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交工作“初体验”

口 王嵎生   2016-05-10 01:04:14


口 王嵎生

人们常说:“外交无小事”;老话也常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并不笨,但也不怎么聪明。智商的不足,靠什么弥补? 我的切身体会:一是勤奋,二是好学。这些不是靠权力和金钱可以买来的,而是靠自己的人生观和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由此而激发的敬业精神。


1963年,周恩来、陈毅访问斯里兰卡

周总理给我上的外交启蒙课

1954年7月14日,外交部把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调去礼宾司工作(当时外国语学校尚无毕业制度,只根据工作需要分配和调动),我就这样踏进了外交部的大门。但当时我的情绪并不高,原因很简单,一是觉得不合志趣,我很想到情报司(现在新闻司的前身)工作;二是觉得“大材”被“小用”了,想我在学校当了几年学生会主席,好像可以呼风唤雨似的,现在却让我搞什么外交优遇,成天价填写外交官证,办理免税申请表和汽车“使”字牌照,多么单调和没出息。但我毕竟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心想,既然组织上把我放在这里,我就应该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从具体工作一步一步做起来。我还想,组织上把我安排在礼宾司工作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我长期搞学生会工作,社会活动较多,可能容易适应礼宾交际工作。

来到礼宾司后,司里的老同志热情、耐心地帮助和启发我。他们说,礼宾工作表面上看来是一些迎来送往和礼遇等琐事,实际上却体现着我国的外交方针、政策和策略,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风格。接下来,周恩来同志在接待外宾中的几个事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切身体会到了礼宾工作的重要性。

一次周恩来同志宴请外宾,因为客人是穆斯林,他生怕出错,亲自审查菜单,结果发现有一道菜是猪肉。他严肃地批评了主管科长,说:“这不仅是常识问题,更是一个是否尊重别国人民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问题。”又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访问蒙古时,蒙古领导人以马奶酒招待中方贵宾。我们这些随行人员大多是汉族,普遍不习惯喝马奶,许多人在筵席上都表现犹豫。这时,周恩来同志端起杯来一饮而尽,随行人员与也马上跟着干杯,现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还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先后会见几位外国驻华大使,因为其中一位大使临时有重要事情要谈,多占了半个小时,下一位大使不得不在会客室多等了一阵。周恩来获悉后,亲自向这位大使道歉,说由于安排不当,不了解情况,耽误了他的宝贵时间。事后周恩来对外交部同志说:“大使是国家元首的代表,耽误他们的时间达半个小时之久是很不礼貌的,也是很不应该的,今后应该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可以提醒我一下,或设法改变约会的时间,而不能让人家苦等。”

这几件事可以说是对我从事外交工作时的启蒙教育。在这以后的40多年外交生涯中,我不论是当翻译还是当大使,尊重别国的风俗习惯和守时守约都是我极为重视的。有一次某国前总统请我吃饭,主菜是烧在一起的山羊肉和鹅肉,若按个人饮食习惯则实在难以下咽,但我还是硬着头皮一扫而光。主人问:“是否好吃?”我说:“好。”主人说:“那就再来一点。”我又咬牙吃了下去而毫不形诸于色,这也可以说是外交上的一点“过硬”本领。此外在同别国外交官,特别是小国外交官的约会中,我总会提前两三分钟到达,以示尊重。


1972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左一)陪同毛泽东主席(左二)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左三)时,观看她赠送的礼品

两次捅娄子,两次挨批

我走上外交工作岗位不久便捅了两个娄子,还为此受到了大使的批评。这两件事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两件事都发生在我国驻锡兰(现斯里兰卡)大使馆,我当时是新闻处的职员,兼任政务参赞姚登山同志的翻译。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8年春。那是一个早晨,一位年轻英俊的锡兰外交官由中国回科伦坡休假期间,紧急要求会见姚登山参赞。姚参赞从外交身份对等考虑,认为由他出面接待不合适,便指派我代为会见。刚一见面,这位年轻人便激动地对我说:“我爱上了我们大使的女儿,她也很爱我,我们是情投意合。但由于我出身卑微,大使夫妇坚决反对。我苦恼万分,特来向中国朋友求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希望你们能替我求求情,做做大使阁下的工作。”

看我在认真地听着,他又进一步向我绘声绘色地说起他的心上人是如何漂亮,如何长得像个“天仙”,用中国话来说,就好比“刚出水面的芙蓉”,有“闭月羞花”之貌。他说:“中国有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现在我们两个人也被迫要断绝来往,这实在是太残忍了。你们应该同情我,设法阻止在锡兰也发生这种悲剧。否则,我就可能成为‘锡兰的梁山伯’,她就可能成为‘锡兰的祝英台’!”

小伙子苦苦地哀求我,真情溢于言表,指望我伸出友谊之手,将他们这痴情相爱的一对拉到一起。我听了他的诉说,也对他有些同情,但我明白,身为中国的外交人员是不可能过问一个外国人的婚姻的。只能说,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因为堕入情海不能自拔而“不顾外交”了。于是我告诉他:“你的情况我理解,可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同时又安慰了他一番。见此情形,他两手只得无可奈何地向外一摊,在对我的接待表示感谢后怅然而去。

送走他后,我回到办公室,越想这件事越感觉有意思,正好有同事问起,我就把刚才的谈话当作笑料,一五一十像讲故事一样讲给他们听。事后不久,张灿明大使突然约我谈话。他表情严肃地问我:“你今天接见了什么人?”我说:“接待了一位锡兰青年外交官。”接着他又问:“向姚参赞报告了吗?”我支支吾吾地说:“还没有。”因为我满以为这是个小事,因此没有向姚参赞汇报。这时,只见张灿明大使脸一沉,大声批评我道:“你作为参赞的翻译,只有权向参赞和大使反映情况,没有权向参赞以下任何人说这件事,你太无组织纪律了!”第二天,他又在使馆大会上就这件事点名批评我。张灿明大使有些军人作风,批评毫不留情面。这一板子可以说打得很重,我觉得实在是无地自容,为此还痛哭了一场。但我心里确实感到他批评得有理,所以并没有怨恨,而是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

还有一件事是在1959年3月,当时正值西藏发生武装叛乱。一天下午,一位锡兰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很快要到中国大使馆前示威游行并向使馆提抗议,张灿明大使据此迅速作了预防性安排。因我懂英语和僧伽罗语,于是被安排到第一线。仅仅十多分钟后,有个记者开车闯进使馆对我说:“听说有人要来示威游行,我是前来现场采访的。”我那时才20多岁,牛犊初生,血气方刚,听后立即火冒三丈,语气强硬地说:“这是中国大使馆,也就是中国领土,请你给我出去(Get out)。”实际上就是要他“滚出去”。他一听就很不高兴地说:“我是记者,客观采访有何不可,你们怎么如此无礼,我要写文章在明天报纸头版揭露你的蛮横态度。”待他开车离去后,我立即把上述情况如实向张大使作了汇报。张大使听后气得手都发抖了,指着我说:“事情本来就已经很麻烦了,你又添乱。人家记者并不是敌人,有权采访,你应该对人家多做工作,怎么可以让人家滚呢!捅这么大的娄子,真不像话。”我听后后悔地几乎要哭出来。幸好后来的游行示威规模不大,且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报纸上也没有出现令我担心的那篇文章。可是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深深感到自己政治上太幼稚,外语也不过硬,今后一定要深刻记取这次教训。

张大使的两次批评,对我今后的外交生涯教益很大,我对他非常感激。后来在“文革”中,有些造反派为了整张大使,歪曲事实诬陷他,并要我写所谓的“证明材料”,被我坚决拒绝。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大使见到我后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个小伙子不错,很正派。”我说:“还是要感谢你的教诲。”

笨鸟先飞

小时候,我母亲经常讲“龟兔赛跑”的故事,当时我懵懵懂懂一知半解,只觉得绝不能学兔子,不能骄傲。成人后,我在外交工作的不断实践中,通过老同志的不断引导和教诲才逐渐懂得了这个故事里蕴含的真谛。除了“龟兔赛跑”,我至今还经常想起已故的张彤大使说过的一句话:“笨鸟先飞”,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962年,我在亚洲司印度处工作,张彤大使当时任该司司长。当时,我军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缴获了印军大批武器弹药,中央决定将这些武器弹药全部退还印度政府,并指示向印度政府发一个照会。这时,自卫反击战已结束,我国政府已宣布将在一个月内把军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内,因此我感觉这件事尚不属特急件。但张彤司长当晚即找我加班,以口述方式让我做笔录照会,并说:“事情倒不太急,但我们‘笨鸟先飞’有好处,要努力争取主动,以免返工误事。”就这样,我跟着他开了个夜车把照会赶了出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找有关领导商量、推敲这个照会。后来,这个照会及时上呈请示并迅速发出,事情也顺利解决了。

事后我又回想起张彤司长关于“笨鸟先飞”的这一番话,很受启发,在以后的工作中也由此受益匪浅,不论是搞动态调研,还是写形势报告,我都十分注意“笨鸟先飞”。只要我预感或预见到某一重要事件可能发生时,就会及早准备,事先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头脑里不断去粗取精,分类提炼,同时注意新问题和新情况,注意同过去作比较,注意主要倾向和可能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

事实上,后来由我主持或执笔完成的一些受到重视或转发通报参考的调研报告,一般都是这样完成的。真正动手写的时候,往往不过半天,但准备工作却得花上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有的同志称赞我是“快手”,其实我只不过是一只“笨鸟”。


1991年作者(左二)任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期间,携夫人(右二)与哥伦比亚总统加维里亚(右三)夫妇合影

领路稿和形势、政策、点子

1956年,我在外交部亚洲司主管锡兰工作。那时我还未到“而立”之年,尽管十分自信,也很有个性,但并不骄傲。我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愿意学习,喜欢学习,遇事总是要问几个“为什么”和“怎么办”。不久,组织上决定派我到驻锡兰使馆工作,并要我起草建馆方案。对此,我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翻阅了许多文件资料,请教了不少同志,一连写了七稿,都没有被采用。第八稿还是我们科长写的,其中只用了我第七稿中的一句话。但他还是鼓励我说:“别看我没用你的稿子,其实,你没有白费时间,没有你前面的七稿,就难有这第八稿。你的七篇草稿是‘领路稿’。”

我听后很感动,也很受启发,于是就把这七个稿子都保留起来,对照科长的第八稿以及后来司领导和部领导的修改,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此后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对经过别人修改的稿子总是认真研究其中的长处,从而找出自己的不足,这对我后来长期从事动态调研和主写某些重要报告的帮助很大。

不久,我又在科长的办公桌上看到他压在玻璃板底下的座右铭:“形势、政策、点子。”我看后觉得很新鲜,但当时并不太理解其中的含义。直到后来经过一些年的工作实践,我才逐步领会到这句话对办任何事情,特别是搞外交是十分重要的。后来,这六个字几乎成了我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座右铭”。

所谓形势,从宏观上来说,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从微观上来说,是办事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同世界一些大国的关系经历过多次重大调整,每次调整都是根据形势变化而作出的决策。决策以后,还需要有关同志冷静认真地观察动向并及时向上面反映新情况和新问题。同样,处理一个重要事件也需要首先把有关情况弄清,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或向上级提出比较正确的建议。

政策是外交工作的生命。作为外交官,必须深刻领会并认真贯彻执行,不能有任何的随意性。在政策和国家的基本关系上,外交官不能强调所谓“自由”。

所谓点子,我的理解就是:在了解形势和掌握政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以上就是我从事外交工作后的一些“初体验”,希望对现在不仅是从事外交工作的年轻人也有些用处。


1993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各成员的高官们合影。前排左四为作者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前APEC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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