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和侄子们的战犯改造生活

2016-05-08 05:13:44


口周波

溥仪说:“我决定从现在起,立你为我的皇子,以后你要称我为‘皇阿玛’。”溥仪的这一举动,使毓喦感到惶恐不安,同时也觉得万分荣幸,更增加了他为溥仪效力的决心。


日本扶持伪满洲国,溥仪“登基”

1945年8月,溥仪在通化大栗子沟准备逃亡日本时,在众多的亲属、随从中,只挑选了八个人,分别是“三校”——胞弟溥杰、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三小”即溥仪的三个侄子——毓嵣、毓喦、毓嶦,还有随侍李国雄和医生黄子正。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能够带上这三个侄子,足以说明他们在溥仪心中的地位。实际上,在伪满洲国初期,溥仪就认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道理,注重在血缘关系较近的家族成员中,挑选可靠的年轻人带到伪满皇宫中加以培养,有的甚至送到日本深造,以作为他日后复辟大清帝国的骨干。

三个侄子与溥仪的关系

溥仪的三个侄子都是毓字辈的。按照在乾隆年间钦定的辈分,从乾隆皇帝下一代开始排起,即: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毓字辈在溥字辈下边,就是叔侄关系。

毓嶦号君固,化名小固,他的曾祖父恭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而溥仪的祖父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毓喦号岩瑞,化名小瑞,他的曾祖父和硕惇勤亲王奕誴是道光皇帝的第五个儿子。毓嵣号秀岩,化名小秀,他的父亲溥倬与溥仪系同曾祖兄弟。

这三个侄子中,最早到伪满洲国的是毓嵣。1932年8月,他来到长春,先是参加溥仪办的军事训练班,后参加溥仪的护军,被分到二队当上等兵。1936年底,被调入宫中读书。按溥仪的原意,是准备让他在宫中先念一段时间的书,然后送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因为他看到,民国时的军阀们,无论是哪一系,都是靠枪杆子起家,这给他很大启发。宫廷学习班开始只有五个学生,毓嵣、毓喦是其中的两个,一年后,又陆续收了毓嶦等人,累计共有学生11人。

伪满洲国后期,宫中学生只剩下八人,溥仪的这三个侄子仍在其中。这时,他们每天的中心活动不是念书,而是陪伴溥仪,并担负溥仪的随侍工作。

初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0年8月5日,三个侄子随溥仪从苏联回国接受学习改造。其实,在囚居苏联时期,因为没有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傀儡头衔,溥仪在侄子们的心中就已逐渐走下神坛,由原来的盲目崇拜和服从,变为想方设法摆脱他的控制,侄子们开始与他离心离德了。

在伪满洲国时期,毓嵣是最受溥仪宠爱的。可是到了苏联之后,毓嵣越来越不听溥仪的话,不再像过去那样侍奉溥仪。尤其是溥仪极力谋求留居苏联,而毓嵣却坚决不愿留苏,这招致溥仪对毓嵣的恼恨。在回国赴抚顺的火车上,溥仪甚至向押送人员举报毓嵣反对斯大林。还有一次,当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要接见溥仪时,溥仪误以为要枪毙自己,就大声向毓嵣说:“跟我一起去见列祖列宗!”意思是叫毓嵣跟他一起去挨枪毙。

毓嶦在苏联时学习俄语非常努力,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和苏联人进行简单的对话,还能简单地阅读点俄文报纸。对于溥仪,他也变得越来越疏远,越来越不听他的话。溥仪也逐渐不喜欢毓嶦,同时因为苏联收容所所长捷尼索夫常常找毓嶦去谈话,使溥仪对他起了防备之心,两人的关系更加疏远了。

囚居苏联的末期,毓喦成为三个侄子中最受溥仪信任的人。一次,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溥仪对毓喦大加夸奖了一番,说毓喦对他一向尽忠效力,尤其在这种患难时期仍然忠心不二,且愿意舍家随他留居苏联,实在是列祖列宗的好后代。溥仪还说:“我决定从现在起,立你为我的皇子,以后你要称我为‘皇阿玛’。”溥仪的这一举动,使毓喦感到惶恐不安,同时也觉得万分荣幸,更增加了他为溥仪效力的决心。但有时候,溥仪对毓喦还是不放心,多次进行试探和考验,想方设法对其进行控制。

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可能由于溥仪的请求,他和三个侄子换到了同一个监号里生活。可不过十来天,又马上分开了。“和家族分开”是抚顺战犯管理所让溥仪放下皇帝架子的第一步,说把皇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是将来又将来的事,目前得先把他改造成为一个生活自理者。

溥仪和侄子们每天照例参加学习,读报,学习毛主席著作,但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理论联系实际、联系自己,只是应付式地学习,走走过场。很多人满腹狐疑:政府究竟对他们会如何处置?这让溥仪等人也每天惴惴不安。但在后来的生活中,党和管理所各级工作人员对溥仪等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感受到了党给予他们的关怀和温暖,在内心深处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审判日本战犯,溥仪出庭作证

在哈尔滨的改造生活

溥仪等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待了没多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很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抗美援朝。为了保证战犯们的安全,管理所把这些战犯集体迁到了哈尔滨。

刚到哈尔滨时,溥仪等人被安置在一所不大的日伪时期盖的监狱里。监房的条件比抚顺时要差,看守也比较严,气氛十分紧张。当时他们觉得,自己跟动物园里被禁锢的虎狼差不多,心中不免担忧起来。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些看守员其实对他们是十分和蔼可亲的,尤其对像溥仪的侄子们这样的年轻人,显得更加亲近。虽然他们是低级战犯,但享受和溥仪等高级战犯一样的小灶待遇,有好的伙食,看守员总劝他们多吃一些。在监房里,除了学习所方布置的文件和报纸外,还可以进行文娱活动,如打扑克、练唱歌、听广播等。所方还让少数比较年轻的低级战犯做些轻微劳动,让他们给每个监房送饭、送菜、送开水等。所方的信任,使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经过学习和教育,溥仪和侄子们对改造工作从抗拒到逐渐理解、自觉接受。特别是一位干部的讲话,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改造的意义。这位干部说:“你们也许会说,既然不想杀我们,就把我们放出去不好吗?不好!如果不经改造就放你们出去,不仅你们还会犯罪,而且人民也不会答应,人民见了你们不会加以饶恕。所以,你们必须好好地学习、改造。”

战犯们在被转押到哈尔滨后,所方把一个糊铅笔盒的任务交给他们。这是溥仪第一次参加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起初,他糊出来的铅笔盒总是不合格,经过同组人的帮助,终于能糊出一些合格的产品了。这次劳动使溥仪侄子们的改造生活也有了新的内容,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方用他们的劳动成果买了一些糖果和香烟分给大家,让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劳动者的光荣,使他们在教育改造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尤其是溥仪,改变是天翻地覆的。开始时,由于他经常出废品,肃亲王之子宪均总喜欢挑剔、挖苦他,把他气病了半个月。病好之后,一次开会,溥仪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我恨!我恨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恨那个鬼制度!什么叫封建社会?从小把人毁坏,这就是封建社会!”


溥仪(右一)在战犯管理所内用餐

揭发检举溥仪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教育,溥仪的侄子们逐渐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实质:当皇上的也是人,并非是超乎常人的“神”或是什么“真龙天子”,他的言行并不都是“圣明”的;凡是做了危害祖国、危害人民的事情,都是错误,都是罪恶;为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言行效劳,也是犯罪行为。在学习改造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对照溥仪、对照自己,有针对性地展开了反省和检讨。

毓嶦的思想转变得最快。在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转押到哈尔滨监狱后的第一个新年里,他创作并参演了一个快板,内容全部取自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的实际情况,讽刺了一些不符合学习改造要求的现象。快板里讲到,有的人在学习改造过程中,背地里仍在念经咒,乞求神佛保佑,这一听就知道指的是溥仪;接着又讲到,有的人过去受封建教育,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当奴才,如今到了管理所,党和政府挽救他成为新人,可他还是继续愿意给人家当奴才,不只自己不走改造的道路,还阻碍别人改造,甚至抗拒改造。这明显是讽刺毓喦的。

毓喦听完快板后深有触动,十分惭愧。他觉得自己虽然了解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可是没能做到向党和政府揭露这种丑恶。他想到了在苏联时,溥仪曾叫侄子们帮助他隐藏珠宝等贵重物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仍然把偷藏珠宝的黑色皮箱放在他居住的监房中。毓喦知道溥仪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经过思想斗争,他给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写了一份揭发材料,要求所长检查溥仪的黑皮箱并予以没收。在孙所长的启发下,毓喦还给溥仪写了一个动员他主动交出隐藏的贵重物品的便条(但据毓嵣回忆,是溥仪的侄子们集体推举毓喦向孙所长揭发溥仪并写便条的)。最终,在所方管理人员和毓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溥仪交出了私藏的物品。

1954年,抗美援朝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被赶过了“三八线”,停战协议签订,南满局势趋于稳定。同时,由于战犯管理所即将全面开展“大检举大坦白”活动,而在哈尔滨无法展开调查工作,战犯管理所决定迁回抚顺。

在原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的大检举中,毓嵣等人就谈到过溥仪在伪满宫廷中的专横作风和打骂、虐待人等问题,在这次的检举中,溥仪的侄子们又交代和揭发了一些问题。更令他们感到有收获的是,他们听到了许多过去在伪满宫廷中听不到的情况,比如,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东北人民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等。这使他们受到很深刻的教育,也更加渴望通过学习改造来获得新的生活。

帮助溥仪改造

坦白检举活动结束后,毓喦等人的心情感到难以形容的轻松,溥仪和伪满大臣、将官们也逐渐露出了笑脸。所方对他们的管理大大放松,开始允许他们和各自的家属通信。因为毓喦、毓嶦在坦白检举中表现较好,所方还让他们帮助检察团工作人员抄写日本战犯的坦白检举材料,抄写过程中,他们又受了一次教育。

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使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战犯自觉地加速学习改造,组织他们成立了学委会,指定万嘉熙为主任委员,毓喦为生活委员,负责卫生和饮食工作。在检查生活卫生时,每个人的铺位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唯有溥仪的铺位总是弄得歪歪斜斜。以前,溥仪的一切日常生活都由毓喦等侄子和随侍们一手包办,现在他们认识到,再那样做对溥仪的学习改造是不会有好处的。所以,在溥仪没有搞好卫生时,毓喦便毫不留情地说:“九八一(溥仪在押时的代号)摆的行李或物品不整齐,不合要求,应当扣分。”并且要他当场按要求弄好。溥仪每次都马上手忙脚乱地进行整理,久而久之,也具有了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

从溥仪和侄子们1950年8月被遣送回国到1956年春,五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管理所内,对于新中国的社会状况,只能从报纸上或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了解一部分,没有接触过任何实际情况。为了加快对战犯们的改造,用实际生活加深他们对新社会的了解和认识,管理所决定组织他们到外面进行一次参观。

在这次参观中,伪满战犯和汪伪政权少数战犯来到了抚顺露天煤矿。他们看到了雄伟壮观的矿山,也看到了日寇当年逃跑时放火焚烧破坏的矿坑,感到日寇比豺狼还恶毒,令人切齿痛恨!他们还看到了采煤工人真实的工作场景,看到了为保护工人安全和健康所采取的种种措施,看到了退休工人所享受的幸福生活。通过和伪满时期工人所受的非人待遇相对比,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党和政府对工人的爱护和关怀,这也使他们从中受到很深的触动和教育。

参观完抚顺露天煤矿后不久,管理所还安排溥仪以及“三校”和“三小”等人与前来探视的溥仪的三妹韫颖、五妹韫馨和七叔载涛会面。他们已经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经过急切的交谈,他们了解了各自的经历和近况,有的人为见到亲人而高兴,也有的人在知道亲人去世后而悲伤。在得知载涛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他们所有人都十分激动。他们深深感激党和政府让他们这些过去给祖国和人民特别是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正在学习改造的战犯有会见家族亲人的机会,更深深体会到党和政府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过去走向了危害祖国和人民的罪恶深渊,而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他们正走向光明的未来。

1957年1月27日,毓喦、毓嶦、毓嵣、李国雄、黄子正等13人,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免于起诉,释放回家。听到这个消息,按照常人的情感应该感到十分高兴,但溥仪的侄子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既高兴,又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他们曾在溥仪的长期管教下成为溥仪的忠实奴仆,为了效忠溥仪,犯下了种种危害祖国的罪行。在回国之初,因为害怕受到人民的制裁,他们心中充满恐惧;而在六年多的改造中,他们得到了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关怀,感到无比温暖。所以,当要离开给他们以新生的战犯管理所时,他们也产生了一种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无依无靠的感觉。


改造时期的溥仪

与特赦后溥仪的交往

溥仪被特赦回京后,与侄子们或多或少、或远或近地保持着联系和交往。

或许因曾被溥仪立为“皇子”的缘故,与溥仪走得最近的是毓喦。1960年1月,在溥仪被特赦后不久,毓喦就去和溥仪见了面。这是他第一次称溥仪为“七叔”,再也不像以前一样称呼他“皇上”“上边”“皇阿玛”和“九八一”了。

那时,毓喦在远离市区的天堂河农场工作,每月公休四天。四天里,他至少要到溥仪那里去两次,有时他的两个儿子也去那里玩。毓喦在农场是体力劳动,每月粮食定量,因为营养不良,身体都浮肿起来,溥仪就领他到政协餐厅改善伙食。一次,由于自己饭量太大,毓喦感觉给溥仪丢了脸。毓喦得了感冒,溥仪还把他带到医院,找了一个有名的老中医给他看病。由于曾立毓喦为“皇子”,溥仪对他比别人更加信任。一次,毓喦到溥仪那里,溥仪对他说:“明贤贵妃(谭玉龄)的骨灰还是交给你,由你在家中保存吧。因为你大婶娘(李淑贤)得知在我们居住的宿舍小屋里还放着骨灰盒,非常害怕。”毓喦听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还有一次,溥仪和李淑贤表示要毓喦把最小的儿子过继给他们。虽然这件事因故没有办成,但也说明溥仪和毓喦的关系非同一般。



毓喦(小瑞)、毓嵣(小秀)、毓嶦(小固)三位先生合影

毓嶦与特赦后的溥仪关系平平。毓嶦和毓喦、李国雄三人被释放回北京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他们与刑满释放人员、被单位开除人员等社会闲散人员一起,由所处管段派出所组织起来成立“劳动生产大队”, 毓嶦被分派到第八生产队,到小汤山苗圃参加劳动。毓嶦等认为,他们被释放后受到的种种不良待遇,是因为受溥仪牵连,都与溥仪有关系。而溥仪被特赦回来后,一切都由政府安排,工作和生活一直很顺利。溥仪不了解这种心理落差,在他看来,侄子们虽然在郊区的“劳动生产大队”劳动,但都是有工作的人,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他在给毓嶦的信中写道:“任何工作岗位,任何劳动都是光荣,都是为人民服务。” 毓嶦认为溥仪讲的都是空洞的大道理,他和溥仪之间根本无法相互理解,是两条道路上跑的车。

溥仪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后,毓嶦有时和毓喦一起在公休时去找他,或到他办公室坐坐,或去为委员们准备的茶室、书画室、游艺室等,有时还陪溥仪去群众出版社谈《我的前半生》写作事宜。溥仪与李淑贤结婚的时候,没有通知毓嶦。但毓嶦结婚时,溥仪夫妇特意到他家去了一趟,还送了一个印有古装美人的暖瓶。之后,毓嶦又去看过溥仪几次,但因为有大婶娘(李淑贤)在,感觉越来越不方便,有一次还被变相下了“逐客令”。“文革”开始后,毓嶦工作的天堂河农场改为军管,休息变少了,很难进城一趟,再加上政治气氛十分紧张,一直到溥仪病故,他们再也没能相见。

毓嵣是伪满洲国时期与溥仪最亲近的侄子,但在苏联期间他们因留居问题闹翻,到抚顺后,表面上溥仪向毓嵣赔礼道歉,但实际上又布置家族人员监视他。1957年初,毓嵣回到吉林,与分别了12年的慈母和妻女团聚,不久被安排到满族中学工作,开始了新生活。当年秋天,毓嵣与来吉林视察的涛七爷见了面。1959年冬,他从广播中听到溥仪得到特赦的喜讯。1962年,又听到溥仪结婚的消息。

令他十分意外的是,1960年8月18日,他接到溥仪的来信。信中溥仪讲了自己对被改造和特赦的认识,谈到共产党、毛主席治好了每一个战犯的病,使他们从魔鬼变成了人;共产党、毛主席不仅是解放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战犯的重生再造父母。他还谈到对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首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的欣喜之情,谈到了皇族、亲人以及其他侄子们的近况,谈到了自己的劳动和学习情况。他说自己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工作、劳动、学习,这是平生最光荣、最愉快的事。在信的最后,他鼓励毓嵣不断检查自己,改造自己,克服缺点,虚心学习,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争取成为光荣的红旗手,还表示希望将来叔侄能早日见面。但令人惋惜的是,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直到溥仪逝世,他们叔侄再也没有见过面。■

作者系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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