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2016-05-08 05:12:00

口 《邓小平传》编写组

□ “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

□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非常清醒、毫不含糊□“以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

□ “小钢炮”美誉之由来

□ 被选中回国参加冯玉祥国民军政治部工作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等人乘着夜色掩护坐上火车,离开巴黎,结束了五年零三个月的旅法生活。这五年,在他的人生和事业中是至为重要的。在对“机器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切身体验之后,他原有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破灭,认识到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救国救民。在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入的考察、比较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在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帮助下,投身实际革命斗争,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

1月17日,邓小平等人到达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又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东方大学,创办于1921年,任务是为苏联东部地区民族训练革命干部,也为东方国家培训干部。1923年,中共旅欧支部就曾派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进入这个学校学习。国共合作后,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干部,单靠东方大学培训已经不够了。于是,中国国民党促成苏联政府于1925年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有一幢四层的楼房,一百多个房间。校园里有一片树林,还有排球场、篮球场,冬天泼上水就变成了溜冰场。楼的一层是餐厅,二、四层是教室、办公室、学习室、图书馆。图书馆有几千册书。学生宿舍在三楼。

邓小平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资本主义的法国,他们求学四处碰壁,还为生存四处奔波,充当苦力,没有人真正重视他们。在社会主义苏联,他们处处感到温暖,“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二十五卢布”(《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23页)。苏联当时尽管面临经济困难,但却给他们生活上提供较好的保障。在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故乡,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学习,自由地讨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自由地开展党团活动。


1924年7月,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他们急不可待地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中。当时邓小平填写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员《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记录了1926年1月19日至22日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最初四天的活动情况:

十九日,上课八小时;阅报或参考书半小时;阅党团出版物半小时;与三人谈话一小时;填写党团调查表二小时,共十二小时。

二十日,上课六个半小时;有组织的谈话一个半小时;校长找去谈话四小时;散步四十五分钟,共十二个小时零四十五分钟。

二十一日,阅党团出版物半小时;谈话一个半小时;团体会议八个半小时;洗澡一小时;搬家二小时,共十三个半小时。

二十二日,阅党团出版物四十五分钟;谈话一小时;团体会议六个半小时;晚会四个半小时;洗被四十五分钟,共十三小时。

表中“读书的情况”栏填写的是:按照团体规定,读了《前进报》第四期、第五期,《列宁论党》,《向导》第一三九期。在“了解程度有无疑难处”一栏中,填写的是:“无疑难处,不过不一定记得。”

在“对团体的批评与建议”一栏中,邓小平写了两条:“一、武装训练的规定,很合乎中国革命情形及党的需要。二、有方法实行武装训练,特别是同志间互相督促、互相训练的工作能切实做到。”

在“对同志和自己的批评与观察”一栏中写道:“因与同志个人接触不深,故此刻没有批评。”“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使自己得到进步。”

对下周的活动安排,邓小平在“谈话”一栏安排了四项:与陈家齐、覃仲霖共同讨论读《列宁论党》一书后的心得与怀疑;与王子祥结束“对批评会意见”的谈话;与季苏、汪泽巍、覃仲霖三同志谈“对大会的批评之意见”;尽力与不认识的同志接触。在“研究”一栏安排了二项:重读《列宁论党》,读《党的组织问题》。

同学们又是怎样记载邓小平的呢?有一个同学填写的一份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中写了观察邓小平的印象:“希贤(邓小平)之对仲霖、家齐之批评中,深感自信”;“很有自信的表现”。(藏俄罗斯政治历史档案馆,复制件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对到苏联学习,邓小平是非常珍视的,也是盼望已久的。他在到莫斯科不久撰写的一份《自传》中,谈到“来俄的志愿”时写道: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邓小平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非常清醒、毫不含糊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学员证号码为二三三。

学校学制为两年(后改为三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革命运动部分)、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主要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学校考虑到学员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开设了一门重要课程——军事课,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还组织学生到莫斯科附近的军事学院参观和到兵营打靶。

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些领导干部、负责人,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员们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对中国学员来说,学习上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因此,学校在第一学期开设的俄语课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六天,每天四小时。学习时,最初是读《真理报》,重点学习发音,然后是阅读其他文章,掌握语法。

学校的教学注重对学员的启发式教育,注重学员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在教学中,由老师先用俄语讲课,然后学员提问,老师解答,都由一名中文翻译口译,再由学生开会自由讨论,最后由老师作总结发言。

教学基本单位是班(亦有称为小组)。1926年初约有学员300多人,设11个班,每个班30人到40人不等。到1927年初,学员已超过500人。学员中,有已知名的革命者和学者,有已在国内上过高中、大学的知识青年,还有从基层推荐来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学校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分班,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邓小平开始被分在第九班,后来又先后编入第一班、二班、十一班和第七班。

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的组织为支部局,相当于校党委。第一期学员入学后,曾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旅莫支部是中山大学内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不归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领导。1926年夏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后,全体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归联共(布)支部局领导。支部局书记由苏联人担任,委员大多数由中国人担任。

党、团员每周有一次党小组会。通常每个小组20人至25人,由一名指导员主持。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后,一直由苏联人担任指导员。小组会上要求每个人都对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如果有人不发言,指导员就会点名让他发言。

邓小平曾担任中山大学第九班中共党小组组长,他对党小组的工作非常热心。这个党小组是在1926年2月组成的,共有党员14人,其中正式党员4人,其余10人候补期已满,尚未转正。青年团员6人。

六、对国民党的关系如何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是否不以同志的态度对国民党党员:是。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七、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邓小平填写的这份《党员批评计划案》的内容,虽然很简洁,但基本勾勒出了他这一时期的政治表现,反映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他是非常清醒、毫不含糊的。

“以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

中山大学中共组织和党员的表现,曾吸引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大批来自国内其他方面的学员。蒋经国在1937年写的回忆录《我在苏联的日子》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有个支部,它的组织与训练方法均安排的极为妥善。它的党员组织严密,并受到严格监督,永远按照中央集权领导的指示行动。他们生活简朴,纪律严明。因此,有一阵子,我觉得他们的活动比较有兴趣。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就是我到俄国几个星期之后,我加入了“共青团”。

邓小平曾和蒋经国分在一个团小组,也有过一段交往。他们的同学徐君虎后来回忆说:

我去了以后,不仅和蒋经国分在同一个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里。我们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希贤(即邓小平)。……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他)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我与左权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当我与左权、蒋经国、邓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小平告诉我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挣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那么一条。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徐君虎《我与蒋经国在苏联的一段往事》,《钟山风雨》2005年第1期)

“小钢炮”美誉之由来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中,邓小平的文化水平属于中上,而且有从事革命实际斗争的经历,也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因此,他后来被编到人称“理论家班”的第七班。“这是政治上最强,斗争最剧烈,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31页)班里聚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党员中有影响的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左权、朱瑞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康泽、邓文仪、陈春圃、屈武等。按邓小平的说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因此,这个班很有名,经常组织讨论有关中国的一些重要问题。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比较复杂。联共党内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面都有人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中山大学学员的支持。在学员中,原来有一批是国民党派来的,公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直辖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随着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派来的学员也产生了分化,有的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有的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共产党员学员和国民党右派学员之间,更是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

在第七班,国共双方学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作用等等。

邓小平是经常同国民党右派学生激烈辩论者之一。他犀利的词锋、雄辩的口才是出了名的,有“小钢炮”之称。

第七班吸引了许多学员,不少人纷纷要求转入第七班,朱瑞就是其中的一个。朱瑞是江苏宿迁人。1924年夏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考入广东中山大学法学院预科。1925年12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先在第十一班,后强烈要求转入第七班。他后来说:“这一转移对我学习的进步,斗争之行动,与革命意志之坚定,尤其清楚地区别国共两党,明确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方面有着重大作用。”(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31—232页)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近一年。近一年中,他认真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的认识,都大大提高了,奠定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理论功底。一年中,他积极参加和组织党的活动,经受了党内生活和党内思想斗争的锻炼,思想修养和从事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


欧洲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

被选中回国参加冯玉祥国民军政治部工作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有一件事促成了他提前回国。这就是冯玉祥访问苏联。

1926年3月,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访问苏联,5月抵达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政府和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员的热烈欢迎。

冯玉祥访问苏联,对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表示要向苏联共产党学习,向苏联红军学习,改组其国民军(曾改称西北边防军)。他对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很感兴趣,表示要仿效在国民军中设立政治部。他很赏识这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刘伯坚,要求共产国际派刘伯坚随他回国主持国民军政治部的工作。同时他还希望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他选拔四五十名优秀学员到国民军中去开展政治工作。共产国际同意了冯玉祥的要求,于8月间派刘伯坚随冯玉祥一起回国。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非常重视冯玉祥提出的派一批学员到其国民军中去开展政治工作的愿望,但又认为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真正有能力、有水平能够胜任的政治干部太少。

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在致李大钊的信中说:“此间要人及弟意见,认为此间同志皆甚幼稚,不宜多去,待冯再来电请求时,只选派最少最好者去。”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指出:“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55页)

最后,在冯玉祥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商量选出了邓小平等20多人。1926年11月5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在邓小平的鉴定中写道:

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藏俄罗斯政治历史档案馆,复制件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在派到冯玉祥部工作的人员名册上,莫斯科中山大学给邓小平的鉴定是:

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同上)

这年年底,邓小平等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

从1920年出国求学,辗转法国、苏联,六年零三个月了。当年负笈西渡的少年学子,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者。他热切地希望投身到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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