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船王”包玉刚与“宁波帮”

2016-05-08 05:12:03

口 刘念远 等 口述

□ 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宁波

□ 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饭店

□ 家乡人给包玉刚的几份“厚礼”

□ 几所学校把“宁波帮”连了起来

□ 给撒切尔夫人送的“礼物”成功破冰

□ 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邓小平与谷牧

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宁波

对于宁波这个城市来说,整整30年前的1984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头。因为在那一年的5月4日,宁波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开始真正走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邓小平始终关注着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进程,他特别询问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宁波究竟怎么样啊?”

刘念远(谷牧之子):这时候父亲说了一句,小平同志,看来14个沿海开放城市里面,北边的大连和东边的宁波,可能会建设得快一点。小平同志说:大连不用说了,它有工业基础,你为什么觉得宁波能够建设得快一点呢?爸爸说宁波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宁波帮,第二是宁波港。

早在1973年3月,国务院成立“港口建设领导小组”,谷牧任副组长时,就对宁波印象深刻。宁波早在唐代就已经是对外贸易港口,而新发现的北仑港则是不可多得的深水良港,这是宁波的独特优势。而说到宁波帮,宁波出身的巨商更是天下闻名。当时世界的十大船王中,包玉刚和董浩云都是宁波人,此外还有邵氏电影集团创办人邵逸夫、世界最大的毛纺生产商曹光彪、香港及东南亚纺织印染业龙头老大安子介等等,他们不仅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有的还是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在香港乃至全世界都极具影响力。

刘念远:这可是财经界的头面人物啊,父亲说,这一批人都是从宁波出来的,对于家乡的故土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有他们的支持,恐怕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里,宁波会独占鳌头的。

为什么会是在那样一个时刻,“宁波帮”来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呢?

这还要从1981年说起。那一年,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只是这个人的名字在当时的中国内地还鲜为人知,而他的祖籍就是宁波镇海。

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吉普逊船只经纪公司”公布的一张世界航运载重量排名表上,位列第一的环球航运公司打败了称霸世界的各国船王,船只总量是几家大公司的总和。这家仅有十几年航运史的公司,所有人就是这位被誉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作为一名出色的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包玉刚对国际形势、经济政策有着远超常人的敏感,他也成为后来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香港企业家。


包兆龙(左四)与包玉刚(右一)一家合影

包陪庆(包玉刚之女):我父亲讲宁波话,而邓小平讲的普通话四川音那么重,两个是怎么沟通的,对我来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

包玉刚是宁波镇海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后来举家迁往上海;1949年,他和父亲决定到香港打拼。30年后,他被称为“世界船王”,但再也没有踏上过故土。

包陪庆:“文革”时期,我父母说,哪怕有些亲戚在上海,我们都不敢跟他们联络。如果他们认识一个在香港的资本家,那肯定是很受罪的了。

卢兵(卢绪章之女):包先生在香港也很关注内地的形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段时间,大家都注意看报纸,今天这个人在报纸上出现了,哦,那没事了,明天没出现,那是不是有事给抓起来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我父亲的名字,他就一直很纳闷。

卢绪章是包玉刚夫人的表哥,也是包玉刚远在香港时一直在关注的人。1940年,卢绪章曾经和包玉刚一样都在上海经商,但他还有另一个隐秘身份不为人所知,即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文革”之后,卢绪章被任命为首任国家旅游局局长,他也成为促包玉刚与邓小平首次会面的关键人物。

卢兵:一直到了1976年,包先生看到,周总理去世的讣告上,在亲朋好友那一栏里有我父亲的名字。他就觉得,我父亲又快出来了,心里就觉得有点踏实了。

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饭店

“文革”刚刚结束,虽然心情忐忑,包玉刚仍然试探着给国家有关部门发去信函,要求回内地探亲。这份信函甚至惊动了复出政坛不久的邓小平,他立即授意有关部门回函,热烈欢迎包玉刚夫妇回国。

王耀成(宁波帮研究专家):包玉刚到了北京以后,当天晚上碰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没地方住。

包陪庆:我带了包括我的大伯、叔叔等很多人去,结果只有一个房间。 
 
这或许是中国对外开放所遭到的第一个尴尬场面。关闭已久的国门打开了,可当时的北京只有七家涉外饭店,达到接待标准的床位仅有1000来张。

包陪庆:卢家伯伯说:你这都算好的了,我还给你找另外的饭店。很多游客到北京来,我们都要先把他调到天津甚至到西安去住一天,然后才回北京旅游。

庄炎林(时任中国旅游总局副局长):包玉刚先生说,干脆我来捐一笔款,支持你搞一个样板饭店。于是他就这样无偿地捐了1000万美元。这可是那个时候的1000万美元啊,跟现在不一样。

包陪庆:但他说捐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过了一年还是没什么消息。

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历来只讲“援外”,而拒绝一切“外援”,更不用说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地区)或资本家的钱了。

庄炎林:我们历来都主张自力更生,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也没有进行贷款。如果接受捐赠的话就不是自力更生了。

远在香港的包玉刚当然不知道,他这1000万美元的支票遭遇到了尴尬。为促成捐款的承诺尽快兑现,包玉刚后来又写信表达自己的诚意,并且小心翼翼地提出: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饭店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就叫兆龙饭店。

庄炎林:但是这个风声一出去,反对的人太多了。说我这是替资本家“树碑立传”,老共产党员、老革命怎么会这样?阻力很大。

眼看包玉刚又要来了,他那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还是无人敢接。报告终于被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其实之前邓小平看到那份报告的时候,态度就已经非常明确了。他说:用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并且立即批示,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1985年10月24日,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兆龙饭店的竣工剪彩仪式。据说,邓小平出席开业剪彩典礼的次数非常少,尤其是以朋友的身份出席的机会更是绝无仅有。这一方面表明邓小平和包玉刚的私人友谊确实非同一般,另一方面,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也正是借此发出了祖国欢迎华人华侨参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积极信号。

家乡人给包玉刚的几份“厚礼”

宁波市镇海庄市钟包村是包玉刚出生成长的地方。虽然包玉刚家族已经陆续从这里搬走了,但是穿行在村落的小巷里,依然随处可见包氏家族的痕迹。

从1978年第一次回内地算起,之后的六年间,包玉刚数次回内地,他在北京捐建了兆龙饭店,为上海交通大学捐建了图书馆,在内地订制六艘万吨级货轮。作为香港富商,包玉刚早已经成为新闻人物,但他就是没有回过故乡。

王耀成:据说“文化大革命”把包玉刚家的故居弄没了,床卖了,连祖坟也搞掉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在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因为历史原因,让海外宁波人对政府和国家政策怀有疑虑,将不利于改革开放,更不利于发动海外宁波帮回乡参与国家经济建设。为此,宁波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为积极落实侨务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

卢良宝(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以前说包先生对宁波不满意,是因为把他祖墓弄掉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因为他没有联系上亲戚,是亲戚把他的祖墓搬迁了。

葛洪升(时任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原省长):包玉刚的祖居,那时候都分给老百姓用了。后来我们去做动员工作,另外安置了这些百姓,把包家的房子给腾了出来,而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过去结婚用的一张床从舟山找了回来。

1984年10月28日,阔别了40多年以后,包玉刚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那次返乡最温馨的时刻,便是走进故居里夫妻二人曾经住过的房间,看到当年结婚时的雕花大床。故居中的梳妆台、洗脸架、书桌,依然放在当年的老地方,时光仿佛倒流了40年。

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这里还有一份更厚重的礼物在等待着包玉刚。

邬向东(宁波文史专家):当时我们天一阁里边有三部包氏家谱,有两部是镇海的。包玉刚还有两兄弟,一个是包玉星,一个是包玉书。但按排行找怎么也找不到。实在没办法,我们一页一页地翻,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三兄弟的名字。

这是包玉刚第一次看到家谱,更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竟然是宋代名臣包拯的第29代孙,生命中许多遗失的细节,似乎就这样被接续上了。他特别高兴,曾多次讲:“我愿意当宁波的大使,向全世界推销宁波,宣传宁波。”

几所学校把“宁波帮”连了起来

最早出去闯荡打拼的宁波人,先是落脚东南亚,然后是欧洲、美洲,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而重点是在香港。为了动员更多的“宁波帮”人士,当时宁波的地方领导决定,一定要登门拜访,于是很快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前往香港。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工作组在香港一般一次就要与上百个“宁波帮”人士见面,并且要利用宴请的机会,记住他们全部的长相和名字。由于没有照相机,还要委托他们拍下照片寄回来,然后再凭记忆一一地去对应建立档案。“宁波帮”的热情,也远超出工作组人员的预想。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受到各种邀请,先是午餐和晚餐,到后来甚至连吃早餐的时间也都被预约了。

工作组初到香港,是由包玉刚接待的,他还专门举办大型酒会,把工作组介绍给香港更多的“宁波帮”人士。

葛洪升:宴请中,包玉刚先生拉着我到了外面,还把邵逸夫和宁波同乡会会长包从兴也请了出来。包玉刚先生对他俩说:“我打算凑1000万港币把我们读过书的中兴学堂整修一下。你们出多少自己定,剩下来的我来包。”

中兴学堂的前身叫叶氏义庄,是由清末宁波帮的先驱、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于1904年创办。这里是宁波帮的摇篮,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等一大批港台宁波帮中的富豪殷商都在这里受过教育,因此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但让葛洪升不解的是,这些大佬各个都可算得上是巨商,仅仅一个中兴学堂,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力全部出资,为什么一定要共同捐建呢?

葛洪升:到后来我想通了。我想,他是想利用这种方式,把宁波帮的人拉过来参加宁波的建设。

教育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是何等重要,作为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包玉刚自然是感同身受。他要送给故乡宁波一份礼物——捐建一所大学。

耿典华(时任宁波市市长,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我们在得知包先生有这样的意向以后,就直接向中央提了出来,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明确表态。

20世纪80年代的宁波,有500万人口却没有一所综合大学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因为包玉刚在海内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他的举措自然受到许多“宁波帮”海外人士的关注,更多的“宁波帮”加入捐资行列,包玉刚的小学同窗、香港富商赵安中父子为宁大捐建了学校会堂和会议中心,并设立专项教育基金。曹光彪、王宽诚等50多位海外“宁波帮”人士,也相继向宁波大学捐资,并设立多项教育基金和奖学金。走在宁波大学校园内,处处可见以捐建人命名的建筑,宁波大学俨然成为“宁波帮”捐建建筑的大集合。

从1984年到今天,总共有650多位海外宁波帮人士在全国捐资了76亿多元人民币,类似这样兴学助教的善举不胜枚举。

给撒切尔夫人送的“礼物”成功破冰

1982年2月8日,邓小平在中南海再次接见包玉刚。这次,邓小平告诉了他一个重大的决定:中国政府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包玉刚得知这个消息比外界早了七个月的时间。同时,邓小平要包玉刚转告香港朋友,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改变。这也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最初的构想。当时正值中英第三轮谈判之后,对谈判过程高度敏感的香港,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风暴,当时已经有港人开始将资金外撤,准备去其他国家发展。而作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商界代表,包玉刚召开记者招待会,表明了对香港有着巨大的信心,并且宣布变卖船只,投资于香港本土。

包玉刚的这番话在香港引起了巨大震动,与此同时,中英双方的谈判仍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此时急需一位关键的人物来打破僵局。

1982年以后,包玉刚出入唐宁街十号的英国首相官邸的次数更多了。在撒切尔夫人成为首相之前,包玉刚就和她的丈夫成为了高尔夫球场上的好朋友。在她成为首相之后,包玉刚也无须通过任何官方途径,可以直接出入首相官邸。

王辉(宁波帮博物馆馆长):他带着一个特有的礼物去见撒切尔夫人,他说:“我送你一个礼物。”

包陪庆:撒切尔夫人一看,这么大的盒子。包先生说:你打开看。一打开都是纸,拿开纸,里面只是一条绳子,把撒切尔夫人逗得不得了。她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包先生说,你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身体很重要。

一条普通的跳绳,让撒切尔夫人完全放下了对包玉刚的客套。她开始抱怨包玉刚把商业投资都放在了中国内地,而她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看好。包玉刚并没有反驳,他还准备了第二份礼物。

庄凯勋(时任新华社记者):他告诉撒切尔夫人:订船是个亏本的买卖,我在日本订一条船要便宜得多。

包陪庆:他讲:从一个成功商人的角度来说,我是不会在英国订船的。但是我知道你现在面临很头痛的事情,就是把那些造船厂关掉。

王辉:他又告诉撒切尔夫人:在上海我也订了两艘船,分别是“世沪号”“世谊号”,我想请您帮我去主持下水礼。

包陪庆:撒切尔夫人愣了,包先生就立刻解释说:我是要你到上海去看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

也正是因为包玉刚的坚持,便有了撒切尔夫人的那次上海之行,她如约参加了“世谊号”的下水仪式。撒切尔夫人亲自用小银斧砍断了红色的绳索,这艘象征世界友谊的轮船,悠然驶向大海。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也堪称中英谈判的破冰之旅。

张浚生(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宁波帮”人士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宁波帮”是香港人对活跃在香港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的那些宁波籍人士的爱称,他们是创造香港繁荣的重要动力,也在促成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前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委会副主任王宽诚、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首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等,他们都是“宁波帮”杰出人物的代表,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出席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仪式。但遗憾的是,包玉刚在1991年去世,他为之多方奔走,却没能亲眼目睹香港的回归。

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签署联合声明。这一天,包玉刚没有错过,他作为嘉宾应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签字仪式,邓小平在仪式之后就会见了他。

包陪庆:包先生在香港回归起了一定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是要感谢他。邓问他要什么,包先生说:我什么都有了,我现在只要你直管。

耿典华:我们都笑了起来,谷牧同志马上解释说,包先生说的是“计划单列”。

计划单列政策,对于宁波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宁波这座东海之滨的海港城市,在当时既非省会,又非经济重镇。三中全会前,宁波只作为“要准备打仗”的东南前沿,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受到限制。

葛洪升:搞了计划单列,它才能上升到省一级的管理权。

包陪庆:根据当时的GDP,是不会轮到宁波的。但是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就是会给的。

为了加快宁波的开发建设,国务院专门成立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这在全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举措。对宁波有着深刻了解的谷牧、一直负责外贸工作的卢绪章,都是协调小组的重要成员。宁波就此迎来崭新的发展阶段。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的这句话就这样实现了。

杨明祥(时任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30年以后,我们再来回顾当时邓小平这段指示,我的理解是,当时邓小平动员“宁波帮”,不仅仅是为了建设宁波,而且是选择“宁波帮”支援家乡的建设,来带动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支持参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工作。

如今的宁波在经历了战火的重重洗礼和历史的艰苦磨难后,不仅没有衰弱,反而似凤凰涅槃般获得蓬勃的生机,今天的宁波正朝着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目标快步前进,续写着21世纪新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而在海外103个国家和地区,有着43.6万宁波人正在继续创造着“天下宁波帮”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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