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下)

2016-05-08 05:12:04

口 陈 弘 口述

阎 崑 采访整理

□ 彭真说,证据不足宁可暂不起诉

□ 当庭审判时,日本战犯们痛哭谢罪

□ 回国后,日本战犯公开表示“要将余生献给日中友好”

□ 再忆往昔,我的几点体会


1956年6月10日陈弘(后排左二)等工作人员在太原与谭政文(前排中)等领导合影

彭真说,证据不足宁可暂不起诉

苏联方面把这些人交给我们的时候,这批战犯的材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登记表,登记了姓名、出生年月和简单的履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审判这些战犯呢?

当时,因为我们的手边什么材料都没有,又不能单凭口供去定罪,于是就开始组织人员到他们军队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去调查,外调回来以后再一个一个核实,同时确定并找来了证人,为后来的审判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临近审判的时候,我们更加慎重,包括起诉书怎么写,怎样措辞,都考虑得很周全,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到最后,连彭真、周总理都亲自对起诉书进行修改,还请法律专家共同研究,力求在起诉书方面站得住脚。彭真曾对我们说:“一旦起诉的话,只要一个证据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怀疑其他的证据有问题;一个被告的证据出现了问题,就会被怀疑别的被告是不是也有问题。因此证据不足、准备不充分的宁愿不起诉,再去调查取证,直至确凿无误。”所以,先要有审讯笔录和本人交代,再要有经过核实无误的证人证词、档案材料,还有同案犯的揭发材料,只有这五个方面都齐备了,才予以起诉。这一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连那些战犯在接受审判后都不得不承认:你们的审判完全合乎国际标准,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应当说,审判得到了包括曾在东京审判中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先生在内各方面的高度肯定,周恩来总理为此还特意表扬了我们的工作。

审判开始时,中方在沈阳开设了两个军事法庭:一个专门审判军人,像此次我国公布首份日本战犯自供材料中的第一七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就是在这个法庭受审判的;另一个法庭则用以审判伪满政府的那些文官。在太原也开设了两个法庭。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冲突,我没能亲自参加对铃木启久的审判。我先到太原参加对那里的战犯审判,然后赶回沈阳参加对武部六藏等战犯的审判。参加这四个案子法庭审判的翻译共分四个小组,丁民(后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日公使)、天津市公安局的一个姓于的科长和我分别担任法庭的翻译组组长,我还担任了首席检察官的翻译。

当庭审判时,日本战犯们痛哭谢罪

在这次对日本战犯的历史性审判当中,战犯们经过教育以后,确实发生了改变,这从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有的战犯在法庭上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自己有几条命都没有办法偿还,但是中国人竟然把我这个杀人的魔鬼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我今天良心发现了,我没有脸向中国人民要求从宽处理!”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古海忠之的一段陈述,最后一句话说:“我要求处我以极刑!”这也是我当年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恐怕在世界审判史上,还没有一个被告要求自己处以极刑的,只有在我们的军事法庭上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由于几乎每一个被告都是跪下流着眼泪谢罪,审判庭上被告席下面的地毯都被战犯的泪水洇湿了一大片,颜色都变了。当时,这一幕幕场景都由我们的摄影师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还有一个场景也令人难忘:一位证人出来站在证人席上,把衣服脱下,露出背上又深又长的刀伤,被告一看,马上跪下来谢罪。还有好多被告在讲到自己罪行的时候都跪下来哭泣,这种场景真的让人难忘。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说也说不完。


工作人员在特别军事法庭前合影,后排左四为陈弘,左一为冯志坚

回国后,日本战犯公开表示“要将余生献给日中友好”

关于这些战犯回国以后的情况,有的我是通过看报纸了解到的,有的是通过他们从日本捎来的信息,还有的则是我从工作中直接获得的。审判结束后,我又被留下来搞总结。因为很多日本战犯回去以后写来感谢信,他们的家属也写信来,需要有人翻译。这些信写得都很感人。我翻译完之后交给领导,领导就编成简报上报中央。因此我可以说是从头至尾、比较全面地参与了整个审判工作,前后加起来总共有三年多。

对于这些战犯,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审判少数,释放多数,所以大约有一千多人以不予起诉的名义被释放回日本。不予起诉的文书是由我翻译并当场念的。每个人的名字我都一个个地翻译,日本人的名字不好念,我事先都查好了,标注明白,可不能念错了。释放工作前后共分三批,我都参加了。

这些战犯回日本后表现也很感人。记得1956年第一批战犯坐船回到舞鹤港时,日本全国的媒体都很关心这件事,以为会爆出什么重大惊人的新闻。船还没进港,天上直升飞机就开始照相。战犯们上岸以后整齐列队,由其中一位总代表发言:“今天我们回到祖国,能够看到亲人,我们非常高兴,非常幸运。我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我们认罪了,中国人民给了我们宽大处理,而且把我们送了回来,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德。我们的这条命是中国人给的,今后我们要重新做人,将今后的余生献给日中友好!”这样的表述让在场的日本媒体目瞪口呆、大失所望。他们以为会从战犯们的口中听到骂中国的话;他们以为这些人在中国土地上是为了讨好中国人而讲的一些违心的话。因为此前从苏联被遣送回国的日本战俘,在新瀉上岸后马上列队举行反苏游行,控诉他们在苏联遭到的折磨和侮辱。但是,他们失望了,从中国回来的日本人竟然对中国表示感谢和谢罪,竟然没有听到一个战犯骂中国、骂中国人的。于是,第二天日本报纸不得不登出这样的标题:《回国的战犯集体总忏悔》。

这些人回去以后,还组织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从事日中友好运动。会长是前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他也出现在近期中国公布战犯罪行的名单之列。此人在战犯中还是很有威望的,回去以后也做了很多促进日中友好的工作。从这一点上看,“一个不杀”确实是中央的一项英明决策,这些罪当其死却又获得宽恕的人最终成了促进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不杀比杀所起的作用更大。这里面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

这些战犯被释放回国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代表团在日本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访日活动容易遭到日本右翼的干扰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凡有中国代表团访日期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就自动组织起纠察队来保护我们代表团。晚上代表团成员在旅馆里休息,他们就自发地通宵轮流站岗保护;当得知我们代表团的行程后,他们还会通知下一站出面。在火车站上,联络会的成员们打着旗子向我们报告:“我们是中国释放回国的前日本战犯,我们的命是中国人给的,我们要促进日中友好。”场面令人感动。

还有人写信来表示感谢。记得有一位战犯夫人来信说:“我丈夫应征入伍之前很粗暴,经常欺负我。现在回来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家务也做,对我也体贴了,我感谢中国把我的丈夫改造好了!”

还有一个母亲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你的命是中国人给的。今后你一定要感恩中国,每天睡觉的时候你的脚不能朝西,要头朝西睡觉!”

还有出书。战犯们根据自己的回忆写了一本《三光》(三光政策),把所犯罪行都写了下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日本揭发这件事,因为当时日本很多人对此都毫无所知。那时,在日本没有书店敢出版这本书,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日本右翼就跑来威胁要把书店毁掉。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坚持出版了这本书。

至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他们也经常回来,因为那里是他们的再生之地,是教育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地方。战犯们还自己出钱建了一座汉白玉的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以表达对中国人民的谢罪并永远铭记之。

再忆往昔,我的几点体会

首先,作为一个中国台湾人,能够有机会肩负这项历史性的使命,我深感荣幸和自豪。早年在基隆上中学的时候所受过的日本人的欺负和歧视,至今历历在目。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地去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其次,我是在日本殖民地背景下的台湾长大的,对日本奴役、歧视中国人殖民政策有过感性的认识。参加东北工作团后,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机会看到很多的档案材料和战犯们的交代材料,才终于对日本殖民政策的全貌有了一定的了解,才真正认识到他们的手段有多么阴险和毒辣。

再次,中国的人道主义感化政策是成功的,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管理所,战犯们吃的是大米白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吃的却是高粱米;过年的时候,战犯们还可以亲自捣年糕庆贺。实际上的伪满总理武部六藏由于患脑血栓一直病在床上前后十几年,没有上法庭,连起诉书都是直接送到他那里在病床前念的。为了治疗他的病,我们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护士,每天为他喂饭喂药,一天三次为他翻身按摩,因而他没有长褥疮。对于常年瘫痪在床的病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20年刑期满后,他夫人来天津接他回国。见到自己的丈夫红光满面,她简直不敢相信,一再向我们表示感谢。还有一个战犯患了精神病,我们很耐心地为他治病,竟然给治好了。回国以后,他的家人知道这件事,非常感动。后来这个人回中国故地重游的时候,曾拉着当时抚顺市一位护士长的手泣不成声地致谢。另外,在释放这些战犯之前,我们还分批组织他们到抚顺、鞍山、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参观学习。通过这样的教育,不但让他们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建设成就与伪满洲国的萧条情形有了鲜明的对比印象。

最后,朝鲜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抚顺在美军飞机轰炸的范围之内。为了保障这些战犯的安全,我们曾经临时把他们转移到哈尔滨去,一些战犯和汉奸们觉得美国人快打过来了,他们相信美国人会胜利,期望美国人来解救他们。因此虽然嘴上没有说,但看得出骨子里的兴高采烈。但是后来停战了,我们胜利了,他们又被转移回抚顺。这下子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思想也被彻底打垮了。从此之后就只得老老实实地认罪。这说明国家的实力强大很重要,这对战犯们的认罪服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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