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团送我回延安

2016-05-08 05:11:56


口王恒


1941年,作者被护送回延安后在新市场照相馆所摄

出生三天,躲过一劫

1941年2月,我出生在山西黎城前屋村八路军前方总部(“前总”)第二卫生所。卫生所附近有一个八路军被服厂,里面有很多女工,生孩子都到这个卫生所。

我出生后第三天,大雪漫天,寒风呼啸。当时,风闻日本鬼子要来这里扫荡,一时间人心惶惶,很多人冒着大雪领着孩子躲进深山。我母亲陈子青听说后急得直跺脚,因为我太小,这种天出去必死无疑。就在这时,我父亲的警卫员魏永福和另一位小战士高二宝来看望我们。他们很有战斗经验,出去侦查后情况显示日军到这里还得两天左右。他们认为,两天后雪有可能停,天气也会暖和一些,于是砍了些树棍做了个简易担架,以便日军来袭时能及时把我们母子用担架抬走。一切准备停当后,魏永福和高二宝便住在我们附近的民房里,还不时出去打探情况,回来后则擦枪备战。我母亲也把手枪放在枕边,准备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就一枪把我打死,然后自尽,总之绝不能落到鬼子手里。

两天后据侦察员报告,日军已转向其他地方扫荡,到这里扫荡是汉奸造谣,以便声东击西。出去避难的人听说后都陆续回来,可是他们带出去的小娃娃不是当时冻死,就是后来生病死去,没有一个活下来的。我算是万幸躲过了这一劫。

彭总一句话,救我一条命

好景不长,两个多月后,我再次遭遇生死关头。当时奉上级指示,父母随八路军炮兵团从“前总”撤回延安。按照当时情形,像我这样的幼儿一般都只得送给当地老百姓抚养。我母亲于是选了一个同情八路军的农妇家,她刚出生的孩子不久前夭折了,因此还有一点奶水。对我来说,这算是有了一条生路。

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了,母亲骑马来到寄养我的农户家里向我作最后的告别。我正在尽力吸吮养母的乳汁,可吸出来的却是淡红色的血水,养母太瘦弱了,哪还有什么乳汁!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只好含着眼泪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交给养母,说:“我的孩子全交给你了,请你好好待他。”

离开养母家,母亲策马疾驰返回部队驻地。快到驻地的村口时,母亲下马一屁股瘫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了。想到这是与儿子的最后别离,母亲实在难以忍受内心的痛苦,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但再哭也要遵守革命纪律,于是母亲强忍住痛苦,擦去眼泪站起来,牵着马缓步向村里走去。这时炮兵团政委邱创成正好迎面走来,看见母亲哭红了双眼,便关切地上前询问。听母亲说完后,邱政委轻轻叹了口气,摇摇头表示同情。后来才知道,邱政委把这件事牢牢记在心里,他一直在想办法。

转机在一瞬间发生了。炮兵团出发前,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下部队视察,了解部队的准备工作和存在的困难。当彭总和左权就要离开的时候,邱创成政委把我的情况提出来了。彭总沉默片刻后只说了一句话:“长征途中生下来的孩子,不是也有一些带到陕北了吗,你们现在的条件比长征时好多了吧。” 左权副参谋长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对邱创成政委和武亭团长会意地点了点头。邱创成政委和武亭团长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武亭还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朝鲜同志。他们对长征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

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离去后,邱政委和武团长赶紧把我母亲叫到团部。邱政委高兴地对我母亲说:“老陈,快把你儿子接回来吧,和我们一起回延安!”母亲一下子愣在那里,似乎没听懂邱政委的话。邱政委赶紧又说了一遍,还怕母亲不相信又补充了一句:“这是彭总批准的。”“彭总会管这些小事吗?”母亲更加疑惑了。但是母亲爱子心切,她也顾上去管这些话的真假,飞身上马去接我回来。

当我重新被接回炮兵团驻地时,母亲的战友都来看我。面对这个又回到母亲怀抱的小生命,大家都十分高兴,不少人还送来了炼乳、饼干等缴获的战利品。当时我母亲已经没有奶水,这些都是我最好的食物。

这件事父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对我说起,他们本想等我成年以后再说。但是,一件突发的政治事件使我提前知道了这段关乎当年我的生死命运的往事。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件事波及很多人。我父亲也因为说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农村有饿死人的现象”等话而受到批判。一个星期六晚上10点钟了,父亲才回到家。只见他一脸疲惫坐在床边,半天没有说话,接着叹了一口气说:“今天我作了‘深刻’的检讨,总算是‘过关’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这是违心的检讨,我还违心地批判了彭德怀,没有办法呀,硬要在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选一个,我只能选毛泽东,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父亲说完沉默了半晌,又说:“这个彭德怀是一个好人,那年华北大旱,彭老总急得什么似的,天天晚上起来观天,希望能够下雨。他在战场上也狠狠地批评过我,一点情面也不讲,但那都是为了公。”说完他又沉默了。又过了好一会儿,父亲再次开口:“现在全国都在批判彭德怀,但是,在庐山上的争论,彭总是对的,我们心里要明白。而且这个彭德怀还是你的救命恩人!”接着,父亲便讲了上面的故事。

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事,想到自己的生命来之不易,自己的救命恩人今天又落到这样的境地,不禁掩面而泣,轻声说道:“父亲,你的话我记住了。”


1943年12月,邱创成(右一)陪同毛泽东(前)在南泥湾视察炮兵团

历经九死一生,我终于被背进了延安

部队出发在即,如何带着我行军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只有三个月大小,抱着行军不行,用背包背着行军也不行。一个四川籍的阿姨说,他们家乡是用竹篓子背孩子的。正好我们住的老乡家有一个孩子叫铁蛋,他的二舅是一个编筐子的能手,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一大早就上山去砍荆条。铁蛋的二舅先是在这位阿姨的指导下编了一个能坐小孩的背篓,可我只有三个月不能坐。于是他又编了一个和元宝一样的背篓,因为大了一些,背起来不方便,也不能用。最后编了一个与肩膀一样宽的背篓,背起来很方便,这样就行了。

一切准备停当,就等着出发了。考虑到我母亲一个人带孩子太辛苦,邱政委又指定魏永福、高二宝和炮兵团的理发员(可惜名字我已经记不住了)三个人在行军路上轮流背我。武团长还下达了一条命令:凡是缴获日军的炼乳、饼干等食品一律上交团部。这是专门为我下达的一条命令,因为我已经断奶,这些食品可以保障我的生命。临出发前,魏永福还在背篓下部用战士行军用的裹腿做了一个绷床,以使我在行军过程中少受颠簸之苦。

炮兵团回延安,是党中央的决定。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返回延安,要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穿越晋中敌占区,跨越吕梁山脉,西渡黄河天险,行程千余里。同时,晋中地区还是敌人经营数年、比较巩固的占领区,不仅据点密布,交通便利,敌人对公路、铁路等还经常派部队巡逻,封锁严密。晋中平原东西长达100多里,一夜时间是过不去的,那么万一白天遇上敌人该咋办?

一方面,八路军总部电令刘伯承、邓小平派部队沿途护送炮兵团。新十旅的第二十八团、第三十团、第三八六旅十七团和榆社县大队接到命令先期到达指定位置,兵分两路,一左一右地将炮兵团夹在中间。利用敌人往返巡逻的空隙时间,护送炮兵团顺利越过同蒲铁路,悄然进入了敌占区腹地。同时,八路军总部又令贺龙、关向应派出了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工卫旅各一个团执行接护任务。

在紧张的行军途中,邱政委和武团长还时时关心我的安危。部队通过日本鬼子“三光”政策制造的无人区时,村子里空无一人,到处是残墙断壁。团部的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墙犄角,本来要把团部设在这里,邱政委到村里走了一圈后,发现这是全村唯一能够抵挡寒风的屏障,便立即对工作人员说,这个墙犄角留给老陈母子吧,晚上风又硬又冷,小孩子受不了。就这样,我享受了墙犄角这座全团唯一的“豪宅”。多少年后,每想起此事,我总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在那么艰难困苦的年代,人与人的感情、友谊却达到了无比崇高的境界。

部队通过同蒲铁路的时候,日军的装甲列车突然开来,正在行进的部队被分割成两半,两部分人员立即向铁路两边散开,就地卧倒。就在这时我不知怎地突然哭起来,所有人都万分紧张,纷纷拔出枪来准备战斗。好在铁甲列车呼啸而过,过了好一会儿,部队又开始行动,全部人马越过同蒲铁路。

我的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使母亲非常自责,为了不因自己的孩子而影响整个部队的安全,她再次决心把我送给老百姓。母亲的想法被魏永福和高二宝察觉后,他们坚决反对,从母亲手里把我抢过来,不允许她再接触我,还严肃地说:“这是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把孩子安全带回延安,半路上把人丢了,我们怎么交代!”

当部队进入吕梁山区后,为彻底解除炮兵团的后顾之忧,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十七团、新十旅第三十团和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一部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向清源、交城一线敌军据点发起了突然袭击,歼敌100多人,给太原之敌以很大的压力,从而确保了我们的后续行军的安全。


八路军将士奋勇迎击日寇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炮部队


马拉骡扛,八路军炮兵部队在行进中


就这样,在彭总、左权同志等首长的精心安排下,炮兵团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跋涉,眼看就要跳出了敌人的铁壁合围,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了。部队决定利用夜幕强行军90里,黎明前到达根据地,魏永福、高二宝轮流背着我跑步行进,母亲则提着枪左右护卫。眼看就要进入根据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此时天还没亮,同行的炊事员们因为背着沉重的炊具,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体力,一过河便躺倒在河滩上想休息休息,有人不知不觉地睡过去了。他们想到这么长时间我该喝点水了,于是三个人又急匆匆跑向前面的小村子里,敲开了一家临街农户的院门,拿出我的“行军锅”——一个罐头桶,外面缠了铁丝做把手,倒上水,用点着的高粱秆加热,不一会水就开了。

就在这时,从河滩传来噼里啪啦的枪声,原来是尾随炮兵团的鬼子过河了,开枪打死了在河滩休息的炊事班战士。听到枪响,母亲立刻把水倒掉,三人拔出手枪,准备从院门冲出,可是来不及了,鬼子已经进村,阵阵皮鞋声听得清清楚楚。

老乡说他家还有一个后门,出了后门就是一座小山,于是魏永福背着我急奔后门,这时鬼子已经用枪托砸院子的门了。打开后门,大家急奔而出。鬼子砸开院门冲到院子里,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又跑到后门向外张望。虽然鬼子看见在黎明的薄雾中有几个人影晃动,却不敢出去,毕竟那里已经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了。

又躲过了一劫,我这个小生命终于随大部队到达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6月初,我们到达一二〇师暨晋西北军区驻地附近,正好贺龙的“战斗篮球队”要乘汽车去延安参加比赛,我和母亲就搭乘他们的车先行了。6月24日,炮兵团经党中央批准西渡黄河后,到达陕北绥德,7月1日进驻蟠龙镇。至此,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炮兵团安全回到延安。


作者(左)于20世纪50年代与父亲当年的警卫员魏永福在北京合影

忘不了我的这些再生父母

回延安不到一年,前线传来噩耗: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在太行山上壮烈殉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的父母听到噩耗后悲痛地流下了眼泪,此后父母经常给我讲左权将军英勇斗争的故事。又过了很多年,传来彭德怀同志去世的消息,我们不敢哭泣,只能把悲痛默默地埋在心里。

母亲去世前曾给我讲过一桩往事。大概是1945年,母亲在太行山的一个女战友回到延安。母亲领我去看她,这位阿姨一见就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母亲记得她也有和我同岁的一个孩子,便问道:“你的孩子也挺好的吧。”谁料阿姨听后竟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讲起了这个孩子的不幸遭遇:“我们离开太行山之后,日本鬼子对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我们夫妻带着孩子躲进一个山洞里。鬼子搜山时,孩子突然哭起来,我俩只得紧紧捂住孩子的嘴,虽然孩子被捂昏过去,但哭声已经传出去了。眼看着鬼子朝着哭声越逼越近,我们只得丢下昏死的孩子逃到一个大的石头缝里远远望着。只见一个鬼子走进山洞,不一会儿又出来了,刺刀上挑着我们的娃娃,鲜血顺着刺刀流下来……”多年后再提到这件往事时,母亲的眼睛依然发红,泪水在她的面颊上缓缓流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怕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她想告诉我,生命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

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是我的救命恩人,八路军炮兵团是我的再生父母。邱创成政委、武亭团长、魏永福、高二宝、理发员不必说,全团的指战员也都在关心我。虽然我只在炮兵团待过一年多,但是他们的恩情我是永世不会忘记的。70年过去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去世。70多年来,我活着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报答他们,而要报答他们就只有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因为不那样就对不起那些舍生忘死救过我的同志。■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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