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6-05-08 05:12:46


口 赵龙

我希望后来的人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够牢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仇恨,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警示与和平。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第一个雕塑和最后一个雕塑,都是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不同的是:第一个雕塑的母亲拖着被日军炸死的孩子,在向着苍天哭喊;而最后一个雕塑中的母亲,搂着自己健康可爱的孩子,在向着未来微笑。第一次来纪念馆,这两个雕塑就深深触动了我。雕塑有自己的名字,而我却更愿意用乐曲的名字称呼它们:从《黄河怨》到《欢乐颂》。

悲愤·震撼·困惑

第一次走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在2004年,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对于1937年12月在南京发生的那一场屠戮,我之前仅仅是知道和愤怒。可那一天,当我们穿过纪念馆搭建的战斗中的南京城门,走入这段历史之中的时候,情感和思想的激流真真切切地冲击着我,震撼着我,令人挥之不去。我看见了带有弹孔的骷髅、遭受屈辱的幼女与老妇,和屠夫们杀人竞赛后的狞笑;我感受到高耸的死难者档案墙带来的呼吸压迫,以及每12秒钟响起的象征生命逝去的水滴声引起的心灵震颤。凝视着伴随或明或暗星光出现的受难者遗像,我理解了:南京大屠杀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不仅是南京的悲剧,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屈辱,更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丑恶的伤疤。

那天,孩子带着一个微型摄像机,他当时在澳洲留学,想把纪念馆的史料拍摄下来,带回澳洲给同学们看。他告诉我,南京大屠杀在海外很少有人知道。之后,在与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交流中我又了解到,二战时期的三大惨案——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日本原子弹爆炸和南京大屠杀,前两者都是以国家祭奠的形式来纪念的,每年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只有南京大屠杀,每年的纪念活动局限于地方性规格,大屠杀纪念馆也一直停留在地方性纪念馆的级别。

这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民族漫长的历史中从来不乏苦难和悲剧,缺少的是对苦难和悲剧深刻的记忆、清醒的反思和救赎的抱慰。视而不见和遗忘,只会让一个民族在麻木中消沉。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日军侵占南京后,军用卡车经过市内中山东路大行宫口,被残杀的市民横尸街头


南京城墙外濠沟岸边,被日军杀害的南京市民尸体累累,惨不忍睹


日军将被杀害的南京军民尸体投入长江


赵龙

犹豫·支持·积淀

当时我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唤醒世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提出建议。于是,《关于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的建议》和《关于将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纪念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两件提案在脑海中开始酝酿形成。

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相当不错,提交这份提案是否会不合时宜,是我最大的顾虑。同时,如果仅以一个人的名义提交提案,又恐怕分量不足,难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因此,在2005年“两会”期间的民建界别小组讨论的时候,我把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想法和背景情况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希望能得到民建界别政协委员的支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小组讨论的现场,这份提案很快获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同,大多数民建界别政协委员在联名提案人签名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委员证号。很快,各民主党派江苏省级组织的领导也都联名了这份提案。因此,2005年全国两会上的这份《关于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的建议》,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已经不是我的个人提案,而是由我动议、众多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今天,我们查阅提案的档案资料,仍然能看见49名全国政协委员的签名,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马培华同志等。这份签名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大家的支持,无论在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之后过了九年。对于我个人而言,九年当然是个不算短的时间,但从宏观的角度看,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九年的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提案之初我就感到,当时方方面面的条件可能不是很成熟,短期内实现的难度可能很大。然而,这九年间,我从未停止努力。我呼吁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纪念馆并申报世界警示性文化遗产,呼吁发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受害70周年纪念邮票,呼吁对侵华日军暴行重要见证人进行抢救性保护,呼吁对所有抗战老兵加大扶助力度。九年中,我提交的有关抗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提案共六件,自己的情结已经不知不觉地和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和平大钟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雕塑


圆梦·荣誉·心愿

2014年2月27日,陈昌智副委员长给我打来电话:“赵龙,你提出的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提案,刚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了!祝贺你!”

虽然之前通过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一点讯息,但这个电话,还是让我感到突然。多年的夙愿似乎是在放下电话的瞬间就这么轻轻地实现了,可我知道它承载的厚重分量。令我欣慰的是,明确祭奠活动的名称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公祭日的设置、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南京大屠杀遗址上举行公祭活动,当年建议中的四个要点全部得到实现。2014年12月13日,以国家的名义,以最高的规格,首次举国哀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感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2014年12月9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向我颁发了特别贡献奖,媒体采访也在不断跟进,但我一直强调:设立国家公祭日是中央的决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个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这有限的作用中也还包含着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同志们的努力,和49名联名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的支持。我仅有的骄傲只在于做了一件该做的事,一件正确的事。从我2005年把这份提案递交上去的那一刻起,我已经实践了自己的使命。

对于未来,我还怀有更多的希望。我希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上升为国家级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遗址顺利成为世界警示性文化遗产;我希望每年的1月27日,在联合国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上,整个世界不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者,不但对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遇难者,而且也对中国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给予全人类共同的祭奠;我希望每一个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他们身上的历史资料能得到更严谨仔细的保护;我希望后来的人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够牢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仇恨,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警示与和平。

习近平主席在首次国家公祭日的讲话中指出,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黄河怨》问世于战争年代,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撕心裂肺的控诉,但我们不能只是控诉,我们需要的是对全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正如《欢乐颂》里唱的:“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

作者系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建江苏省第六、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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