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姚稚鲁家书

2016-05-08 05:12:53


口陈宏伟

前几天广州遇到大轰炸,不知道怎样了?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姚稚鲁,20世纪30年代于上海

编者按:都说“家书抵万金”。家书不仅是连接游子与家人的鸿雁,更是反映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家国情怀的宝贵史料。家书里,不仅有亲人的嘘寒问暖、谆谆嘱托,更承载了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我刊特别从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选取若干不同时期的家书,为读者带来其背后感人至深的故事。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这是上海沦陷后小学教员姚稚鲁奔波逃难时在家书里说的话。说完这话不久,他就在忧愤交加中去世,但无人知晓他死于何处。只有他先后寄给家里的十余封家书,成了这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留在世上仅有的痕迹。

现将部分家书内容摘抄如下。

第一封信:

离开上海两个月了,在这里,只有忧愁苦闷,白白的(地)吃了人家的饭,鱼啦肉啦,谁亏待了我呢?不过总是一个不自在,失业的痛苦,真够味哪!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走啦!走啦!重庆、成都、香港、上海,纷纷地忙着奔波,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几天之前,有一个职业该我做的,不过要到前线服务,要是薪水够你们开销,我便危险一点也不在乎,但是单单只有二十几块钱,我觉得太不值了,所以没有去干——原作者注)到底怎样措施,现在还没有决定,到动身的一天我再写信告诉您们罢。前几天寄的信和钱想必都收到了,现在我也等不及你们的回信了,过后再说吧!总之,“来日大难”,过一天算一天就得啦!

你们在上海的情形怎样?想必还是那样子,我本来的希望,在离开您们两三月后,总得有一个办法,照如今的情形看起来,真有点儿难说,可是您们母子三个老是靠着锡森(姚稚鲁女儿姚慰瑾的三舅),总不是事呀!也得想想法子才好!

在武昌碰见了孟志杰、毕映泉(此二人都是姚稚鲁的朋友),说到了上海的家中,只有付之一叹。卢炳章也到了广州,据说生意很不差,不过前几天广州遇到大轰炸,不知道怎样了?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寄上的小照是四姊去年在南京照的,她是走运的一个,可是现在腆着一个大肚子,要在轮船火车上尽挤,也很可怜的了。岳母以下诸人想必都好。慰、亚两儿淘气不淘?总望你少生一点气,因为她们是最可怜的孩子,那(哪)一件也赶人家不上,有你多痛(疼)她们些也还罢了。

前几天化(花)五分钱算了一个命,说今年该走运呢,有贵人相逢哩!可是命里少子嗣,要等人家(差不多年龄的)抱了孙子,我才有儿子哩!好吧,我就在这里等着!

稚鲁手启

此信没有收信人,也没有时间,根据信的内容可知,收信人应为姚稚鲁的夫人马芳珍,时间应在1938年5月姚到达武汉以后。

第二封信:

新娣(姚稚鲁的夫人,即姚慰瑾母亲马芳珍的小名):

读三十日来信,知亚瑾出痧子(即麻疹),已经好了。不过您又担了多少心事,为了多少难!

唉,争强要胜的我,现在竟弄到束手无策的地步。虽说您们的三哥三嫂看在自己同胞姊妹的面上,不会嫌恶您,可是教(叫)我哪里对得住他们呢?不但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你。再说一句,我的妻子女儿叫人家养活,实在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呀!我所以说,“死”是人所怕的,到了死,甚么都丢了,倒也干脆。像我活又活不了,死又死不成,这罪真够受哩!

不是我发牢骚,说那一套话,实在是太可怜了。自从四姊带了南筠、之光(姚稚鲁四姐的两个孩子)到磊石塘以后,这里我和乃盛(姚稚鲁四姐的大儿子)住着,伯元(姚稚鲁的四姐夫)、二哥都尝受了孤独的生活。除了吃饭上饭店之外,洗脸哩,沏茶哩,洗澡哩,洗衣服哩,噜噜嗦嗦(啰啰唆唆)多少事,您想该怎么办?有钱还好,一切总容易解决,不过不便些罢了。想我该怎么办呢?

二哥他局里常常闹着解散,虽然要是武汉能是保卫的话,一时还不至于此,可是他的薪水一减再减,下个月起,只有五十块了。要是我再找不到一个职业的话,常此带累人家,终不是一个办法呀!因为我的处境困难,再想到你在上海不是同我一样么?亚瑾出痧子,这是免不了的,不过你们那里有许多小孩子,真该急死人咧!想我,想你,我真该自杀!所以你的来信说“今年这里瘟疫很重”,真是有这一回事么?那么我该祈求第一个瘟我。

衣服么?用不着寄来,我现在还是穿那老布衫绔(同“裤”),一件线春单衫,是我的“出堂袍”。要是谋到职业的话,这里通行短衣服。二哥给了我一套白斜纹制服,伯元有一套绿哔叽的制服料,可以使用,您放心好了。

我的病吗?怕不会好了,因为这里医院不但是少,而且诊费奇贵,没有上海那么便当,要是看一次,起码得四块钱,叫我出得起吗?——有没有送诊的医院,打听不出来——就是在家里。我自从到了这里,没有洗过一次澡,这里的苦处想你总该明白。总而言之,我的病生在破家失业的时候,就是该死!我想要是早两年生这毛病,怕不至于到此地步吧!


第二封信

话又说回来了,天降劫数,遭遇不幸的,不是我一个。就像我们那里住着一家姓钟的,他们在泗泾有田地有房产,他自己在上海当教员。开战之后,他一家子带了千把钱逃难,一路出来,东西也丢了,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他夫妇两个带上三个孩子,还有一位老丈母,住在永和里,看他们一家六口,每天限定吃一粥一饭。小菜吗?不过化(花)几分钱,真节俭极啦!但是少不了要用二十块一个月,幸亏还有几个亲戚朋友在汉口,借借弄弄,挨了半年吧。现在找到一个职业,二十块钱一个月薪水,而且要到内地(潜江)工作。实在没有法,在二十七日早晨走了。你想他们的苦处,不是同我们一样吗?然而我到底还是眼热他们,因为就是苦吃苦熬,还是带了妻子,自己吃自己的饭,比我好多了!还有一位是在蚌埠开洋货店的老板娘,逃难的时候和她的丈夫失散了,抱了一个小孩子,不过五六岁罢(吧),在点心店里求乞。我想,像这种情形的一定不少,那么你比了他们好了!

稚鲁写于永和里


第三封信

第三封信:

新娣: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一生就吃当断不断的亏,在预备到汉口之先,不是有一百块钱么?不是想要你一同走么?但是怕这样怕那样,终是疑而不决,末了到底我一个人走了。那(哪)里知道有一百块钱的盘费,我们大小四个都够了,虽然这是陈话也是废话,可是现在看了慰儿出面写的一封信,平添了十二分的忧愁,又是懊怕又是着急,因此把陈话又提起来了。

你们母女三个,靠着三娘舅本来说不过去,而且孩子们又多,挤在一间屋子里太不兴(幸)了,所以接到你的信说“亚瑾出痧子”,我就怕,怕过了人才麻烦哩!现在小弟也出痧子了,虽说小孩子终免不了这一关,可是总是我们亚瑾先出痧子的不好,要是您们不住在一块儿的话,那(哪)有这会(回)事呢?现在我只有默默地念着:希望小弟的痧子十二分顺当,而且请您立刻写信告诉我,使我放心。——快信寄汉口一德街平汉车务处运输课——

在这里我有几点困难:

I. 没有您,我不能住在二嫂一起。——白水

II. 没有您,我的病就不能常常敷药洗涤,以至于不会好。(来了三个月没有洗过一会(回)澡,您就该知道我的苦情了)

III. 钱的一方面呢,我这里要用,您那里也要用,弄得两头三计束手无策。

IV. 四姊走了之后,弄得我留又不是,走又不是,走头(投)无路。

﹡六弟来过吗?他现在怎样了?

﹡春和常来吗?我一到汉口就寄过一封信,到今朝连回信也没有,他跑街生意好吗?

﹡元嫂那里您不见得常去吧!要是碰见的话,您不要忘了说:“我望望她。”

﹡七月初二是我的爸爸28周年纪念,你向六弟提起一声,不要忘了,并且叫慰、亚两儿去磕一个头。

﹡慰儿要皮鞋吗?我明儿买了寄来,可是尺寸不大清楚,要是不合式(适)的话,您亦替她买一双,我总不愿意使她失望。——在我办得到的时候。

﹡您很瘦,我在照上早看出来了。可是俗语说得好:“张天师给娘打,有法没施处。”也是干着急罢了,要是觉得是病吗?在三嫂看病的时候带看几趟也好;要是心里忧急吧,那么请您看开些,因为在上海(你的周围)固然还多舒服的,除此之外,真有千千万万可怜的人群,比较上我们还是好一点的哩!再痛快的说一句:我要是在这时候找到了职业,也是不长的,反多一个周折多一个形迹罢了,您明白吗?

稚鲁手启七月十日

第四封信:

慰儿:您要鞋子,我明天买了就寄(因为今天大雨不能出门)。不过邮局寄东西是很慢的,差不多要三个星期好到,你不要急,等着好了。

第五封信:

慰儿:

前寄大洋五角给您买东西吃的,您买了些甚么?可以告诉我。现在再给您二角新钞票,有二十只豆沙饼好买,你和妹妹一家十只,有十天好吃,我随后再好寄来。亚瑾想起我吗?想必忘掉了,我想起您们,我便愁起来了,我为什么这样穷,做穷爷是最难受的一件事啦。

给您妈的信随后再寄,因为有许多事难说。

  你的父亲寄于汉口刘家庙永和里九十五号

第六封信:

慰儿:

“悲莫悲兮生别离”,古人早有此言,我为什么要舍却你们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但是,千不得已、万不得已,终究舍却你们到了温州,看着信如(姚慰瑾大伯父的二儿子)追他的两个儿子,我便想起你们来了!到了南昌,看着明哉(姚慰瑾大伯父的大儿子)祖孙三代都么快乐呢,我又想起你们来了!一家子弟兄,幸运之不同如此,我本来抱着十二分热望,图下半世快乐,自从你两兄夭亡后,人生之意义已尽,叫您慰瑾,就是有你可以安慰我,那(哪)里知道,现在又舍却你们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现在我离开了上海,“几时亦回上海”这句话已经不在我希望之中了,但是难道和你们终不相会了吗?那么我仓皇奔走,究竟为了谁呢?究竟为些甚(什)么呢?在我的意思,宁可带了你们喝粥汤,不愿舍却你们吃鱼肉,您母亲在持家的条件上,的确是贤妇,但是因为观念的错误和我相拗,两人不同心的结果,终于造成了破家的下场,不过,在这年头家破人亡的不知道有多少,趁这一杓(勺)水,还有一点推托,但是重敲锣鼓再开场,还要经过许多艰难困苦!

第七封信:

慰儿:要知道没有了你们便没有了我,所以我最低的条件是不许你们离开了我,前几天寄十块钱,并且带寄了四毛大洋给您和妹妹买东西吃的,想必已经收到,明天,到了汉口自然再要寄一点给你,你总要乖些,不要叫你妈生气,要知道,我虽然在外面,一颗心却天天在您身上呢!

外婆好吗?娘舅、舅妈好吗?姊姊、哥哥、弟弟、妹妹都好吗?你和他们说:“我很记罣(书面语,同“挂”)着呢!”

你的父亲写于离开南昌的上一天五月二号信刚写完你母亲的来信也收到了,到汉口之后和您二伯父相会之后再详细讲吧。

汉口江岸永和里九十五号何佰元先生收交姚稚鲁收这批家书纸张大小、质地不一,有的用钢笔,有的用毛笔或铅笔写成,可见作者当时处境的艰难。然而,它们真实记录了一位失去家园的难民辗转流徙、悲凉无助的人生轨迹,通篇贯穿着醇厚的父爱和亲情。

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终于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放弃上海,全线撤退。至此,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战事结束,上海沦陷。对于上海的小学教员姚稚鲁一家而言,这也是噩梦的开始。

姚稚鲁家原在上海南市,淞沪会战爆发不久,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于敌手,百姓纷纷逃难,姚稚鲁只得率妻子和两个女儿慰瑾、亚瑾逃往法租界妻子马芳珍的三哥家。面对纷乱的时局和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生活,姚稚鲁与妻子反复商量,几经犹豫,第二年4月的一天,最终决定抛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独自一个人揣着100元钱,到南昌、武汉等内地谋生。谁也未曾料到,这一走竟是他与家人的永别!

“我当时还不到5岁,妹妹更小,什么都不懂。但我不会埋怨父亲,他当时选择自己一个人走,肯定有他的道理。”年逾七旬的姚慰瑾告诉笔者。

对于当时只有5岁的姚慰瑾来说,父亲给她留下的记忆实在是太少了,但是父亲走后,接连寄回的十余封家书则伴随着她的一生。多年来,无论怎样的政治运动和颠沛流离,她都没有割舍这十余封铭刻着父亲血泪的家书。因为,从中读出的不仅有父亲迁徙流亡的苦难,更多的是对妻子、女儿的牵挂和挚爱。通过家书,父亲的形象和个性在她的心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

现存的家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姚稚鲁寄人篱下、生不如死的生活状态。

“父亲原是小学教员,为人耿直,嫉恶如仇,对亲人、朋友具有爱心,非常爱国。他诗书画都很好,常为人书扇面、写寿字、做寿礼等。”姚慰瑾只是依稀由母亲和舅舅口中听到父亲的这些情况,知道父亲是个不愿意依赖别人生活的知识分子。

战事纷乱,上海能给姚稚鲁提供的工作机会实在太少了。他几乎只有一种选择——到内地投奔二哥和四姐,尽快安顿下来,然后接妻子女儿团聚。

随后日本鬼子沿长江向内地长驱直入,击碎了姚稚鲁全家的团圆梦。

“听说我父亲是1938年8月去世的。”多年后,一提起父亲,姚慰瑾还是伤感不已。她至今都不知道父亲去世的确切时间和地点,更无从寻找他的遗骨。“一下子人就没了,我母亲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父亲的死讯的。当时兵荒马乱,我们孤儿寡母的,又到哪里去找呢?”

姚稚鲁流亡内地期间,正值中日几次大会战之际,华中兵荒马乱,难民如潮。他先后寄回上海的家书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纸张大小不一,书信形式各异,落笔草草,仓皇之势显然。

据说,姚稚鲁离开上海后,经浙江到江西南昌,没谋到职业,但见证了战事。从上面的家书中,不难看出姚稚鲁临终前那几个月凄惶的生活和悲凉的心态。

他离家不久在途中所写的一篇日记里提到:“霎时误传警报,群众纷避,我方惊愕间,乃称并无其事,可笑也。余之生死,早置(之)度外,飞机炸弹等闲视之。故余所至,如温州亦曾被袭,丽水于前数日间飞机光顾至二三十架之多。”

“我既没有享受到父爱,也很少享受母爱!”姚慰瑾说。

姚稚鲁死后的头两年,马芳珍竭尽全力维持着一家三口的生计,其间摆过小摊,还跑过单帮——到郊区贩米。

“我母亲跑单帮时,曾被日本鬼子抓到过。日本鬼子把她和一个男人关在一起。母亲惦记着我和妹妹,决心想办法跑出来,和那男人商量,那男人却不敢,怕被日本鬼子抓到杀头。后来,我母亲瞅了个机会,果真跑出来了。一路狂奔到我二舅家,一进家门,便禁不住疲劳和惊吓而昏死过去。”姚慰瑾说。

还算幸运,两年后,马芳珍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一家药厂洗瓶子。老板只招那些没结婚的和死了丈夫的女工。工作很苦,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在姚慰瑾的印象里,母亲每天天不亮就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母亲一回来就躺在床上,累得什么活也不想干,什么话也不想说,所以我和妹妹很小的时候就要做所有的家务。”

可是,马芳珍的工资并不足以养家。“记得我们当时吃的东西特别简单,每天只吃稀饭,吃不起菜,至多也就是自己做点咸菜,或者用酱油泡饭吃。家里也没什么家具,六平方米的屋子,放了一张床,父亲留下的一个小书架,还有一个当桌子用的小柜子,别的什么也没有。”姚慰瑾回忆。为了补贴家用,姚慰瑾也要外出打工。母亲带着妹妹睡在床上,姚慰瑾在床边铺张席子睡觉,夏天小屋闷热难当,就睡到街上。

对于抗战时期的生活,姚慰瑾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害怕。平时轻易不敢出门,怕遇到日本鬼子。生病看医生也难,要坐小舢板过黄浦江出城,来回都提心吊胆。感冒发烧之类小病就在家刮痧治疗,刮得脖子红红的,更不敢出门,“如果被日本鬼子看见的话,他们会怀疑你得了传染病而把你活埋掉。”

那段日子,姚慰瑾经常听舅舅们讲,日本鬼子又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坏事了。

“反正见到日本鬼子就怕,就连狗见到日本鬼子也都怕得要命。后来我上学了,宁可绕很远的路也不愿意碰到日本鬼子。”姚慰瑾说:“是战争夺走了我的父亲。从这些信来看,我父亲的态度也许有些消极,但却反映了战争给一个人和一个家庭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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