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皓:以敬畏之心保护大运河

2016-05-08 05:12:38

口 张廷皓 口述

高 芳 采访整理

□ 大运河是传统文明的见证

□ 来自社会各界的努力

□ 我的大运河梦想

□ 申遗成功,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大运河(杭州段)遗产区的界桩

大运河是传统文明的见证

大运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邗沟,是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专门开凿而成,用来运输兵马粮草,它客观上解决了长江以北的航运问题。到秦始皇时期开始出现漕运,至汉时初步形成了一项制度。

在封建社会,都城在哪儿,各地的交通就要抵达到哪儿,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运,必须保证顺畅。从中国历史上看,特别是到唐代以后,粮食的主产区在中原和东部地带。中央集权的巩固离不开物质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粮食。长安是汉、唐两代的都城,地处渭河河谷,是一个很窄的盆地,只靠当地的粮食根本不够维持庞大的中央机构及军队的运转。隋唐一度是两都制,东都洛阳是皇帝经常居住、办公的地方,中央机构需要大批的粮食供给,这就要从更远的东部甚至江浙赣、两湖调配,于是就有了运河的开凿。明代运送的漕粮最多达六百万担,无论时间还是人力、物力,走水路都要比走陆路节省。

宋、金之际,黄河发生了一次大的改道。黄河自古多泥沙,河道善淤、善决、善徙。这次的大迁移,把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也就是汴河整个破坏掉了。这个时候,南宋都城杭州的粮食供给主要依靠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两个渠道,靠运河为主干的河网把粮食运至首都。所以,南宋虽然已是半壁江山,但是靠内河航运仍能满足朝廷的物资供应。

元朝也要依靠南方的粮食供应都城北京,运输以走海路为主,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剩下的小部分靠漕运。黄河向南迁移使原来的运河河道遭到了破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郭守敬就提出,重新修一条南北走向的河,裁弯取直,会通河也就是山东运河由此而成。在元大都的南面又新挖河道成通惠河。

到了明代和清代的时候,特别是实行海禁政策后,南北运输就主要通过大运河实现。漕运作为保证中央集权正常运转的一个经济制度,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清末,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

按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所申报项目的自身价值里有这样一条,就是能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漕运制度是维系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虽然现在已经消失了,但是,仍留存于世的大运河是这一制度的见证。

大运河不仅是伟大的发明创造,是一种消失了的文明的见证,也促进着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举个例子,比如说徽班进京,这是中国京剧很重要的一段历史。而徽班是怎么进京的呢?就是从大运河航运过来的。是大运河使得戏曲能够从江淮一带一直向北推进,才有了后来国粹京剧的产生。大运河又是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渠道。宁波、泉州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而从宁波到杭州,再从杭州一直到北京,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到长安、洛阳,都是可以通过大运河到达的。北京、洛阳、长安都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有对运河的大量描写,由外国来的很多传教士也是由运河进入内地。所以无论是对于文化交流还是商贸,运河都太重要了。

运河还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基因。我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化基因有这样几点:国家一统、民族融合、自强不息、宽怀包容、学而时习、精进求新。中华民族传沿下来的民族文化基因,在运河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认为这些都是大运河之所以能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


考察运河古纤道

来自社会各界的努力

1961年我国确定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就有人提议将大运河列进去。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管理上的复杂性——水利部门管、交通部门管,文物部门再管,协调、管理的难度太大——最终没有被列入。

改革开放以后,文物事业经过整顿、恢复,得到了快速发展,大运河的价值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相关部门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运河应当保护了。到本世纪初,有一些重要的工程如南水北调在前期决策的时候,水利部和国家文物局就开始联合行动,提出在工程建设中要保护大运河。

2004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一份有关大运河保护的政协提案中提出,大运河应该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努力争取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家文物局在这前后安排了三个重要的调研项目,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的大运河整体保护可行性研究。其他两个项目,一个是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承担的大运河遗产廊道的调查研究,一个是大运河沿线保护性试点研究,由北京建筑工程大学负责。通过这三个项目,首先明确了大运河是可以完整保护的;其次,在大运河沿线发现大量的文物遗存;再次,经过试点,发现地方上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很高。所以,全国政协提出全面推动大运河申遗工作之前,国家文物局已经完成了这三项重要的任务,这为后来的申遗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005年,侯仁之、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联名致信大运河沿线城市,呼吁加快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工作,他们的声望和执着的精神感动了各地政府,虽然有的对大运河申遗反应不是很热烈,但是大多数表示愿意。2006年,全国政协委员刘枫联络了近5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提议将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受到全国政协的关注,并列为重点提案办理。在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推动、组织下,同年5月,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带队,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和各领域专家学者共60多人对京杭大运河沿线进行了全程考察。考察组抵达浙江以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切会见了全体成员,对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表示支持。之后,全国政协不中断地推进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

大运河能成功申遗,全国政协起了三大作用。首先,对大运河的考察同时也是民主协商的过程,是在涉及8个省35个城市这样大的范围里推动的,当地政府部门、各界专家学者甚至最基层的普通百姓都参与其中,充分听取了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建议。第二个作用是促成共识。对于如何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不同部门有时往往很难达成一致。在全国政协的推动下,国务院建立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省部会商会议机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推动成立了联合申遗办公室,从各系统和地方的不同意见达成系统和地方的共识,再变成全社会的共识,这些也只有在全国政协的协调下才能实现。第三,全国政协是下情上达的有效途径,这也是其他部门不可能做到的。每次全国政协组织调研之后,会在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报告,对重要的报告,贾庆林主席都会亲自批示。最后批到有关部门按照要求具体布置。有全国政协这样的机构负责,大运河申遗这个事情才能顺利铺开。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人才荟萃,全国政协能将各方面的意见凝聚提炼,将共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在提高共识水平方面,全国政协也是不可替代的。

大运河成功申遗,从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到省、市、县,还有国家文物局,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拿国家文物局来说,如何把大运河的保护工作在各部委和八个省顺利推进?国家文物局是文化部代管的国家局,只是一个副部级单位,它要跟各大部委在一块谈问题,水利部、住建部、交通部,都比国家文物局的级别要高,怎么办呢?国家文物局开展工作首先就是靠法,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是靠各级政府的责任。《文物保护法》规定,各级政府是保护境内文物的第一责任人。第三是靠全国政协和政协委员们的推动。单霁翔局长既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除了国家文物局的力量,他还依靠全国政协,通过政协来推动大运河申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靠各级文物部门的执着精神。申遗成功以后,我给单局长发了一个短信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庆贺,同时也感慨万千,因为国家文物局开展工作太不容易了。有的部委,一拿到申遗预选点段的名单后就表示反对:我们还要“四改三”(就是四级航道改成三级航道)呢,不让我动大运河,我的运力就提不上来。大运河在全国内河航运排第三位,你能让它降下来?为此,国家文物局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明确说在不影响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下,做适度的变更是可以的,慢慢的对方也能理解了。水利部门也说:万一哪儿要闹水灾了,我在这儿有蓄洪区,就得扒开口子,难道还得报你批准?吵得不亦乐乎。可是,越吵越互相了解,慢慢就都能理解对方了,逐渐就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最终找到了“最大公约数”。

国家文物局在跟地方政府的协调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到有些地方去,那里的运河都成了垃圾河,简直不堪入目。垃圾堆成山,上面黑压压的都是苍蝇。我心痛极了,想:咱们运河沿线的老百姓都把它叫做母亲河,是大运河孕育了这一方水土,为什么不能尊重文化遗产呢?我到德州,看见餐馆的人提着泔水桶,走到桥上哗地倒在河里,河水简直是臭不可闻、惨不忍睹。我跟市委领导说,这个太不像话了,这是你们的门面啊。当地的党委和政府还是很尊重我们意见的。他说,张院长,你过半年来看。果然,我过了半年再去,环境和卫生确实大大改观了。我也切实感受到,大运河能否治理好,关键看各地党委和政府下不下这个决心。下了决心,就能够还大运河一个尊严,还老百姓一个好的环境。

大运河的成功申遗也离不开专家学者们的贡献。大运河的研究是涉及多领域、多学科,不是一个部门就能够完成的。这次保护和申遗的研究工作,我们发动、联合了水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当地的政府和考古单位,甚至空间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单位也参加进来,形成了一个保护大运河的科研团队,这个团队是跨学科的、跨领域的,各自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提供支撑。我们通过各自的特点和优长,扬长避短,共同形成了一个几乎没有短板的木桶。

我所在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更是力所能及地积极参与其中。记得2008年初我得到一个消息:国家文物局3—4月份要在扬州召开一个会议,着手制订大运河的保护规划。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在院里组织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讨论能不能对于规划编制要求作一个前期研究。

编制要求相当于保护规划的总体框架,即规定进行编制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到保护什么、怎么保护、怎么处理好和利益相关者及环境的关系,等等。大运河的保护规划涉及的产业太多,涉及的部门太多,涉及的地方太多,几乎是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里最难的一个。这就更要先确定保护的要求。

我们在春节前确定了这个课题,到2月份就拿出了初稿,然后再反复加工修改,院里承担课题的同志春节都没能休息。扬州会议上,我们院的总工程师代表院里作了发言,阐明了我们对于规划编制的基本想法,反响很好。国家文物局本来是想把规划编制要求交给东南大学来做,后来决定由我们院和东南大学共同承担。除了参与制订大运河保护的全国规划编制要求,我们院还承担了全国大运河保护规划的编制、申遗文本的编制等关键性工作,并和东南大学、北大、清华、水科院等单位合作,指导了省、市一级的规划编制。


在淮安码头镇进行运河调查(2008年12月)

我的大运河梦想

在编制规划要求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拿现在的运河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行不行?只要一说到大运河,就沿着现在的运河走,有的点段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可有的点段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究竟现在的大运河,哪段是元代的,哪段是明代的,哪段又是清代甚至民国时期的呢?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有一条就是真实性的要求,既然说它是历史上的大运河,就得说清是什么时候的。为此,我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读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清楚,但是到了实地,又都不是那么清楚。我当时就提出,必须依靠考古调查和发掘,让文献落地。为此我提出三点:一是古代文献和古代地图要一致起来。过去很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要通过考证,通过去伪存真实现这一点。第二,现存的遗迹、遗址要和文献上对应起来。第三,古代文献的地理信息和现代文献的地理信息对应起来。这样,每条河段是什么时期的,每个工程是什么时候修的,才都会清清楚楚。因此,我们文化遗产研究院展开了对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和挑战性的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的调查与研究。

在淮安清口的码头镇,有一个康熙年间的新大墩,其功能为转水,平日分流洪泽湖一部分水量进入运河,洪水期又能保证洪泽湖水大势入黄。康熙大墩在舆图上很清楚,是大运河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我当时就判断在码头镇南街一带,但是具体地点当地的文史专家也说不清楚。根据文献记载,此墩上建有皇亭一座,为黄琉璃瓦顶。我们课题组做考古调查的时候,就找当地老百姓开展社会调查。后来从一位叫朱永安的老人家那里得知,抗日战争的时候伪军把皇亭炸掉了,亭子里的镇水铁牛也被破坏,此后就再没人知道大墩的确切位置了。当时厅内有不少题记,老人家抄录了一首,写的是:“仰首向天气势昂,为压洪水置此方,执政多施仁德政,何须顽铁蹲路旁。”

根据我们的判断和老人家提供的线索,我们推断出了新大墩遗址的大概位置,当时那个地方已经成了堆满谷草的场地。我带着考古队的同志们,用手铲一点点挖,最后终于挖出来了一片的黄色琉璃瓦。这下没问题了,再往下一层层刮,下面的地层也清清楚楚显露出来。找到了康熙新大墩遗址,又找到了运口,紧接着康熙时期的运道也就找出来了,当时那里已经成了一个污水沟。

通过这样的考古调查,我们一段一段地验证,最终在确认大运河重要点段年代方面有了比较大的突破。我认为,所有的枢纽地方都应该采取我们这样的方法,深入调研,取得这三个一致,把所有点段的运河年代确认清楚,并形成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用此支撑我们大运河的研究。

关于大运河,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保护没有休止符,研究也没有休止符,研究可以为保护提供支撑,保护又不断地为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让我们的后代真正能了解大运河都在哪儿,是哪个年代的,有什么样的特点,这就是我的大运河梦想。

申遗成功,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经常说,大运河不管是不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是顶级世界文化遗产。因此,能不能进名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它保护好,通过我们的研究,让所有的人认识这个运河,认识它的价值所在。庆幸的是,通过大运河申遗,我们的管理水平在申遗点段有大幅度的提高。

经常有人问我,申遗成功有什么好处吗?说真的,我害怕听到这样问。如果说有什么好处的话,我只能说,它会让我们的民族更加认识自己的历史,会更加尊重自己的历史,提高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祖宗留下来的这份宝贵遗产,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保护好,而不是太实用主义。有的地方借此发展旅游产业,我并不反对,但要让游客在旅游当中能够领略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民族的创造力。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应该回归到它自身的价值体系里。

大运河申遗成功了,还有更多的工作等我们去做。我曾在全国政协会上建议,对大运河的保护,不能申报成功就一了百了,一定要严格地按照要求管理,今后调研也可以针对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单的文物,要追踪调研。从提高文物管理水平起,带动水利、交通、住建、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管理水平的提高。

另外,这35个沿线城市,有必要延续之前联合申遗办公室的做法,成立联合保护工作办公室,建议地点还放在扬州。要加强管理,体现出我们国家对这样一个综合性大遗产的管理水平,以此实现管理水平的飞跃。还有就是关于大运河的研究工作要继续进行。通过考古这样的手段,让所有的运河遗迹的文献都落地。

我主张所有的社会力量都发动起来。保护大运河,最离不开的是基层群众。大运河申遗前夕我去了趟山东。南望枢纽就在闸的旁边,本已经清理好的,结果看到垃圾又堆上去了,乱七八糟。我又到梁山看,梁山的闸修好了,有两个老百姓,父子二人,就住在闸门附近,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两个文物保护员,专门打扫,干干净净。我跟梁山的县领导专门提到这两位同志,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表彰他们,他们是最基层的文物保护力量。总之,保护好大运河遗产,最根本的出路还在于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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