不翼而飞。罗瑾顿感形势不妙,万一是被鬼子或伪军发现,追查起来可是要杀头的,于是他赶紧逃离南京,辗转苏州、上海、福州等地,最后落脚在福建大田县。

相册后来被谁拿走了呢?后来罗瑾才知道,是被他的学友吴旋拿走并保存下来。吴旋(原名吴连凯),家住四条巷小杨村之二号,父亲在巷口开小铺子修黄包车,母亲是家庭妇女,他在家里排行老七。吴旋7岁读私塾,9岁时父亲去世,1937年秋读小学六年级时,日本人从上海打过来了,二哥跟江南汽车公司撤到重庆去了。眼见无法外逃,母亲带着他,拖着他大哥大嫂、二嫂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十口人,逃到宁海路14号。那里是难民区,三层楼房很大,住了七八户人家。南京沦陷后,吴旋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暴行。日本人进城一个多月后,家里日子清苦,14岁的吴旋只得出去做杂工,后来又跟邻居学开汽车。1940年8月的一天,他看到《中央日报》刊登“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的招生广告,招收初中以上文化,18至25岁的青年,学习交通电讯。为了糊口,18岁的吴旋考进“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发报通信,就这样与罗瑾成了学友,但不在一个班。

一天早上,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到毗卢寺后院的茅房如厕,突然发现低矮的茅房墙上有新糊的泥巴,掏出来一看,是一个巴掌大的相册。打开一看,吓了一跳,全是日本兵挥刀砍杀、开枪射杀、活埋中国军民以及奸淫妇女的照片。吴旋不敢再看下去,赶紧将相册揣进口袋里,以免被人发现。为了安全起见,当天夜里,趁着站岗时机,他将相册悄悄地藏到大殿内一座大弥勒佛像的底座下。

第二天,政训员召集学员讲话,说谁藏了一本“日本画册”,赶紧交出来,被日本顾问知道要杀头的。学员们议论纷纷,吴旋有个要好的同班同学叫洪宗炎,他后来私下里告诉吴旋,说见过照片,罗瑾给他看过的。大家都不承认,最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不过,事后吴旋还是有些担惊受怕,生怕相册被日本人发现。直到1941年秋,集训队学员即将毕业分配,吴旋被分配到通济门外五团当技佐(享受排级待遇)。在离开毗卢寺前一天夜里,他悄悄地将相册从佛像底座下取出,塞在小皮箱的底层,第二天早上,顾不上跟学友们打招呼,逃一样地离开毗卢寺,到通济门去报到了。以后的几年间,虽屡经困苦,几经辗转,他都不舍得将其丢弃,为了给死难同胞报仇雪恨,一定要将这些罪证照片保存下来。

重见天日的罪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14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为欢庆胜利,吴连凯将名字改为吴旋。战后,为惩治战争犯罪,1946年1月19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罪大恶极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其中,南京大屠杀案主犯、原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国内,1945年12月16日起,国民政府先后在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等十个城市设立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专门负责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1946年2月15日,在南京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后改隶国防部,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之一、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捕,1946年8月1日被引渡到中国,10月3日从上海押解到南京,交由小营战犯拘留所羁押,准备提交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百般抵赖,否认其所犯罪行。


日军对过往民众搜身——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日军砍杀中国军民场景——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此时,吴旋所在部队早已解散,正失业在家。一天他在新街口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看到,号召市民提供日寇罪证的公告。他赶紧跑回家里,从床下拖出那只旧皮箱,翻开上面的层层衣服,从箱底下取出那本令他提心吊胆保存了6年之久、已经发黄的相册。第二天上午,吴旋将它小心翼翼的揣进怀里,呈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接待了他,吴旋按照要求,在接待室用黑钢笔蓝墨水详细写明了这本相册的来历,并在呈文上按上手印:

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窃民于民国26年日寇发动淞沪之战,未几攻陷南京,时民仅14岁,且阻于交通,躲避难民区。时有洪姓(应为罗姓,笔者记)学友于南京开设照相馆,有日寇以其所摄照片至该馆洗印,俾作“胜利”之夸口。民同学惧其淫威,不能拒绝,乃同时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16张,多为敌兵之罪行,或以残杀我同胞为笑乐,迄今视之犹有余悸。其后,洪某以日兵搜索,未敢留存,乃由民保管。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检出。胜利以来,此16张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闻贵会有搜集敌寇罪行、侦讯战犯用,特将该项材料检出,请代送有关机关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并请审讯定毕仍请原片赐还,以作纪念。实为德感。谨呈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附呈相册一本照片16张

吴旋谨呈

住址:四条巷小杨村六号之二吴旋


被日军集体枪杀的中国俘虏,尸体堆积如山——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收到吴旋的呈文和16张照片后,经过调查,认定这些照片确为当年侵华日军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拍摄,为日寇暴行铁证。1946年10月18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拟检送战犯罪行资料致军事法庭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五九三/870):

兹复据市民吴旋呈称:旋在民国26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16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来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证据等情。查该项照片确系日寇施行暴行时所自摄,而足为证实战犯罪行之铁证用。特抄具原呈连同照片送请查照,俾作物证之一部,致将来审讯定谳以后,仍希将原件赐掷,以便检还为荷。此致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附呈旋原呈一件照片一册计16张(在首席处)

秘书长:肖若虚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黄埔路“励志社”(现为钟山宾馆)大礼堂对谷寿夫开庭公审。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将吴旋上交的照片和呈文转交给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作为指控的“京字一号证”出示:其中有杀人成性的日军以被俘中国士兵和平民为对象,为新兵示范表演砍杀动作的连续镜头;有日军在下关江边举刀砍杀中国平民的画面;有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场景;还有日军活埋中国军民的场景。

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经过概述》(1946年11月)一文记述:“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16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在铁证面前,谷寿夫虽竭力否认,亦无法逃避其应受之法律惩处。1947年3月10日下午3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等五位法官作出判决(民国36年度审字第一号):“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判决理由”中,指出16帧暴行照片作为重要物证的作用:“并有当时日军为炫耀武功,自行拍摄之屠杀照片16帧……可资印证(京字一号证)。”

1947年4月26日上午,法庭将被告谷寿夫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依法枪决。此时,在江南汽车公司当售票员的吴旋也赶去雨花台,亲眼目睹了谷寿夫的应有下场。当天的《中央日报》报道了当时谷寿夫被枪决的情形:

车至刑场,谷犯呆然,两足瘫软,由宪兵挟制缓步前行。闻讯前来观之市民,万头攒动,鼓掌欢呼之声,一若爆竹之鸣放,不绝于耳。11时3刻,行刑士兵去其帽,两侧各有一士兵执其手,枪声一响,谷犯即应声倒地。此一发动旷古未有大屠杀之罪魁,魂归清乡。


1995年6月10日,在时隔55年的离别后,罗瑾(左)、吴旋(右)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重聚

半个世纪过去了,罗瑾对自己保存铁证照片的经历讳莫如深,从未对人说起。直到1990年夏天,朋友的儿子来大田探望罗老,说起《文汇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到,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陈列一些日军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是当时南京一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这让他回想起尘封50多年的往事。随着报纸、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这段尘封历史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1995年6月10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之际,罗瑾与吴旋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在南京重逢。当年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而今都已是白发苍苍了。经二人的实地察看,确认毗卢寺的万福楼东厢房12米处就是当年藏照片的厕所所在地,现在厕所虽然早已不在了,但十多平方米的空地仍在,当年厢房边上的那棵老木瓜树也还在。1998年吴旋先生在南京去世;2005年2月5日,罗瑾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82岁,根据他的遗愿,骨灰后被护送到南京普觉寺公墓,落叶归根。

当年,罗瑾和吴旋冒着生命危险收集保存南京大屠杀血证照片的事迹,先后被拍成电影《屠城血证》、电视纪实片《历史的见证》《血证》等影视作品。《南京大屠杀》《拉贝日记》《南京!南京!》等影片中出现的集体屠杀、活埋、砍杀等镜头,也正是这16帧血证照片历史场景的艺术再现。

如今,这16帧照片及相关的呈文被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照片的复制件被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向世人公开展出。这16帧照片,以铁的事实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和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企图,它昭示世人,历史是不容篡改和歪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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