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淑湘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2016-05-08 05:11:57


口余玮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周恩来观看演出后走上台,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给予了肯定:“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啦。我原来想芭蕾舞要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个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的演出这样成功!”


1964—1965年间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前排中为白淑湘)

1958年6月,北京天桥剧场。舞乐悠扬,纯洁美丽的“白天鹅”在舞台中央翩翩起舞……新中国排演的第一部世界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此首次公演。

1964年9月,同样是北京天桥剧场。一群穿短裤、舞鞋,舞刀弄枪的女兵走上舞台,起初还是立正稍息,很快竟变成了芭蕾舞的脚势。拿着刀枪的足尖舞在这里精彩上演,引起全场轰动。

《天鹅湖》的“白天鹅”奥杰塔与《红色娘子军》中的“红天鹅”吴琼花,都是由白淑湘扮演的。

中国芭蕾舞坛“起飞”的第一只“白天鹅”

1954年年底,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舞蹈家的摇篮——北京舞蹈学校成立,白淑湘被招收到了这里。当年,苏联芭蕾专家奥·阿·伊莉娜、维·伊·查普林、彼·安·古雪夫等先后来到中国,应邀在此执教。

《天鹅湖》作为世界上最经典的芭蕾舞剧之一,甚至成了芭蕾的代名词。到北京舞蹈学校后不久,古雪夫就开始指导中国首批芭蕾舞演员们排练大型舞剧,排练的剧目正是《天鹅湖》。慧眼识珠的古雪夫,从六七个主角人选中选择了白淑湘。其实,论身体条件,白淑湘的腰腿软度不够,身材也比较高大,这给她在完成芭蕾舞动作时带来了不少难度。但是,她凭借顽强的毅力克服了这些缺陷。每天上完课,她还要加练一段时间,总是最后一个走出练功房;节假日,她放弃休息,在练功房整天重复着同一个单调动作,陪伴她的只有那面练功的大镜子。

当时的练舞条件很差,那时没地板,地上坑坑洼洼的。《天鹅湖》的服装设计也遭遇了难题,服装师后来回忆:“除了样式,面料更是个大难题,天鹅白色的芭蕾裙,既要白又要轻还要挺。在当时,这样的面料不要说中国,连前苏联也没有。”最后,他们决定用“豆包布”代替,把它剪成一层一层的,在上头刷浆子。但那个料子不够好,一下雨,裙子都塌了下来,演完以后就赶紧喷胶,让它又立起来。

白淑湘说:“当时,《天鹅湖》中的服装、灯光、舞美对我来说全是陌生的,此前我连《天鹅湖》的原版电影都没看过。”除了生疏外,在观念上也有障碍,因为当时许多人还看不惯这种穿得又少、男女相拥的舞蹈。“是古雪夫把我们引领到纯净的艺术天地中,教导我们怎样专心地去创作角色、表现美。”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风格,同时培养中国的编导和教师,古雪夫还特意组织李承祥、王世琦、栗承廉、张旭、邬福康等参加该剧舞蹈片断的编导和排练。

1958年6月30日,北京舞蹈学校的《天鹅湖》在天桥剧场首次公演。帷幕拉开,舞台上白淑湘饰演的“白天鹅”奥杰塔准确、完美的动作,娴熟、优雅的舞姿,明快的节奏,曼妙的身段,赢得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18岁的白淑湘成功了!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白天鹅”!激动的观众潮水般涌向台前,将大把大把的鲜花献给演员们。观看演出的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文化部的领导同志走上舞台,对她表示热情的祝贺和勉励。周恩来亲切地说:“听专家说,你很努力很刻苦,希望你不断地提高技艺,精益求精,成为这个领域里的行家。”白淑湘把这些话默默铭记在心,并为之努力。

1959年年底,经文化部批准正式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专业性芭蕾舞团——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承担繁荣中国芭蕾舞艺术,并配合舞校教学实习演出和培养演员的任务。“三年困难时间,政府很照顾我们,给主要演员发了黄豆、古巴红糖、伊拉克枣、糖果和罐头之类的食品。但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主食还是根本不够吃,只能再吃一些玉米秆磨的粉,粗得难以下咽,而且吃了以后消化不良。团里尽量减少我们能量的消耗,只练练功,不需演出。”

1961年,白淑湘等首次赴缅甸访问演出,第一次在国外演出《天鹅湖》和《海侠》。那里的观众将此次演出誉为亚洲人的骄傲,认为中国芭蕾已接近世界水平。她在艺术上渐入佳境,创作的空间越来越广。

“白天鹅”变身为“吴琼花”

1963年秋,周恩来总理观看了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随后,周恩来对著名舞蹈编导蒋祖慧建议,中国芭蕾界可以边学习西方古典芭蕾边创作中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从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建校开始,你们搞芭蕾差不多十年时间了吧,已经演了好多欧洲的古典剧目,都是排别人的节目。你们能不能自己搞些创作呢?可以搞点革命化、大众化的作品,不宜老是跳王子、仙女。”考虑到创作革命题材芭蕾舞剧的难度,周恩来还特别建议,为了让中国的故事内容适应这种外国传来的舞蹈形式,中国芭蕾工作者可以先试着编一部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十月革命”或者“巴黎公社”这样知名的革命事件题材。

同年12月,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召集舞蹈界知名人士座谈,讨论编演芭蕾舞现代戏问题。会议对艺术工作者提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 随后,林默涵提出改编少数民族故事《达吉和她的父亲》。而芭蕾舞团团长李承祥则建议改编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他在会上指出,电影中表现的女兵形象非常符合芭蕾舞的要求,电影中的歌曲也可以在舞台上继续沿用。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议还推举李承祥、蒋祖慧、王锡贤负责舞蹈的编排工作。

《红色娘子军》从电影改编为芭蕾舞,改编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精简人物,二是浓缩情节。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多达14位,而在舞剧中只保留了六个,即正面人物吴琼花、洪常青、连长、小庞,去掉了符红劳、阿贵、大姐,反面人物只保留了南霸天、老四,去掉了大管家、黄镇山、大丫头、陈旅长、胡营长。电影中的场景变化有44个,而舞剧把洪常青两次化装进南府改为一次;把吴琼花路遇红军一起投奔红军的情节,改为洪常青、小庞侦察中救起重伤的吴琼花,指引她投奔红区。

1964年2月,由编导、演员和舞美设计共十人组成芭蕾舞剧组主要人员赴海南岛深入生活。白淑湘在晚年还记得,剧组路过广州时,专门拜访了电影剧本原作者梁信,梁得知自己的作品即将被改编成芭蕾舞剧时,表现出了十分的热情,主动写了一个舞剧的大纲供剧组参考。

“拜访了梁信,转而去了海南。先到湛江,然后坐船到海口,轮船颠簸,一路上吐得昏天暗地。”20世纪60年代的海南还是一个偏僻的小岛,路很不平。白淑湘一行坐了一辆中型吉普车,一路走一路颠簸,“颠得太厉害了”!

到达海南,白淑湘等剧组人员第一次看到英雄树、椰子树、榕树和秀丽多姿的万泉河,直观地感受到当年红色娘子军的生活环境;此外还参观了当年开万人大会的广场,访问了经常掩护红军的革命老妈妈。在琼海县,剧组一行见到了当年的“娘子军”连长冯增敏和一批老战士,听她们讲述当时海南妇女所过的悲惨生活,并收集关于当年“娘子军”的种种故事和人物原型的命运经历。在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大家还亲眼看到了恶霸地主家中的豪华陈设,以及残害群众所用的刑具:木枷、铁镣、钢针等。

《红色娘子军》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排练完毕。可是在试演时,一位领导认为:“气质不够。满台‘娘子’不见‘军’,手中拿着‘烧火棍’!”提出只有娘子气、军人的气质却不浓。作为吴琼花的饰演者白淑湘心想,芭蕾舞从来都是表现王子、公主的,现在要求表现女奴、革命军人,这个跨度太大,沿用软绵绵的动作怎么演得出这种新形象?于是,剧组决定让所有演员到部队去锻炼。

进入部队驻地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立正、稍息、齐步走,射击、刺杀、投弹、急行军……负责教练的班长十分严格,一丝不苟,一定要演员们反复练习达到要求。白淑湘认真观察军人的典型动作并运用到自己的舞蹈动作中,反复实践。 通过下连当兵,演员们锤炼了思想、受到了教育,培养了战士的气质和战斗作风,回到北京再进入排练场,思想面貌大变样,更加领会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深刻含义。

要破天荒将西方芭蕾技巧与中国革命历史背景相互融合,并非易事。“原先,我们生怕不像芭蕾舞,所以动作脱不开传统的程式。我们去了部队,和战士们在一起,体验革命军人的感觉。跟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回来后感觉果然大不相同。在舞蹈动作上也进行了创新。比如,吴琼花与狗腿子老四对打的一节,按旧式的双人舞设计,两人扶来扶去,哪里像是压迫者和反抗者的关系?改过之后,“我们借鉴了中国戏剧和武术的程式,加强了对抗性动作。”白淑湘说,自己从演公主小姐到表现女革命者形象,心里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把女兵变成了舞蹈演员。大家一看,一堆女兵穿短裤、穿球鞋,形象非常漂亮。出来的时候还可以立正稍息,一挺起来,芭蕾舞的脚势,太有意思了。”

电影《红色娘子军》也是白淑湘取经的主要对象。电影里,吴琼花被南霸天关押在水牢里,演员祝希娟要在水中拍摄这一幕,而对于芭蕾舞台上的吴琼花白淑湘来说,这种情绪更要靠自己去体会。吴琼花从牢里逃出的场景,是芭蕾舞剧的第一幕。“这个跑步的动作,看起来是要中国式的、要有芭蕾的味道,有琼花的味道。”白淑湘回忆道:“对于我来说,琼花是活生生的人,琼花一跑出来,我的情绪也跟着出来了。”

经过一段时期采风、锻炼和练习,白淑湘在舞蹈中的表现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让人看到的是优美的足尖舞和军人阳刚之气的完美结合,白淑湘将中国民间舞蹈和戏曲舞蹈与西方芭蕾的风格完美地融为一体,成功地塑造出“苦大仇深、性格顽强、泼辣勇敢”的吴琼花形象。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周恩来观看演出后走上台,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给予了肯定,他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啦。我原来想芭蕾舞要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个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的演出这样成功!”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演了三天,紧接着就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装台。10月6日夜里,剧组接到来自中央的紧急电话,让他们连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装台,准备10月8日演出。直到大幕拉开,白淑湘等才知道这一次台下的观众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对此,白淑湘记忆犹新:“演出后毛主席还上台与我们合影,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接见我们时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在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芭蕾为何物的时候,《红色娘子军》为世界芭蕾带来了一次革命。芭蕾中的主角,第一次由仙女变成了战士,芭蕾舞演员第一次在舞蹈中举起钢刀钢枪,表现得英姿飒爽,在西方有几百年历史的足尖舞就这样被大胆地进行了创作了。由此,《红色娘子军》自问世起,就成为了中国民族芭蕾史上最成熟的现代作品。

舞剧《红色娘子军》共七场,连序幕和过场共九场,是中国当时前所未有的大型舞剧。这个舞剧继承了芭蕾的优秀传统,但又不拘泥于过去芭蕾舞的传统程式,独舞、双人舞等的处理完全从戏剧发展和人物塑造出发。剧中的主要人物个个性格鲜明饱满,有血有肉,各有特点,互不雷同。白淑湘认为,剧中的“黎族少女舞”“五寸刀”“斗笠舞”和表现娘子军操练的大型群舞都是芭蕾领域的新创造,《红色娘子军》开创了中国民族芭蕾的先河。

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后,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起初外事办有些疑虑,他们觉得《红色娘子军》不中不洋,风格古怪,担心招致非议。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剧组首先为西哈努克表演,良好的反响打消了方方面面的疑虑。从此,《红色娘子军》便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

1964年10月中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上面向社会首次亮相演出。当时正在广州演出的古巴芭蕾舞团的演员看完后,都激动地跑上台,与中国演员拥抱在一起。在后来的座谈会上,古巴著名芭蕾舞蹈家阿丽西娅·阿隆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称赞:“在芭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拿着刀枪的足尖舞,很精彩,你们太了不起了!”

提起阿隆索,白淑湘动情地说:“她的眼睛19岁时就几乎看不见了,但到70多岁还在舞台上又跳又转。如果不是把芭蕾舞当做至高无上的信仰,绝不会这样做。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舞蹈家,我很崇拜她。” “我们的交情很深厚,在广州演出前我们已见过多次,早就认识了。”原来,此前白淑湘曾多次陪同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在中国各地访问演出。“阿隆索也很喜欢中国舞蹈,我教她们红绸舞,她教我们《胡桃夹子》双人舞。还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刻,她认真地告诉我们舞蹈要怎样表达才更具表现力。”白淑湘认为,阿隆索为当时的中国芭蕾带来了热情与灵感。

《红色娘子军》的出现,使中国芭蕾从此被习惯性地称为“红天鹅”。在《红色娘子军》上演之前,芭蕾舞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只是“舶来品”艺术,而《红色娘子军》则以芭蕾舞剧的形式展示了中国革命的盛大场景。它一上演,就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轰动。由贵族化的“白芭蕾”进入革命化的“红芭蕾”,不仅是因为一种现实的需要,而且也是一种信仰的追求。而由白淑湘塑造的中国劳动妇女、女红军指挥员吴琼花感人的艺术形象,是那样的光彩照人、深入人心。

电影《红色娘子军》被改编成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后大获成功,自此长演不衰。“ 红芭蕾”《红色娘子军》火了后,芭蕾舞团成为各地舞剧团学习的基地,芭蕾舞团一时间也被改名为“工农兵芭蕾舞团”,成立流动演出队,下乡、下工厂,为工农兵演出。1971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拍成电影作为“样板戏”在全国放映。

周总理令白天鹅再次飞翔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上演前,一个突如其来的罪名被强加到白淑湘的头上。“我由于不是工农兵出身,从1963年起就陆续有些压力,被当作‘白专’批评。”

1964年,《红色娘子军》首演时的“座上宾”之一江青对芭蕾舞剧产生了兴趣,随后频频对《红色娘子军》的具体演排工作发出指示,并想把这部芭蕾舞剧搬上荧幕。

江青对芭蕾舞剧的介入,给白淑湘带来了更多的折磨。“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演出期间,我白天要接受批判,晚上要上台,心里很不痛快。”

江青看了《红色娘子军》后,把芭蕾舞团定为样板团。“她把这部戏当成她自己的成果,说什么‘十年磨一戏’,其实她没编没演没创作一个音符。她所谓‘呕心沥血’地修改,只不过是乱指挥。”在白淑湘印象中,江青这个人不好相处,比较冷淡:“我与周总理说话都挺坦然,可江青却令我很紧张。”

1965年年初,《红色娘子军》在上海演出,江青前往探班,她和白淑湘先是对化妆时该不该打油底产生争执,化好妆后,白淑湘又被要求站在特定区域内调光。“对距离,让往前一点我就往前,让往后一点我就往后,往左一点我马上就往左。她却说:‘你怎么那么笨,对面说你左,你必须往你的右。怎么左右都不分了?’”

“江青很在意别人的逢迎,可我有时没有主动回答她的问话。那次在上海演出结束后,别人都把江青送到了车门边,而我没有。因此,别人揭发我在江青面前目中无人。我只是个普通演员,当时没有觉悟也没有胆子反江青。可给我戴的帽子却一再加码。有一次,毛主席来看演出,领导告诉我们不要往前拥,于是我很听话,结果有人说我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还有人说我和毛主席握手时想起了自己被镇压的父亲,眼睛里带着阶级仇恨。”很快,白淑湘被扣上“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到了1965年末,就不准我再上台了,只能打扫卫生。”



著名芭蕾舞表演艺术家白淑湘接受采访(余玮 摄)

当年,《红色娘子军》和《东方红》《红灯记》一起成为风靡全国的“三红”。然而就在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走红之时,外界并不知道主演白淑湘的命运却发生了变化。1965年,25岁的她被禁止演出。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白淑湘连练功也被禁止,被揪出来反复批斗。1969年,白淑湘因为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部门工作过而受牵连,被送到昌平小汤山干校劳动。在干校,“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捡牛粪、烧开水,还要进北京城去掏人粪。”

插秧、割麦子、养猪、养马、半夜起来拿大铡刀铡草、挑大粪、挖河泥……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农活的白淑湘什么都得干,中间还时常被拉出去挨斗。白淑湘自嘲好在练过功,“坐喷气式”时被按着头,弯着腰,一站好几个钟头,她都挺过来了,但内心的伤痛很难弥补。“一天一天地就这么过,用干活来消耗自己的体力,消耗自己的思维。虽然我被批斗多了,一般也不怕羞了,但到西单一带掏粪还是觉得尴尬,当然也有些怕臭,所以冬天、夏天都戴着口罩。结果,又被批判成是‘放不下资产阶级的臭名’。”从此,她和心爱的芭蕾舞咫尺天涯。

挚爱芭蕾舞的白淑湘,把自己的化妆箱和芭蕾舞鞋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没想到在一次搜查中成了罪证。“有一次,我干活累了,下意识地抬高了腿,就被批判为‘贼心不死’。我的箱子底留了一对舞鞋,也被说成‘想复辟’。”

1973年,由于各种原因,芭蕾舞团的演员越来越少。幸好一次偶然的时机,周恩来提到了白淑湘,这给在干校改造的她带来了一线曙光。经过一番周折,白淑湘于1974年终于回到了芭蕾舞团。“江青说我回团里要继续受批判,我天天要在会上挨批。领导让我给江青写了认罪书,最后把我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回到芭蕾舞团这一年,白淑湘已经34岁。身体除了落下多种疾病外,肌肉已变得僵硬,体重大大超重。按常规,国外的舞蹈演员,即使脱功一二年都难以恢复,而白淑湘被荒废的却是漫长的近十年!

白淑湘拿出自己的韧劲,练长跑、游泳、节食;上午练,下午练,晚上还练。“记得那天我握着练功杆的时候,悲喜交加地哭了,似乎积攒近十年的眼泪在一刹那都涌了出来。”

芭蕾舞不像民间舞、古典舞,一天不练都不行,需要活动很长时间才能把身体打开,一天不练功就有可能在台上走样。经过短短两个多月的拼搏苦练,奇迹竟又一次出现了:随着体重由129斤急剧降到106斤,她的基本功也迅速恢复。但她的“反革命”身份仍然限制着她的演出,直到1978年获得平反才真正得到完全施展才华的机会。

复出后不久,白淑湘等去美国演出《红色娘子军》,将近两个多月的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并引起国外同行研究和探索中国现代芭蕾艺术的兴趣。美国著名舞蹈艺术家玛沙格雷姆观看演出后非常惊讶,认为“中国的芭蕾舞很有张力,红色经典现象值得深思”。

回归芭蕾舞台的白淑湘如鱼得水,又主演了《沂蒙颂》《草原儿女》《骄杨》《杜鹃山》等。从此, 新中国第一只“白天鹅”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活跃在中华大地的芭蕾舞台上。 ■

白淑湘,中国芭蕾舞学会原副会长、中国舞蹈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原副会长、五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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