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独家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始末

2016-05-08 05:13:28


口范承祚

阿对中国“文革”的独家直接表态,从1967年春到1969年夏不断升级,至此已迈出了“欢迎”、“支持”、“坚决支持”三大步,到了顶点。然而,物极必反,中阿“特殊关系”由于两大原因,先遇挫折,后遭破坏,阿对“文革”的支持也在媒体上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57年5月12日,毛主席(右一)在中南海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范承祚(右二)担任译员

20世纪60—70年代,在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同我国互为“第一友邦”。中阿双边关系是迥非寻常的特殊关系,彼此家喻户晓、童叟皆知,一度引世人瞩目。尤值一提的是,对于1966年中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作为世界上一个主权国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作为其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执政党,独家以官方姿态出面支持。而且这种支持几乎是全过程的,有时调门甚至比中国还高,直到这场无休止的“革命”到了“批林批孔”阶段。

阿对中共“基本路线”起初不理解、有保留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笔者作为当年中阿高层接触、交流的阿尔巴尼亚语主要译员,发现刚开始时,阿方对这一理论内容并不理解;对“文革”已在中国内部发动的情况,也缺少调查研究,显得思想准备不足。

“文革”前夕,即1966年4月底至5月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及其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派出党的第二把手、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谢胡,第三把手、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等组成的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为强化中阿两党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为反对苏修的合作,更主要的是为了争取阿方对即将全面出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在北京举行了百万人的夹道迎宾活动,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外的中方所有领导人——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都到首都机场停机坪接机。在两国总理检阅了仪仗队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陪同阿贵宾主要成员,分乘三路敞篷车从北京朝阳区的大北窑驶向西城区的钓鱼台国宾馆。欢迎场面之豪华盛大,堪称空前绝后。

在谢胡、卡博等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方主要领导人的会谈中,双方对国际形势、反帝反修、两国合作等问题,均达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中阿高层在谈及国内问题如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时,双方观点还大致吻合,都承认在各自国家均“存在阶级斗争”,然而具体到彼此如何“防修”问题上,双方观点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甚至碰撞。

阿方认为,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有阶级斗争,是因为“已被消灭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尚存在”,还有外来的资产阶级影响,但不承认国内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更不承认“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阿中双方不管在领导人之间的大组会谈,还是在有关负责人的对口交流中,对这一问题都争论激烈,一度互不相让。最终,阿方表示,阿之所以坚持自己的观点,是由于阿不同于中国“一直允许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指中国各民主党派)存在”,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但不等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均如此。

阿尔巴尼亚借此机会,也主动介绍阿党的“防修”措施:当时他们正在国内推行“革命化运动”和工人阶级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是苏联等国家‘变修’的主要原因”。

笔者作为主要译员,还记得阿方在得悉中国新发生的一些情况后在“面部表情”上发生的变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十万人大会入口处,谢胡、卡博见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而非市长彭真在此迎候时,他们异口同声地托万里转达对彭真的问候;而十天后,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谢、卡,直接面告阿国两位战友:不仅彭真,而且还有阿国人都很熟悉并有过多次交往的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合在一起的一个“反党集团”都被“揪”出来了。听到这一消息,两人由先前的尴尬转为当下的惊讶。阿国战友不理解: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反修英雄”彭真也变修了?!


范承祚(左)在为周总理(右)同霍查(中)交谈做翻译

阿对“文革”态度:由“欢迎”到“支持”

中阿的对外政策反帝反修照常,相互合作如初,我国援阿依旧。阿对中国的表态,仍是赞扬和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对中国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多作客观报道。支持乎?观望乎?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持续了约半年,即从谢胡、卡博一行1966年5月访华后到同年10月底。这时候,中共中央决定高度支持、高规格参加即将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贺电,飞往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

老一辈的国人可能还记得那份热情洋溢、如诗如画的贺电。贺电把阿尔巴尼亚国家形容成“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赞扬为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山”,把中国—阿尔巴尼亚的双边关系比喻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贺电的结束语为: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封政治上分量很重的由毛泽东主席1966年10月25日亲笔签署的贺电,在中共代表团现场宣读并面交阿党一号领导人霍查之际,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代表起立欢呼,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电催动万道光”,起到了轰动、震撼效应。它在阿、中媒体上头版头条全文见报后,折射出两党、两国关系风光无限的前景。这份贺电的主要段落很快被编成毛主席的“语录歌”,在中阿城乡用各自的语言传唱。

霍查在收下毛主席的贺电后,作为对中方的回报,迅速做出非同寻常,甚至是别出心裁的表态:第一,在党代会的主席台上,他亲自把贺电的中文正本展示给全体代表,特别把大家的目光引向聚光灯照射下的毛泽东的签名处。在霍查的亲自鼓动下,会场上出现一片眼花缭乱的盛况。第二,他和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集体接见中共代表团,声称毛主席的贺电富有伟人、大师的哲理,给阿尔巴尼亚全体共产党人和人民以莫大的鼓舞,为此阿方深致谢意,再表感激。第三,在专设午宴招待中共代表团时,他从东道主的位置上站起来,不是举杯先祝酒,而是做了一个精心准备好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动作”——只见他从西服上衣的内兜里,掏出一册《毛主席语录》,一本正经地对所有参加宴会者说:“同志们,这是一本法兰西文版的小红书,我本人和我国少数懂法文的人读它是没有问题的,可我们阿尔巴尼亚广大共产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民需要的是读到阿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啊!”第四,霍查的祝酒词很长很长,从中午讲到傍晚,内容包罗万象。在讲了三小时后,他终于“言归正传”,说: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着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我们对这场“革命”表示欢迎。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二把手、部长会议主席谢胡送客出门时,又在走廊里向中共代表团正副团长重申了霍查对《毛主席语录》和“文化革命”耐人寻味的表态。谢胡强调,霍查所言再清楚不过了。其实,笔者以为,霍查、谢胡所言均属“不够清楚”。因为他们关于“文革”,不称“大革命”;关于“思想”,不提“毛泽东思想”,即跟中方的提法和理解经常地不一样,前者缺少个“大”字,后者多了个“的”字。还有就是,阿方不同意中方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也许是阿方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决定对“文革”作一次亲临其境的实地考察。

1967年2月,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派出其领导核心两位重量级成员——第三把手和第四把手,即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分别率党务代表团和军事代表团访华。两团一文一武,专业各异,但都有一项共同的主要任务——考察“文化大革命”。卡博、巴卢库抵京当天,周恩来、江青就会见、宴请了他们。中国党、政府和军队,还有中央文革小组,都高规格地接待了阿尔巴尼亚战友,并尽量满足其要求。

中方领导人引领、陪同客人参观考察“文革”内容,亦各具特色和各有侧重。江青领卡博一行到有关现场,目睹北京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形势。周恩来总理同包括笔者在内的随行人员则都穿上军装,陪巴卢库等阿军将领们,乘直升飞机赴河北省遵化县,先去沙石峪生产大队,领略了这个“当代愚公之乡”创造的“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接着又访问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穷棒子”社所在的西铺村。显然,在“领客参观”问题上,颇有考究之处:一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掌门人”,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心思和意图各不相同。前者好斗,喜欢“打倒”,热衷“横扫”;后者则意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当时最为人们关切和理解的大题目。

经过一番在京和在外地的分别考察,不管是卡博在上海参观工业,还是巴卢库在海军访问某舰队,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日子里向各自所在地的中国群众宣讲: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大革命”,不仅对中国反修、防修,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伟大的意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表示支持。两人对“文革”的表态和用词的分量如出一辙,从先前1966年11月霍查表示过的“欢迎”,上升为三个月后1967年2月的“支持”。

随后,毛主席接见了卡博、巴卢库率领的两代表团。

阿坚决支持“文革”,调门甚至超过中方

中方在感谢阿方支持“文革”的同时,也积极支持阿尔巴尼亚同期在其国内推行的旨在“防修”的“革命化运动”。这场运动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又经霍查充实内容,于1967年2月正式拉开大幕。其主要条文有:反对官僚主义,实行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充实基层;干部参加劳动,缩小工资差别;恢复军队中的党委制度,重设政治委员,取消军衔;文艺工作者下乡演出,让劳动党在全民中提出的“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口号再具体体现在文艺舞台上。

阿官方在“革命化措施”中,还宣布取缔境内的三大宗教——伊斯兰教、希腊正教和基督教,勒令这些宗教的阿訇、牧师、神父们,远离他们的诵经、传教场所,刮掉大胡子,拿起铁镐头,换上劳动服,到农田、山坡劳动去。至于这些宗教活动的原清真寺、教堂、修道院等,则被改建成群众的俱乐部或咖啡馆。于是,阿尔巴尼亚自诩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无宗教”的国家。

为了烘托中国搞“文革”、阿国搞“革命化”和中阿进一步加强的“革命战斗友谊”气氛,1967年春夏两季,中方正式出版了由笔者和熊源杰任主要翻译的阿尔巴尼亚文本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阿方还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以及中国妇女各“造反派”组成的代表团先后访阿,以显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当时,一些西方媒体根据红卫兵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和团员中有某些一度十分走红、造反十分起劲的几大红卫兵“司令”这样的阵容,因而追踪报道,其中有的媒体竟惊呼:中国“文革”的“造反精神”被带到欧洲来了!

之后,阿方对中国“文革”的独家“支持”又有了“升级版”:1967年初秋,正当中国在动荡的“革命”气氛中筹备国庆18周年时,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主动向中方表示,拟派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和另一名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阿利雅为正副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谢胡明确向中方声称:代表团访华,名义上是应邀参加中国国庆庆典,主旨则是支持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次的提法同中方一模一样)。阿方的这个主动建议和代表团又一次如此豪华的阵容,当然受到中方的热烈欢迎。此举使中阿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方面对谢胡、阿利雅等人的接待,这回又有了新的“破例”和“空前”:群众性的欢迎场面既大且多,内容丰富;更重要的是,国庆节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不仅同谢胡白天并肩检阅游行队伍,晚上同桌观看焰火,而且在代表团访华的日子里,两次正式会见他们的正副团长。中方安排客人“兵分两路”,分别访问了济南、太原等省会和上海直辖市。尤值一提的是,谢胡、阿利雅“应毛主席的专门邀请”,还殊途同归地一南一北分别飞抵武汉,考察这个“九省通衢”之地的更富特色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在机场迎候客人,阿国战友受到武汉三镇的各“革命”组织、红卫兵、解放军官兵和市民百万人夹道大欢迎,盛况超过北京,热闹非凡。从机场到东湖宾馆的路上都是人群,就连沿途的两边大树上都爬满了人。

当晚,宾馆专辟了一个大厅,周总理让各“造反派”的代表同阿尔巴尼亚客人一道开座谈会。面对着斗志昂扬的各“革命组织”的几十名头头,谢胡再次宣称: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此次访华,代表了阿国人民及其党和政府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他特别告诉在座的“战友们”,这次专程来武汉,是“应毛主席之邀”,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亲眼看到了“文革”的大好形势和辉煌胜利。座谈中,谢胡、阿利雅和与会者多有互动,而周恩来和李富春则只听不说,不回答提问。隔日,谢胡余兴未减,他直接向周恩来表示:“我在此次访华的几次公开场合的讲话中,都同中方一样,批判和谴责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至今日,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不对刘少奇公开点名批判?你们不点名,我可要点他的名了。”对此,周总理不以为然,并就此严肃地回答他:“这个,你得问毛主席。”阿方对“文革”进程,急的缘由何在?他们似乎要超越当时毛主席关于运动的“战略部署”了。

霍查、谢胡他们迫不及待地“点名”时刻终于等到了。1969年4月,中共九大开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向中共九大先后发来两份冗长贺电,与九大代表们同声“点名”谴责中国头号“走资派”。第一封贺电以阿党中央名义祝贺大会开幕,称中共九大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旗、毛泽东主席的思想红旗在全中国胜利飘扬的时候召开的。这次大会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人、各国人民和真正的革命者,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妄图从内部夺取中国堡垒的希望和计划破灭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了亿万中国人民锤炼阶级觉悟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大学校,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取之不尽的鼓舞源泉,是修正主义国家的一切革命者起来革命、推翻当权的修正主义集团的光辉榜样。后一份电报则以阿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个人名义签署发来,祝贺中共九大闭幕,称大会肯定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周恩来总理(左一)1964年新年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同该国反法西斯老战士亲切交谈。范承祚(左二)做现场翻译


1966年5月10日,毛主席(左一)在上海会见阿党政代表团时,同谢胡(右一)交谈。范承祚(中)为宾主做翻译

阿方对中国“文革”的支持逐渐偃旗息鼓

应该说,阿对中国“文革”的独家直接表态,从1967年春到1969年夏不断升级,至此已迈出了“欢迎”、“支持”、“坚决支持”三大步,到了顶点。然而,物极必反,中阿“特殊关系”由于下述两大原因,先遇挫折,后遭破坏,阿对“文革”的支持也在媒体上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第 一,1969年9月11日, 苏 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由河内回国,中国政府同意他“过境”并在北京机场实现中苏两国总理会晤。中方此举,遭到了阿方的批评。阿指责中国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中“妥协”“动摇”。第二,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峰会行将举行之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发来一封“万言书”,阿报发表了多篇文章,大表不满,不同意将美帝国主义重新定位;声称反对美帝、反对苏修是阿中友好的基础,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至少破坏了这个基础的一半。此后,阿方对“文革”不仅不支持了,而且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除了反对南修、赫修、“欧共”修外,又多了个“反对中国修正主义”。这导致中阿关系全面恶化,差一点两国就要“断交”。

笔者还记得阿尔巴尼亚此后支持中国“文革”的一段“笑话”。1974年春,我参加一个“中国学者代表团”在阿的中南部访问,陪同我的某区党委书记主动告称:日前,区里举行了一个支持中国“文革”的“批林批孔”报告会。我很好奇地问这位书记:会上发言者为何人?他说,就是他本人,并说与会者对他的报告报以热烈掌声,大家都同中国的革命派一道,反对林彪和孔夫子。他又告诉我,发言稿是中央拟好后送来让他读的。接着这位书记又自言自语地说:“林、孔,我原以为他俩是‘一伙’的,现在才知道是一今一古。不过,尚未弄清楚‘孔、孟’当中的‘孟’,是何许人也?”当我未及回答时,他又说:“此人是不是你们中央原先一位个子稍矮、微胖、鼻架近视眼镜、头顶‘鸭舌帽’的那一位?”我听了后,差点笑出声来:这位只管政治、不懂学术的阿党地区书记,竟把孟夫子同陈伯达混淆起来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阿特殊关系”时期,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曾有过“三大支持”,即一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二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三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从历史观点和最终效果看,对“三大支持”中的第二大“支持”值得加以分析:中国“文革”被定性为一场动乱,已被否定,所以阿尔巴尼亚当年的“支持”,只能说起了“添乱”的作用,它当然不能同第三大支持的正面意义和值得中方对之长久铭记相比较了。■

作者20世纪50年代中至70年代初任中央领导人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80年代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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