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儿女的故事——第一声啼哭(下)

2016-05-08 05:11:26


延安儿女联谊会

这些已经年代久远的窑洞,如今或许正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可是在我们这些“延安娃”的心里,却始终是自己生命的摇篮。那久久不能忘却的萦绕于心的“第一声啼哭”,和着我们父辈迈向理想的坚定脚步声,一同向前……


1937年10月,周恩来与新四军部分领导人在皖南。前排左起:李一氓、粟裕、王集成、邓子恢,后排左起:袁国平、陈毅、周恩来、项英


诞生在“铁军”的摇篮中

风雪饥寒,穷山野营
磨炼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年隔绝,四围孤立
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这是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为新四军军歌写的歌词。1937年,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

  陈昊苏(陈毅、张茜之子):我是1942年5月出生的,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我出生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是江苏省阜宁县的停翅港。当时我父亲是新四军的代军长,我母亲是新四军卫生部的干部。那时卫生队好像是在跨洲村,所以我的小名就叫小跨。

1941年皖南事变后,邓子恢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儿子淮生就是在这期间出生的。在抗日战争前对国民党的艰苦斗争中,他与前两个儿子毅生和瑞生先后都失散了。

邓淮生(邓子恢、陈兰之子):我是1942年出生的,因为出生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所以我生下来以后没有奶吃。老乡家里养了一头羊,有时候能够吃点羊奶。听我母亲讲,大部分时候还是喝的米糊糊。

皖南事变后,赖传珠担任新四军参谋长。1941年日军对新四军军部和苏北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扫荡,新四军军部开始转移。赖传珠的妻子孙湘则到莲东地区打埋伏。

赖小鹏(赖传珠、孙湘之子):我出生在阜宁县大高庄的一个牛棚里。有一次,日本鬼子进村了,我母亲、邓六金妈妈,还有一个男同志,三个人没法在村里待下去了,就跑到荒野里去。那时候我母亲怀着孕,邓妈妈也怀着孕,他们在野地里待了两三天,外面还下着雨。

刘炎在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一师政委兼苏中军区政委和苏中区党委书记,妻子陈模是新四军最早的女战士之一。

刘晓星(刘炎、陈模之女):我是1943年2月2日出生的。当时环境非常艰苦。听我妈妈说,那时候老乡不许女人在家里生孩子,所以我是在牛棚里生下来的。外面下大雪,牛棚里就下小雪。

徐文惠(徐海东、周东屏之女):我1939年5月30日出生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我刚四个月的时候,毛主席派我父亲到新四军去工作。当时刘少奇伯伯化装成我父亲的秘书,化名胡服,也一道去。一路上,妈妈和少奇伯伯换着抱我,就这么到了新四军。我的幼年和童年几乎就是在新四军度过的。

诞生在战斗在白山黑水的“抗联”队伍里

东北是最早的抗日战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批爱国志士奋不顾身起来反抗侵略者,李兆麟将军就是其中的一员。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的妻子金伯文也是一名抗联战士。1940年正当金伯文临产时,日寇对抗联发动了残酷的进攻,她不得不跟着部队转移。

张卓亚(李兆麟烈士、金伯文之女):因为我父亲在这儿亮了相,日本鬼子认为这支老弱病残的20多人的队伍是总指挥部,就跟了他们整整一冬天,想歼灭它。12月4日,就在敌人尾随追击的过程中,我母亲在冰天雪地里生下了我的大哥。为我母亲接生的是她的一个女战友,非常有经验。她把孩子那头的脐带头系死后,另一头的胎盘还没有下来。这时鬼子已经追上来,不能再等了,她就把胎盘绑在我母亲的大腿根上,后来行军的路上胎盘下来了。胎盘要是不下来是要死人的,也算我母亲命大吧。

听我母亲说,那时候没有吃的,所以哪里会有奶呢。她就把战友们省下来的炒面调成糊糊,晚上拢起火来拿铁杯子在火堆里烤一烤。这半边糊糊已经糊了,那半边还冻着呢,就这样赶快给孩子喂了,因为马上还得行军。一般打下敌人据点时能弄到些大烟土,每个人都给很少一点留着备急用,受伤不行了才给抹一点。母亲说:经常给你哥哥抹一点,因为怕他哭。他本来就饿呀,控制不了就抹一点,让他不要出声音,睡着了好跟着大部队一块儿走。哥哥就这样活了下来。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抗联伤亡惨重。为保存中共在东北这支唯一的抗日武装,1941年抗联进行战略转移,大部分部队陆续撤退到苏联境内训练,以积蓄力量。1945年,张卓亚就出生在苏联的哈勃罗夫斯克。她出生以后大概七个月,东北战场局势发生变化,小卓亚就跟着苏联红军一块儿打回了东北。


1943年,李兆麟将军与妻子金伯文和儿子立克在苏联

生长在“办事处”的“红孩子”们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陆续设立了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接待中共过往人员,输送爱国人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设在陕西省西安市七贤庄1号。1939年4月8日,伍绍祖生于西安,当时他的父亲伍云甫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母亲熊天荆也在办事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和妻子何莲芝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

董良翚(董必武、何莲芝之女):1940年下半年我母亲在重庆,那时候地下党已有遭到破坏的迹象,党组织决定赶快撤离一批干部,就由我母亲带一批革命同志撤回延安。走到西安的时候,我在一所教会医院出生了。刚生下来的时候,就用一块三角形的毛巾把我一包,所以我后来身上老是冰凉。过了三天,我就被妈妈抱着出了院。

肖远立(肖显法、张园之女):1937年,我父母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调到红岩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我父亲担任红岩电台的台长,我母亲是报务员。1942年5月,我出生在重庆的中央医院。当时周恩来伯伯正好来医院探视别的病人,听说后就去看望我们母女,还对我母亲说:你这个娃娃长得白里透红,跟个洋娃娃似的。回到办事处后,因为天特别热,白天就把我放在二楼过道里的竹床上,我要是哭了,路过的叔叔阿姨就会给哄一哄。后来,因为红岩的孩子越来越多,母亲们就联合起来办了一个幼儿园,由家长们到幼儿园里轮流值班,我就在这个红岩幼儿园里长大。

季明烈士和妻子刘湘文都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他们一直在上海的中央特科从事地下工作。

季之光(季明烈士、刘湘文之子):我1940年2月10日出生,出生一个月后中央调我父亲回延安。当时父亲挑一副担子,一个担子里头搁着行李,一个担子里就放着我,母亲跟在后面。因为不能直接去延安,所以得先到苏北盐城的新四军一支队,从那里化装成商人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着再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这样,从上海到延安这一路走了好几个月。


1939年,邓颖超怀抱工作人员的孩子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出生在宝塔山下的“延安娃”们

那时候,我们这些出生在延安的孩子们是最幸福的,因为那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尽管因为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种种险境依然丛生,但毕竟我们一出生就能享受温暖的阳光、呼吸自由的空气,感受到父辈们血浓于水的革命情谊。

罗箭(罗瑞卿、郝治平之子):我1938年出生在延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延安娃,小时候大家都叫我罗小青。听我父母讲,当时因为他们工作忙没有时间带我,就把我送到老乡家。这个老乡是卖豆腐的,正好也生了一个小女孩。就这样两个孩子她都奶,不够的就喝一点豆浆。

1938年,冼星海来到延安,第二年就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冼妮娜(冼星海、钱韵玲之女):我与《黄河大合唱》同龄。1939年8月我们搬家,妈妈收拾窑洞累着了,我就这样提前出生了。当时我妈妈有产前反应,就叫我爸爸去找医生。我爸还以为她开玩笑,离预产期还差一个多月,怎么会出生呢?可是见我妈连声说“是真的”,我爸爸这才觉得不对劲,就一路小跑去请医生。这时我妈妈已经等不及了,肚子一阵阵疼,但身边却一个人也没有。这时,正好周密一蹦一跳地在外面玩,我妈妈就喊:“咪咪,咪咪!我肚子疼得不行了!”周密就赶紧回家叫她妈妈。她妈妈当时也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一听赶忙过来,洗手挽袖子上阵当了临时接生员,就这么把我给接生出来了。这时,我父亲也满头大汗地请来了医生准备给我接生。一看我已经出生了,那叫一个高兴。我出生以后就哭啊,声音特别响。我爸抱着我说:“嗯,好一个女高音!”

赵战生(赵毅敏、凌莎之子):我1939年8月26日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父亲当时任“鲁艺”副院长,是冼星海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我出生的时候不足月,只有五磅半重,妈妈也没有奶。正好当时冼星海的爱人钱韵玲也刚生了冼妮娜,钱阿姨就同时喂养我们两个宝宝。所以我既有生母,也有奶母。

胡木英(胡乔木、谷羽之女):我1941年1月23日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小名叫胡胜利。我出生后一个多月就得了肺炎,高烧十几二十天不退。父母虽然着急万分,但在延安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确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后来康克清妈妈知道了,她认识一位老中医,就请他给开了几副中药,由警卫员渡过延河把药送到了中央医院。吃完这几副药,我的肺炎才算是好了。所以我的生命既是父母给的,也是当时在延安的叔叔伯伯阿姨给的,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我存活下来。

陈伟力(陈云、于若木之女):我1942年1月出生在延安,父亲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那一年延河水出奇得大,雨水也很多。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下特别大的雨,大得吓人。妈妈不放心,就把我从窑洞里抱出来,放到我爸爸的窑洞里。结果刚抱出来,我住的那个窑洞 “哗啦”就塌了。

谢飞(谢觉哉、王定国之子):我父亲长征到了延安之后,被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毛泽东的代表,母亲则是西路军失散之后又找回来的红军,也在兰州办事处工作。在办事处,我父母相识然后结婚,后来又一同回到延安。我父亲每天都写日记,所以我出生在哪天,几点都有记载:“飞飞(延河),1942年8月14日上午10时生于延安,送到中央医院路上延河边。”因为当时我还不足月,母亲突然要生,于是临时赶快往医院里抬,结果才到半路上我就出生了,就在延河边,所以我的小名叫“延河”。

郑律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延安颂》的曲作者,1939年在延安入党,妻子丁雪松1937年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小提(郑律成、丁雪松之女):我1943年出生在延安。生下来因为不足月,身体就比较弱,加上那时候条件艰苦,妈妈也没什么奶水。我父亲去延安的时候背了一把小提琴,带了一把曼陀林。我妈妈就把小提琴卖了换了一头奶羊,挤羊奶喂我,我就是靠羊奶长大的。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小提,就是纪念那把小提琴的意思。

丑子冈1938年在江西加入共产党,同年去延安。女儿丑松亮出生时她担任洛杉矶托儿所所长。

丑松亮(丑子冈之女):我是1943年中秋节那天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的。当时我母亲马上要临产了,几个同志就用担架抬着她翻过一座小山去中央医院。那时候月亮特别特别圆,又经过了一片小松林。所以后来我父母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松亮。

杨拯坤(又名周盼),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1937年入党,在延安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丈夫王顺桐1938年入党。

王修文(王顺桐、杨拯坤之子):我1943年出生在延安,名字中的“修文”指的是贵州省修文县。据说在我出生的那个年月,我的外祖父杨虎城被关押在贵州省修文县,因此我父母为了让我永远纪念他,就给我起名修文。

实际上,杨虎城被关押在修文县是当时的误传。过了很久杨拯坤才知道父亲被关押的地点是息烽县。但是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儿子要把外公牢牢记在心里。

杨小平(杨勇、林彬之子):我1943年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当时我父母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因为生活条件差没有奶吃,另外还有四个孩子也和我的情况一样。当时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的李富春同志就在中直机关进行动员,包括毛主席在内,用大家一年的保健费为我们四个孩子买了一头土黄牛,不是现在的奶牛。虽然产不了多少奶,但是总算可以让我们几个孩子活下来了。

李延(李金德、李玉明之女):我1944年10月10日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我父亲那时候是周恩来同志的机要秘书,所以我们离周伯伯住的地方很近。晚上我们小孩子哭闹时,父母很着急,因为周恩来同志晚上还要工作,怕打扰他,就想搬远一点到山上去住。周伯伯很喜爱孩子,听到后就讲:“不用,我不怕。”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邓颖超妈妈当时每天有半磅牛奶,她就把这仅有的半磅牛奶给我吃。

钱泓(钱江、史萍之子,钱壮飞烈士之孙):我1945年8月1日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后医生护士们都特别高兴,说:“就叫八一吧!”就这样,我从1岁到20岁一直就叫钱八一。“八一五”抗战胜利那天,延安举行庆祝大游行,我母亲也想去。但她那会儿还在月子里,我父亲就不许她去参加,还把门给锁上了,我母亲就从窗户里跳出去参加游行了。等回来一开门,见我满脸都是血,老鼠把我的鼻子给咬了。

金茂岳,时任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在延安的八年中,他曾接生过3000多个孩子。

薛曙光(薛立平、刘立清之子):听妈妈讲,我在1942年阴历二月初四,鸡叫头遍的时候,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是金主任把我接到了这个世界上。

金星(金茂岳之女):当时听到这个数字,我很吃惊。在延安中央医院的产房有一个出生婴儿登记本。听我爸爸说,在行军的路上他一直带着这些本子,觉得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他从1939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就开始记录,一直记录到1949年,一共记了3800多个孩子。

出生在延安的红色后代们还有很多,有樊哲祥、肖蔚之女肖丰,刘型、程宜萍的之女刘松柏,张卓如、韩洁然之子张启予,舒强之女舒焰,马可、杨蔚之子马威威,梁金生烈士、姚淑萍之子梁汉平,黄德烈士、晓岚之子黄延岭,刘春、伊力之子刘歌,王诤、秦岩之子王苏民,沈元晖之女李建文……

这些已经年代久远的窑洞,如今或许正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可是在我们这些“延安娃”的心里,却始终是自己生命的摇篮。那久久不能忘却的萦绕于心的“第一声啼哭”,和着我们父辈迈向理想的坚定脚步声,一同向前、向前……■


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的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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