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心愿就是活着同家人团聚

口 高御臣   2016-05-08 05:12:45


口 高御臣

我珍藏着一封60多年前的家书,那是当年我写给祖父祖母的。每当看到这封家书,我就会想起在伪满洲国当劳工的一段往事。祖父母大人膝下:

敬禀者,孙儿离开家,跟着大车经过几道日本卡子,还算顺利(没挨打),第三天到达烟台。正赶上有一条大船,即托人买票,在船上两天两夜到达浪头,很快找到润身医院。舅爷和舅奶奶他们很热情,舅爷说,学徒的事慢慢想办法,现在先住他家,他们本来有一名学徒,早已不干了。我每天在这打扫卫生,干点零活,这些我都能干。

舅爷说,出去要小心,对谁都要客气点。日本人能看出来,汉奸头上没贴贴(帖),谁知谁是汉奸,千万不能说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洲国”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中国人一下子变成“满洲国”人了呢?只好顺着。

还有,带的路费,剩了十块钱,托赶大车的于老板捎回家了,这里花日本钱,三大行的钞票不能用了。

先写这些,以后再禀告

敬请 福安

孙子 经蔚(即高御臣——编者注) 叩上 三月十一日

小时候,爷爷给我安排了一条人生路,沿着前人所走过的路出外谋生——闯关东。对于山东人来说,闯关东可能是一条活路,因为山东半岛人多地少,当时自然灾害频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而关东人少地多,容易糊口。闯关东也可能是一条死路,很多人一去不复返,音讯皆无。有的没混出个人样来,无颜回乡,有的则是做鬼他乡了。

不管是活路还是死路,总算是一条出路,不能在老家憋死。好在山东半岛与关东之间的海面不太宽,花几块大洋,即可达到彼岸。

1940年早春3月,我刚满13岁,跟着十几个人结伙步行三天经烟台去东北,第一站落脚在烟台一个大车店。店老板说正好有一条去安东(今丹东)的轮船,得赶快办手续,还叫来办事员收费,要交船票费、出国证费、劳工票费。我们惊奇地问:“我们是到祖国的东北去,怎么还办出国证呢?”代办员说,现在日本人已经把东北改为“满洲国”,不办出国证不能上船。又说,日本人只允许有劳动能力的人买船票,老弱病残者不能上船。另外还要验工,怕混入共产党的地下人员,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也会被赶出来。所以要特别注意,当他问你,愿意到“满洲国”去当劳工吗?你得赶快回答“愿意”,不能犹豫。如果被赶出来,那就只好等下趟船了。



高御臣(1953年摄于沈阳)


高御臣夫妇与儿子高华(摄于1973年)

验工这天一大早,代办员就把我们叫起来,又把注意事项重复了一遍。他带着我们穿过几条马路,来到伪满劳工协会委托的汉奸组织大东公司楼前。排队的人很多,我年纪小,心里非常紧张。很快轮到我了,一个汉奸用手拨拉一下我的脑袋,我还未醒悟过来,就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走到下个窗口照相。

一切手续办好了,第二天便乘上轮船去安东。船很大,听说除了装货以外,船上还装3000名劳工。船颠簸得很厉害,不少人呕吐不止,整整两天两夜,船终于抵达安东浪头码头。我暂时落脚在安东的舅爷家,抽出时间给远在家乡的祖父母写了上面这封信。

开始,我在安东当学徒、当佣人,后来又到日本人的建筑工地干活。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美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日本人把工厂的机器拆到东北,利用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战争提供产品。我所在的安东地区汽车工厂、轻金属工厂、水泥工厂等厂区建筑工地上,共有几万劳工在干活。这些劳工的来源分为征来的、抓来的、骗来的和雇来的四种。第一类征来的还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从农村征来的劳工,也称苦力;第二种是勤劳奉仕队。

当时伪满政府规定,农村劳动力按年龄造册,每年按比例征去当劳工,由派出单位雇佣一些退伍军人和地痞流氓担任大、中队长带领大家去日本工地劳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说,还得受日本人和监工的打骂和折磨。这些劳工的情绪非常低落,什么话也不敢说。他们住在工地临时搭起的“人”字形窝棚里,这种窝棚既低矮又潮湿,走进去连头也抬不起来,室内没有一丝阳光,臭气熏天,令人作呕。劳工即便患病也只能躺在那里,遇上好的炊事员,还可能给你一碗饭或一碗水,除此之外不能有其他奢望,病重的甚至可能被拉出去活埋掉(因怕是传染病)。劳工每天只有一斤玉米面,早上一个窝头一块咸菜,中午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晚上则只剩稀饭了。日本人规定的伙食标准本来就低,监工们还要贪污,中午的菜汤连盐也不放。劳工们一心想的是熬到工期结束,然后活着同家人团聚。

勤劳奉仕队也叫“小劳工”“国兵漏”。在伪满洲国,年满20岁的男性青年必须服兵役,凡身体检查合格的被强迫去当伪军,不合格的去干几年勤劳奉仕队。其间,用军事化管理,统一着装,除干活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同前一种劳工不同的是,这里不仅有贫苦农民、地主的子女,连城里的阔少爷也得去,因为这些人是征兵“漏”下来的,所以也得给日本人去“勤劳奉仕”干几年。

第二类是抓来的劳工。日本人经常以稳定社会治安为名,去抓“无业游民”。他们经常到车站、码头、集贸交易市场去抓,认为是怀疑对象或看不惯的人,他们也会到家里去抓。这些被抓的劳工大都被送到矿山,边远地区,或者去修筑“国防工事”,很多人被抓走了以后就再也没能回来。

第三类是骗来的劳工。华北地区遭遇自然灾害时,日伪政权就派一些人去招工,声称到了东北能挣很多钱。可是等到了东北,这些劳工举目无亲,只有任凭他们摆布。劳工们没有什么技术,多是当土工,干力气活。

第四类是雇来的,即支付工资的劳工。在日本人看来,凡是他们殖民地的老百姓都要服劳役,实际上就是军事法西斯劳工营,只不过采取的手段有区别。前三类是强制性的无偿劳动,第四类则采取雇佣形式。日本人心里明白,在产业部门,对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实行无偿劳动是行不通的。例如扳道岔这种工作,抓来的劳工无法胜任,必须由熟练工人来操作,并且要支付一定的工资。《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就是一位扳道工,他挣的钱非常低微,因此,李奶奶必须出去干点活,铁梅也必须出去捡煤渣,才能维持祖孙三人的最低生活。

当时我在建筑工地的一个大车运输班里干活,住的是劳工窝棚,每天也只供应一斤玉米面。我们按运输量记运费、发工资,还可以利用到农村运建筑材料的机会买点高价粮来填充肚子,比起征来的劳工好多了。在建筑工地里,凡是干技术活的,如木工、瓦工、电工、焊工、架子工等,有的还可以住在家里,骑自行车上班。正因为有这些区别,所以当地人把那些在鬼子刺刀下驱使和监工大棒、皮鞭威胁下干活的人,即无偿劳动、没有自由的人当成劳工,而称有工资的人为“工人”。

那时我觉悟不高,还未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认为自己从山东拿着劳工证来这里,当的是“工人”而非劳工,是很幸运的。但其实,我当的就是劳工。

劳工同西方大工厂里的工人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在身份上也是亡国奴,思想上也受日本人的控制,根本没有西方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就劳工的总人数来说,第一类和第四类是主体,第二、三类在总人数中占少数。

令人鼓舞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我同东北千千万万个劳工一起,获得了解放。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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