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分社—总社:一段特殊的岁月

2016-05-10 02:06:22

口 穆家军

□ 太行分社的一夜

□ 临时总社接班记

□ 在滹沱河边会师

穆家军(1918—2008),原名李异群,四川省阆中县人。1936年在成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7月起与田家英、何郝炬等人创办《极光》《散文》等进步刊物。1939年10月到太行山根据地,初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战地服务队任记者,后转移到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做党的新闻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华北《新华日报》(后改为太行版《新华日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工作,1947年3月调新华社总社,先后任编辑、农村组副组长。1952年至1954年任中南总分社采编主任,1954年回总社工作,先后任国内部农村组组长、国内农村部副主任。他关于农村问题的调查报道,为党和政府关于农村问题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太行分社的一夜


在意气风发的革命年代里

1945年我在新华社太行分社做编辑。当时分社只有两个编辑,和太行《新华日报》编辑部在一起。

8月10日夜,在报纸编辑部的大办公室里(地主院子里的一间较大的正屋),我点着一只用破碗做的油灯,在准备第二天发给总社的稿件。突然,报社副总编辑袁勃同志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可不敢太兴奋了。刚才司令部(太行军区司令部)收听到重庆的广播,日本投降了,正在播天皇的投降诏书。区党委要我们注意收听延安总社的广播。”

整个院子立刻沸腾起来了。“日本鬼子不行啦!苏联一出兵就不行啦!”大家都嚷起来了。“走,听总社的广播去!”

人们一窝蜂似的都拥向了住在村东头的电务科。电务科的小屋子里早已挤下了很多人,大家见面都挤挤眼、点点头,相互表示心里的愉快。几盏昏暗的油灯下,收报员同志们戴着耳机,拿着铅笔聚精会神地等着,机器嘀嘀嗒嗒地响着。大家又兴奋又紧张地期待着。

“我们已经收到总社一个报,说今晚上重大消息很多,要我们注意收听。”电务科长范显正也亲自戴着耳机在等着,他向我们这批新到的人作解释。

满屋子在嘁嘁喳喳地欢谈,可不敢大声叫嚷。抗日战争已经八年了,却还是感到胜利来得有些突然。过惯了敌后根据地的扫荡和反扫荡的战争生活,谁也没有念念不忘地老想着“哪天胜利”、“哪天下山”等向题,虽然也知道反攻、胜利不远了,却没有想到小日本一下就投降了,来得这么快。啊!我们胜利了,我们要反攻,要收复失地,要打出太行山去……大家都沉浸在欢乐里。

“嘀嘀嗒嗒,嘀嘀嗒嗒……”收报机响起来了,范显正的铅笔也紧张起来了。大家头凑过去看。“新华社延安十日电……”译报员在旁边念给我们听。原来是毛主席关于反攻阶段到来的声明,命令敌后各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反攻,配合苏联红军收复失地。大家一阵兴奋,一阵骚动。

接着,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也收到了。“日本投降了!”大家窜出小屋高兴地叫了。我们赶紧分头去通知全报社的人,通知村里已睡觉的老乡。“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全村乱嚷起来了。

接着,《延安总部朱总司令的反攻命令》《命令日伪军投降缴械的命令》等等消息也从延安总社播出来了。

这一夜,总社把胜利消息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传遍了敌后根据地,传遍了全国。

这一夜,我们通夜未睡。每收到一个消息,大家就一阵兴奋,同时就赶快给区党委、给司令部抄送;每收到一个消息,大家就赶快编发号外。

天明了。李庄和我两个,又赶快编《太行军区的进军令》《太行八路军分路出动》《太行全区民兵出动》等等消息,发给延安总社。接着,分社就命令我到上党前线(山西省长治一带)随军采访。

我高兴地背着夹被就出发了。


1940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在太行山(后排右二为作者) 临时总社接班记

1947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家老乡的平屋顶上缝新洗的棉被。太阳已经暖烘烘的,穿着棉军衣缝被子怪吃力,头上有些出汗了。

“老穆!史纪言同志找你赶快到他那里去一下。”公务员同志在下面叫。我放下针就下来了。

史纪言是太行新华日报社社长。1942年5月在敌人的“扫荡”中,原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牺牲了,纪言被打断了一条腿。但他精神很好,每天我编好发总社的稿子后,他都要仔细地看了,改了,才签发。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不慌不忙。

“叫你来是告诉你一个重要事情。”他这次不像往常那么慢条斯理,而是很严肃。

当时正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我们非常担心毛主席、党中央安危的时候。史纪言说,中央来了电报说最近几天就要撤出延安,撤出延安后在行军作战中间总社工作就困难了,电台不能按时收报发报,口语广播更无法随时搬家。中央要晋冀鲁豫中央局赶快调集一批人暂时接替总社的工作,晋冀鲁豫总分社安岗已经到了西戍村,区党委决定先派你去,随后我们还抽一些干部去。这是党给你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你去收拾一下立刻出发吧。

我听了,心里又沉重又紧张。明知撤出延安是主动的战略,是敌人的失败,却总难免有些沉重。而且我能够承担总社的编稿工作吗?但是我没有说什么,立即收拾我的东西去了。

一会儿同志们代我把棉被缝好送来了,晚饭也提前准备好了。饭后同志们都来送我、鼓励我。有人说,你不会回来了,成了中央机关的干部了。我说,我要回来的。

那时,报社住在涉县以北清漳河边的七原村,距涉县以东的西戍村约40里。太阳已经偏西,我只得沿着清漳河边的山路紧张地走去。我一步也不停地急走,到西戍村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而安岗却还在距西戍5里的一个小山庄里。我向老乡问了路,可是到山里还是走错了,最后总算找到了那个小庄子,安岗迎了出来。

“哈,老穆,辛苦了。”

“来,给你介绍一个同志,这是王匡,从延安总社来的。”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总社来的同志。

原来这个小庄子里正在筹备成立一个晋冀鲁豫区的邯郸广播电台(口语)。两部广播机是美国最新式的,不久前才由国民党从重庆“送”来的。国民党准备在河南省新乡建立广播电台,可是广播机连同飞机和飞行员却一起给我们俘获了。现在两部广播机已经在两个小小的土窑洞里安装好了,一部是邯郸广播电台,而另一部就将接替延安广播电台的任务,而成为陕北广播电台。几个从太行先锋剧团和人民日报等处调来的女同志如兰林、胡迦陵等,已经在收听延安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模拟延安广播员同志的声调和口气,准备当陕北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了。

第二天我们又到了西戍。总分社的同志都来了,朱穆之也来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左漠野等也来了。第三天从冀南、从各地都赶来了很多同志。大家忙架电台,抄收各解放区各分社发给总社的新闻,也抄收塔斯社的国际消息,抄收中央社的消息等等。我们开始模拟总社编发的稿件,学着编“新华社陕北××日电”了。

延安撤退了,西戍的“陕北广播电台”立即就开始了播音。

三个月后,总社大部分同志们在廖承志率领下,从陕北经晋绥、晋察冀到了太行山,到了西戍,接替了临时总社的工作。而我终于正式留在总社了。

在滹沱河边会师

总社到了太行山,可是一部分同志在范长江领导下仍然跟党中央在陕北。许多重要稿件和评论都是陕北写了发到太行总社广播的。

1948年春,党中央、毛主席从陕北到了晋察冀解放区建屏县,太行新华总社也从西戍出发,经邯郸、石家庄到建屏去。

这次出太行山到邯郸我们坐了火车,是太行山的小火车。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华北解放区已经很巩固了,从邯郸到涉县铺了一条窄轨铁路。钢轨是一般铁路用的重轨,却铺得像一般工地上用的小轨道。火车是煤矿上用的小火车和改装过的运煤小车。

我们是分批出发的,太行山留了人坚持工作,等到建屏开始工作后,太行这一边才停止工作。

这次行军是抗日战争以来最舒适的一次。当时正是春天,桃红柳绿,华北平原风光明媚。我们在和京汉铁路平行的公路上乘着三套胶轮大车前进。比之在太行山背着行李打游击、随时要警惕敌人的袭击来说,真是悠闲多了。当时顶多是防避敌人的飞机袭击,而我们也没有碰上过。何况一路上还参观了邯郸、石家庄那样的大城市呢!

5月间,我们就到了滹沱河边的平山县,在平山的回舍村一带住下来了。

当时,中央、毛主席已经到了建屏县。范长江领导的从陕北来的总社同志已经在离回舍不远的村子里工作。我们在回舍休息了几天,又行军到了他们的编辑部。两个编辑部会合了,我们同陕北坚持工作的总社同志们会师了。

一个晚上,为了庆祝会师,也庆祝一对同志结婚,在老百姓的一个大院子里举行了跳舞晚会。

不久,我们就迁到了建屏县清漳河边距西柏坡不远的村子里,和党中央、毛主席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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