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泰斗 统战功臣

2016-05-08 05:13:50


刘文石 李滔等 口述

1949年10月初,刘鼎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兵工局局长,主要任务是接管国民党时期留下的重工业工厂,重启中共领导下的新的工业生产。然而,当刘鼎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军工建设上来的时候,意外却接踵而来。


刘鼎(1902—1986)

1974年的一天,一封写着“毛主席亲阅”的信件由工作人员递进了中南海,摆在了毛泽东的书桌上。写信人是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的子女,此时的刘鼎已经因为“历史问题”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六年。信中这样写道:“毛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希望毛主席过问刘鼎的问题,希望爸爸能早日释放出狱。”毛泽东看罢信后,批示了一句: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1975年2月,73岁的刘鼎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他从狱中带出了20多万字的技术总结与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兵工的新技术、新工艺,而这20多万字的手稿大多是他在狱中用牙齿咬着笔芯在各种碎纸片上写出来的。此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刘鼎虽然被释放出狱,但他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得到解决,在对他的结论中始终存在“1935年投敌叛变”这样一条罪状,而所谓的“投敌叛变”还要从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说起。

他造出红军历史上第一门炮

刘鼎,1902年1月8日生于四川南溪,1924年赴德国学习机械制造,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刘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工程,毕业后留校任教兼当翻译。1929年,刘鼎奉调回国进入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1933年春,刘鼎化装成商人准备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途中要经过闽浙赣苏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方志敏听说刘鼎曾在苏联和德国留学,学习过军事制造和机电技术,对他十分欣赏,希望将他留下。

刘文石(刘鼎之子):主要是想让他解决军火的问题,因为反“围剿”中敌人的碉堡红军对付不了,轻武器没办法打碉堡。

李滔(刘鼎秘书):因为没有空军、大炮,只能靠战士抱着炸药包去炸,可是那样的话十个有八九个都会牺牲。

方志敏对刘鼎说,你还见过炮,其他同志连见都没见过,只能你来造。此时红军的兵工厂只是山沟里的一处处茅棚,环境艰苦、设备简陋,只有一台手摇的5尺车床,没有任何机器设备,基本上全靠手工操作,有时进行试验还会有生命危险。

由于刘鼎曾读过苏联的《迫击炮学》,对于迫击炮的原理、构造和性能略知一二。他带领几名老工人亲自画图设计,利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车床和简易工床,经过几个月的摸索试验,终于造出了三门35毫米口径的小迫击炮。

刘文石:炮弹造出来了但没人会用,我爸还要培训一个炮兵小队,教给他们如何来打敌人的碉堡。结果第一次就很成功,即从碉堡的枪眼里打进去,这个碉堡就被解决了。这样,反“围剿”就有了比较现实的武器。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中刘鼎是有功的

虽然刘鼎造出了红军历史上的第一门炮,然而与国民党军队巨大的实力差距仍然摆在红军领导人的面前。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共中央作出长征的决定。中央红军撤走远去,闽浙赣苏区的形势更加险恶,苏区中心葛源于11月下旬失陷。在方志敏的率领下,红十军团仍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继续向皖南地区挺进,牵制东南方面敌军,掩护中央红军西进。刘鼎带领一小队民兵在仙霞岭一带辗转游击继续作战。然而随着兵力和弹药补给越来越困难,1935年1月,方志敏战败被俘,四个多月后刘鼎也在一次搜山后被俘。

刘文石:被捕以后,敌人就问:“你是干什么的?”我爸说:“我只是一个技工,我是干活的。”后来又问:“你会干什么? 汽车坏了你会修吗?收音机不响了你会修吗?”“我会修。”结果收音机给他修响了,汽车也给修好了,所以就赢得了敌人的信任,放松了对他的看管。因为经常有条件修车,修好了就可以开出去试试,头一次监管还看得很严,过了几次就不那么严了。最后能派他出去买菜,所以利用这种机会,他就逃跑了。

1935年秋天,刘鼎只身从国民党的俘虏营中逃出来到了上海,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帮助下,躲进了宋庆龄家中。1936年3月,共产党员董健吾找到了刘鼎。他告诉刘鼎,张学良对联共颇感兴趣,希望请一位共产党员到西安去留在他身边工作,宋庆龄推荐了刘鼎。在去与不去之间,刘鼎犹豫万分。

刘文山(刘鼎之子):当时我父亲是从江西俘虏营里逃出来的,他想,自己本身就是个通缉犯,还去给剿共司令当说客去,这不是往虎嘴里送食嘛。但又一想,国难当头,日寇侵略我们国家,匹夫有责,何况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哪怕是虎口拔牙,他也应该冒险去试一试。

3月下旬的一天,刘鼎从上海乘车前往西安。临行前,史沫特莱将搞到的一大瓶乙醚交给刘鼎,托他将这瓶药送给红军伤员治伤。

刘文石:在去西安之前,我爸也做了功课,了解了张学良的情况,了解了他去意大利的情况,以及东北军跟红军在陕北作战的情况。张学良是典型的军人,很直率也很豪爽,但他们谈话不是见面就谈的,而都是有的放矢,所以我爸的谈话很能打动张学良的心。

几天之后,张学良偕同刘鼎飞往陕北洛川。张学良此次到洛川,对外号称“督师剿共”,实则却是为了摆脱西安的“耳目”与琐事。在洛川,张学良把刘鼎待为上宾,大到国家前途、抗日战略,小到恋爱婚姻、生活轶事,都无所不谈。而刘鼎也为张学良解答他有关中共的一切疑问。多年以后,刘鼎还对当时的谈话记忆犹新。

刘鼎与张学良在洛川长谈期间,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送来一封密电。密电是以毛泽东、彭德怀名义致张学良的电报,电文中与张学良约定在肤施举行会谈,共商救国大计。4月9日傍晚,刘鼎随张学良从洛川飞往肤施。

会谈在只有张学良、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王以哲五个人的情况下展开,双方商定会谈的内容包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中共方面原本估计双方可能会在协商中出现争议,所以准备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却表示全部同意,具体问题上张亦大方主动,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料。

  刘文石:毛主席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功在哪儿?重要的决策是张学良做的,而启发张学良发生思想转变的是我父亲刘鼎。

刘鼎还和李克农约定了两套电报密码,以备单日和双日交替使用,并且约定电报涉及的重要人物都用代号,周恩来是A555,毛泽东是A666,张学良是A777,蒋介石代号则是大老板。5月3日,刘鼎和张学良一同乘飞机飞回西安。抵达西安的当天,刘鼎住进了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成了这位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座上客。


1980年刘鼎(左一)与邓颖超(右一)在全国政协会上

1936年5月,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收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电报中写道:“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我想她如此徘徊,究竟应如何应付,顶好找那个算八字算得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这封奇怪电报的发信人正是深得张学良信任的刘鼎。信中的“她”暗指张学良,刘鼎发现,此时的张学良在反蒋问题上心理矛盾、犹豫不决,所以建议中共方面能够派人再来与他谈一谈。由于周恩来留的胡子很长,李克农戴深度近视眼镜,所以信中所提的胡子和瞎子即周恩来和李克农。

刘文石:为什么用密电呢?就是怕国民党截获,对张学良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就都用暗语。

1936年4月到5月一个月间,刘鼎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四封类似的电报。电文中详细汇报了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以及他从张学良处得知的重要消息,并且还说,他发现张有“不小的计划”。然而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资料中,却得不到任何张学良曾与刘鼎事先商量过捉蒋的信息。更有西安事变研究者认为,对于西安城里紧锣密鼓秘密酝酿着的军事政变活动,刘鼎几乎毫无察觉。为什么张学良不将这一行动的设想通知刘鼎,与之相商呢?在事变发生前的几天时间里,张学良一次也没有找过刘鼎,刘鼎虽仍有四五封电报给中共中央,但全都是间接得到的一般情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兵谏之前,张学良除与杨虎城商议外,并未透露任何消息给中共,直至部署全部妥当,张学良才将决定告诉刘鼎,并要刘鼎立刻给中共中央发电,请中共准备配合。事后刘鼎回忆说:“此前张学良担心发出这样的电报被破译,所以在行动开始后才通报。”12日凌晨5时,刘鼎向中共中央发电,称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


1986年刘鼎(右一)与家人(夫人易辉与大女儿刘文米)

出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

1937年3月,刘鼎离开西安回到延安,1940年,在朱德的力荐下,刘鼎出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朱德还将刘鼎推荐给彭德怀,说这个人扎实好学,肯动脑子,他没有专门学过军工,但他聪明爱钻,会干好。

当时八路军最主要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隐藏在太行山中。刚到黄崖洞的刘鼎发现,此时的兵工厂一个月最多能造五六十支枪,远远无法满足战斗的需要,一些正规部队的战斗班平均只有三五支枪,地方武装和民兵基本也只能以大刀长矛为武器,战斗力低下。红军以游击战、山地战为主,因为供给太差,战士体力较弱,又往往长途行军、快速奔袭,步枪不宜重而长,宜轻而短,红军弹药少,射程有200米即可,因此枪筒可以缩短,但刺刀要长,免得肉搏时吃亏。

  吴殿尧(《刘鼎传》作者):首先是搞一个“八一”制式的枪。按刘鼎的回忆,这个枪是他跟刘伯承早就希望造的。这是按照中国人的身高造的一种又轻便、又好使、还带刺刀、刺刀能自动弹出来的枪。

刘鼎率领3000多名兵工职工解决了步枪生产的制式化,使得中共第一次有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制式化的“八一式”步马枪。

1940年8月至12月,百团大战打响。八路军常常遭遇日军掷弹筒的近距离轰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为此提出要求,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为了研制掷弹筒,刘鼎住进了黄崖洞兵工厂下的村庄中。

刘鼎组织技术人员突破生产原料困难等难题,以从敌战区拆毁的铁路轨道作为掷弹筒原料,将太行山生产的生铁经闷火韧化处理后替代钢材制造弹体,几个月后试制成功第一批掷弹筒和炮弹。在研制成功后的第一次试射时,刘鼎不放心,知道第一次试射很危险,决定亲自安放炮弹。一个叫魏振祥的工人见了,拦着他说:“刘部长,你不要做这样的事,你得往后站,你要出了事我们就没头儿了。”刘鼎被推到一旁,就在第一下试射时,掷弹筒发生了膛炸,代替刘鼎装炮弹的魏振祥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这种危险在后来也曾多次发生,刘鼎无数次冒着被炸伤的危险反复改进了掷弹筒。终于,从1941年5月起,成批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从此八路军有了与日军抗衡的火力。在战场上日军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拥有先进的设备和外国专家。

1945年8月,随着日军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此时的刘鼎和后来与他相伴一生的妻子易辉在延安结婚。婚后刘鼎出任晋察冀边区工业局副局长,他的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打造军火,保证供应。

1948年5月,解放军已经进入反击阶段,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只能困守太原一座孤城。一天,刘鼎被朱德叫去,让他见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粟裕。此时,陈、粟二人正为攻城之事苦恼不已。

刘文石:当时朱总司令找我爸谈,说你要解决攻城的武器问题。当时咱们的炸药包还是由人送到城门去然后拉响,你到城门这个过程中就容易被敌人封锁,过不去。

李滔: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氧气瓶瓶嘴那一部分锯掉,这样就变成一个大炮筒。炸药包跟引信都装在炮筒部位,然后底部钻一个孔装上底火跟引信,底火跟引信点燃后,前面那个炸药包就点燃了。

这种投掷器一次可装炸药包10公斤,射程约为100到200米。这种新型武器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大显神威。毛泽东曾将它们誉为“土飞机、土坦克”,并且在写给杜聿明的劝降信中说道,“你们的飞机坦克不如我们的土飞机、土坦克”,国民党军队惊呼“共军有了原子弹”。1948年秋,三大战役之前,刘鼎组织华北7万兵工大军加紧军工生产,华北解放区各兵工厂造的各种炮弹年产量已达几十万发以上。淮海战役中送往前线的弹药约有1640万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声称他的失败是由于共军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军火,他怎么也想不到共产党的军工事业已经发展得这么快。

刘文石:共产党的军火充足到让国民党的将领都吃惊,两军对峙,国民党的炮都打光了、炮弹供应不上,而解放军方面还在源源不断地发炮。这也是解放战争夺取胜利的一个物质基础。

因“历史问题”被关押秦城监狱近七年

1949年10月1日,刘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初,他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兵工局局长,主要任务是接管国民党时期留下的重工业工厂,重启中共领导下的新的工业生产。然而,当刘鼎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军工建设上来的时候,意外却接踵而来。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刚刚回国的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提出朝鲜战场上出现哑炮的问题,这牵涉到刘鼎。

刘文石:解放初期咱们的炮有自己军工生产的制式,有接收国民党的制式,还有苏联援建过来的制式,所以炮在那儿不变,可炮弹一批批都不一样,几个制式有一点差别,炮就有可能打不响。

为解决此事,中央召开会议,陈云、彭德怀、刘鼎以及负责军工生产的主要领导全部出席。

刘文山:开会之前,陈云就跟我爸爸在底下说,你别说那么多话,彭老总正在气头上,省得让他冒火。

作为军工生产负责人之一的刘鼎在会议上一言未发,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息下去。1953年4月6日,中纪委发出了《关于刘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撤销刘鼎副部长职务,留党察看两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四年里,给高级干部这样严重的处分这还是第一例。被撤职后的刘鼎在家闭门思过长达8个月之久,这期间朱德和康克清买了张儿童床给他送到家里,只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说。

李滔:他既没有申辩也没有跟家里人讲,更不会跟秘书讲,就闷在家里,八个月没有干工作。因为没地方可去了,老二机部撤销了他的副部长,也没有说叫他干什么,新的工作又没有给他任命。

从1953年开始,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刘鼎潜心于军工科研工作。1963年,刘鼎被任命为三机部副部长,主管航空工业。当时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工厂纪律混乱,三年没能造出质量合格的整机,部队的飞机停飞,此时已经年逾花甲的刘鼎每天都待在工厂里抓质量、抓技术。

当时美国在南越战场上炫耀着自己的“空中优势”,苏联也以武力威胁孤立中国,刘鼎开始更为关注加快歼击机、强击机的设计研究和生产。1963年底,歼6型飞机优质达标过关,歼7型飞机试制成功,强5型飞机解决了重大的技术问题,从而扭转了航空工业的被动局面。

然而就当一切看似终于重回正轨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6年,刘鼎在一次批斗会后被带走,之后被关押进了秦城监狱,几年之中音信全无。直到1975年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才被重新释放。然而,所谓的“历史问题”疑云,却始终笼罩在他和他的家庭头上。

  易辉(刘鼎夫人):他们就问我刘鼎到底是不是特务,我说毛主席说他西安事变是有功的。他们说你再说一遍,我说我再说一遍也还是这个。

刘文山:我也问过我爸爸,别人说你是叛徒是怎么回事?我爸爸说,我没有出卖过同志,也没有出卖过组织,我都是用巧妙的方法来迷惑敌人,逃出了敌人的囚禁和封锁。


刘鼎(左一)到企业视察

习仲勋称他是“兵工泰斗,统战功臣”

1978年,刘鼎恢复工作,被任命为航空工业部顾问。此时已经76岁的刘鼎继续投身于他热爱的航空事业与飞机建造的工作,并且担任了《西安事变史》编写领导小组组长。他常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军工,另一个便是西安事变。他对自己的平反问题从不过问,直至身患癌症住进了医院。

刘文石:他自己不在乎,但我们很在乎,没有结论不行。1986年他确诊癌症住进医院,我母亲就逼着他写申诉,说你这样背着黑锅不行,对子女也不公平。我爸才勉强同意向中央写申诉。

1986年4月18日,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为刘鼎同志彻底平反的通报》,撤销了长期对刘鼎做出的所有错误结论,予以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刘鼎的政治名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来到刘鼎的病床前,告诉他中央已经搞清了真相,潘汉年在狱中时也坚持为他作证,他是清白的。

1986年7月22日,刘鼎逝世。胡耀邦说他“为我们党的事业作过很多重要贡献”,习仲勋称他是“兵工泰斗,统战功臣”。纵观刘鼎一生,无论在特科做统战或是后来搞军工,他从未想过要让他的传奇经历闻达于世人。有人想听他讲讲他的故事,他也总是笑笑岔开话题,并不回答。一次埃德加·斯诺为向欧美各国宣传中共及其主张,曾采访过刘鼎。刘鼎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知无不言,但是在采访结束后刘鼎只对他说了一句:“你写别人可以,但是不要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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