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点汪曾祺

2016-05-08 05:11:47

口 胡邦定

我劝大家读点汪曾祺,绝不仅因为他写昆明和联大是我的旧游之地。更因为他的书确实耐看。联大出了许多科学大师,也有诗人、文学家,但如汪曾祺这样成为文学巨匠的人却不多。


汪曾祺

题目这么写是简化了,完整地说,应该是“读点汪曾祺的小说、散文”。汪是1939年考进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他在校读了五年,也没有拿毕业文凭。这一点倒有点像陈寅恪大师,并不计较拿不拿学位。汪曾祺自己说,他在学校时,“上课很少记笔记,还时常缺课。完全从兴趣出发,随心所欲,乱七八糟地看一些书。白天在茶馆里,夜晚在系图书馆,都是看书。虽然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大部分时间却是看翻译小说”。他似乎有些当作家的天赋,从小就喜欢东看看西看看,而且看得很认真、仔细,无论是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炮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老虎灶,乃至和尚庙等等,他都要专心致志地看。这种生活的积累,对他后来写作很有帮助。比如,他写过一个短篇《受戒》,是讲小和尚出家、受戒,乃至和村姑恋爱的故事。那么生动、真切,以至有人问他,是不是当过和尚?这件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汪曾祺不仅和我同学,而且和我还可算是同乡。他比我大三岁,进西南联大比我早三年,但他多读了一年,因此有两年和我同学。他是江苏高邮人,属扬州,我是扬州长江对岸的镇江人。虽然一在江北,一在江南,但说话与许多风俗习惯都相近。当我读到汪君涉及故乡的小说、散文时,感到特别亲切。他说的老虎灶,即长年专门卖开水的铺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物价很低,买一壶开水,连一个铜板(一块银元换三百个略多一点铜板)都用不了。怎么办呢?老虎灶就卖竹制的“筹子”,一毛钱买40来根,即一根不到一个铜板,打开水付“筹子”就行。这种做法,镇江和高邮都一样。汪曾祺的书里写到这些事,我看时,仿佛回到故乡的童年,用“如见故人”四个字表述我的心情,真的十分贴切。为什么要有老虎灶,自己在家烧水不行吗?这就要说到地方特点。江苏产煤很少,一般人家都不生煤炉,只用大锅烧芦苇做饭。早上,除了大户人家,一般都不起火,而是上街买烧饼油条充饥。中午、晚上才自己烧饭。早晨洗脸、泡茶,也都到老虎灶去打开水。老虎灶不烧煤,而是烧稻糠,也就是稻子最外面那层壳。在汪曾祺的书里对老虎灶就有细致的描写。我说这些只是举例,说明汪曾祺写人、说景、状物都很细致。

我对汪曾祺没有研究,我不知道他出版过多少本书,也不知道有没有出过全集。我只在书肆上前后买过五本他的书,三本小说选(其中互有重复),一本以《读师友》为书名的散文集。还有一本散文选,是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的,书名很吓人,叫《汪曾祺经典散文选》,我很不喜欢这种戴大帽子的书名。散文就散文,称什么“经典”?叫个“精品选”不就很好吗?这是出版社的噱头,大概是为吸引人买吧,不管它了。我要说的是,就从我买的这几本书看,和我们联大人关系挺大。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生活了十八年,在昆明七年,其中五年在联大。此外,他先后在上海、北京、河北都住过,而以北京最久。这当中涉及昆明和联大的文章就不少。在那本所谓“经典散文选”中,一共分九编,其中就有“西南联合大学编”和“云南昆明编”两个专门谈联大和昆明的篇章。而在“美食编”中,又有“昆明的吃食”和“昆明菜”两节,读后使我这个在云南待了四年,却从未听说过、更未吃过的穷学生,不禁馋涎欲滴。但是我并不后悔,天下没吃过的东西多去了,知道有那些吃食,也是一种收获。推己及人,抗战时期大家都穷,恐怕绝大多数联大同学都和我一样没有尝过那些美味佳肴。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在昆明住了多年,至今仍不知道昆明的一些饮食和民俗,倒是很遗憾的。“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么。

汪曾祺的书里讲昆明的文章一般说得很深、很细,我也在昆明待了那么久,却胡里胡涂。他有一篇文章叫《滇南草木状》,写了九种花木,包括尤加利树、叶子花、马缨花、令箭、一品红、茶花……等等。我真佩服他的求索精神,一草一木都那么认真观察。他的名作《泡茶馆》(多经转载),抓住了茶馆与联大同学那种不解之缘。今天读来,还不禁为之神往。

当然,我劝大家读点汪曾祺,绝不仅因为他写昆明和联大是我的旧游之地。更因为他的书确实耐看。联大出了许多科学大师,也有诗人、文学家,但如汪曾祺这样成为文学巨匠的人却不多。我举几位我们很崇敬或很信任的人对他的评语为证。沈从文先生说:“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名画家黄永玉说:“他是我认为全中国文章写得最好的,一直到今天都这样认为。”再看一位青年女作家铁凝的评论:“他带给文坛温暖、快乐和不凡的趣味。”这些评价都既高而又恳挚。确是切中肯綮之论。

汪曾祺取得成就,自然有天赋的因素,他确实很有才,同时和他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他的家庭是大地主兼商业资本家。他祖父是个读书人,是清朝废科举制度之前,最后一科的“拔贡”。这个功名是清乾隆七年起才有的,每十二年(酉年)考选一次,由学官选择文章和品行都优秀的“廪生”(即享受政府补贴的秀才),与督抚一起考核后遴选为“拔贡”,可以像举人一样到北京参加会试。但这位汪先生还没赶上会试,科学就取消了。不过能被考选为“拔贡”,说明他还是相当有学问的。他教汪曾祺读《论语》和学做八股文,给他的国学打基础。汪曾祺的父亲更是个多才多艺的人,金石书画样样皆通。这一切说明,汪曾祺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了很好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这无疑对他后来成为作家并擅长书画有很大的关系。

人们都熟知《沙家浜》,我是很欢喜汪曾祺编的这出戏的,不能因为江青插手过就否定它。那些唱词,那些对话,多么生活、多么机智、多么艺术!但江青并不待见他,说是有“江湖气”,真是信口雌黄。开茶馆,尤其是地下党员,不“江湖”一点行吗?汪曾祺在《沙家浜》剧本创作中贡献很大。举一个小例子,据《沙家浜》导演迟金声说:剧本经过多次改写、重写。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起到阿庆嫂的扮演者赵燕侠家中读剧本,总觉得“授计”一场只写了四句散板太少,应该添加一个大段唱腔。“于是汪曾祺在房间踱来踱去,也就是20 多分钟的样子,随即落笔,一气呵成,写下了著名的那段十八句的‘风声紧’,成为阿庆嫂这个角色的重要唱段。汪曾祺可以称得上是才华横溢。”引号里的话,都是迟金声导演的原话。可见汪曾祺的才思多么敏捷。

汪曾祺(1920-1997)是十足的上个世纪人,比起鲁迅、徐志摩、郁达夫、冰心、朱自清、巴金、老舍这些人是小字辈,但比起现代的青年作家来说,却是老一代了。而从20世纪早期到世纪末的几十年当中,正是中国社会经历激烈震荡的时期。汪曾祺被广泛称为“最后一位纯粹文人”、“京派作家的最后一位传人”、“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等等,其原因正由于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是在这个转型期生活和写作的。他的国学基础比现代许多作家深厚许多。他的书写得明白晓畅,绝无故作高深、晦涩难懂之处。但他绝不低俗,以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他博学多识,缘于他书读得多,留心身边乃至经历的一切事物。他不是一个刻苦治学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随便,读书和写作都是随意而为,因而能葆其纯朴天真。他不趋时,不媚俗,是性情中人,或曰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喜欢汪曾祺的书,因而愿向读者们推荐。谓予不信,那就读一读,不就立见分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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