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交大使到国防部长——耿飚

2016-05-08 05:13:51


周总理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耿飚提出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就马上去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跟周恩来说:“耿飚这个同志敢说真话,反映实际情况,是个好同志。”

耿焱 耿莹 等 口述


耿飚(1909—2000)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任国防部长中,有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部长。小时候因为算命先生说他命里缺火,母亲于是给他改了名字,在名字里加了三把火,而且禁止他靠近水,所以在南方长大的他,就成了一个旱鸭子。然而,不会游泳的他,却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又远渡重洋,成为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毛泽东称赞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他就是耿飚将军。

开国猛将成为外交官 周恩来教其系鞋带

1950年春节刚过,正在西北前线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由中央一纸调令,携家眷来到数月前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北京,这是他第三次来京。1946年,耿飚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和交通处长,第一次到北平谈判。三年后参加完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又随着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队伍进入北平。这次耿飚来到北京,他将要脱下军装,从事外交工作。

耿焱(耿飚之女):他领着部队正往西北打的时候,中央调令来了,说让他去做外交官。他非常不愿意,一个军人脱掉军装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时中央说,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军事干部,因为外交就是战略,你懂战略懂军事。因为这个原因,他同意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立刻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大和联合国各机构一切活动的权利。同时,中央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大首席代表,着手组建中国参加联大的代表团,耿飚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但因为美国的阻挠,新中国被联合国拒之门外,耿飚又被任命为驻瑞典王国大使,成为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耿莹(耿飚之女):他们都是老粗,现在好了,让他脱了军装,一会要穿高跟鞋,一会吃饭要用刀叉,这对于打了那么多年仗的军人来说,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为了让新中国的第一批驻外大使尽快适应和熟悉国外的生活习惯,周恩来把大使连同家眷集中到了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教他们学习外交礼仪。

耿莹:总理找了国外经验比较多的人甚至国外友人,来教他们怎么使用刀叉,女士怎么穿旗袍、烫头发,烫成什么款式等。总理甚至细到连鞋带怎么系都教给我父亲。

大使出国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外交活动,是向驻在国国家元首呈递国书。但是,呈递国书的程序和礼仪以及该说什么话,大使们都一无所知,连给他们上课的老师也没有经历过。就在他们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十位驻外大使到中南海怀仁堂观摩东欧国家驻华大使向毛泽东呈递国书。

耿焱:他们在一个屏风后面看着外国大使进来,怎么样走,怎么样呈递国书,当时的仪式什么样。他们十个人在后面学习,学习完了心里多少算有点数了,知道我们到了外国应该怎样做。其实,他们还是很紧张的。

毛泽东听说他们在屏风后面观摩,决定见见这十位即将赴任的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

孔祥琇(耿飚秘书):毛泽东接见他们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派你们出去我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这是何等巨大的政治信任啊!后来周总理又在旁边添了一句话,做一个诠释:“革命军人政治觉悟高,纪律性强,派你们出去主席放心。”就这样一种信任感,把这一群泥腿子、土八路推上了外交官的道路。



1956年3月,贺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的身份出访巴基斯坦时,与耿飚大使在飞机上

“掌握方向盘”的大使 秘密执行周恩来交付的任务

1950年7月,耿飚乘坐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向莫斯科进发。到达莫斯科后,跟瑞典外交部联系时,才得知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休假去了,耿飚不得不在莫斯科停留了近两个月。8月底,接到瑞典外交部可以赴瑞的消息后,耿飚再次起程,乘坐国际海轮航行了整整七天,来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9月19日,耿飚第一次向外国元首呈递国书。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派了一辆王室专用的六乘王辇接耿飚进王宫。在王储代国王接过耿飚递上的国书后,还没等他致辞,国王就客气地请他坐下交谈,耿飚在怀仁堂认真学习准备的递交国书的礼仪也没有完全用上。

孔祥琇:我们一个武官一边走一边发抖,耿飚说:“你害怕什么?”他说:“我不害怕。”“不害怕你干吗发抖?”“我紧张。”“你紧张什么,又不是你去递交国书?”“不是,我也不紧张,我就是发抖。”他很佩服耿飚那样沉着冷静、没有任何紧张的状态,特别是当突然改变接待流程的时候,颂词不颂了,坐下来交谈,这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是他轻松自如地应付了下来,成功地迈出了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瑞典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不参加军事条约和军事集团,成了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几个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通过做瑞典的工作,来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改变西方对新中国的看法,这也成了耿飚的中心工作。

耿莹:在一次宴会上,父亲碰见了瑞典的一个司令官,据说他掌握着全瑞典的部队。他听说我父亲是个将军,并且看着瘦瘦的,就问:“你带过多少部队?”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想自己在十九兵团的时候带过部队打仗,大概算了算,就跟那位司令说了。司令一听,站起来就给他行了一个军礼,我父亲也赶快站起来回了个军礼。那位司令说:“你真了不起,你指挥的部队比我们全瑞典的部队还多。”

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位来自新中国的大使,竟然自己开着车出现在大街小巷。这成为瑞典外交界和新闻议论的话题,掌握方向盘的大使,还上了瑞典的报纸。

孔祥琇:解放战争中,耿飚就学会了自己开车。解放石家庄的时候,他把车开翻了,把罗瑞卿、杨得志统统翻到沟里去了。罗瑞卿起来后说:“你的车开得不错,但我是最后一次坐。”而杨得志看看没受什么伤,就说没事,没事。耿飚还曾经把一个有故障的车,光用前驱动从石家庄开到了天津。

耿飚自己开车,不但给新中国大使在西方的亮相加了分,还自己开车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秘密任务。1951年冬天,耿飚收到了李四光的一封来信,同时还有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耿飚协助李四光的女儿从英国回国。为保密起见,耿飚决定给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写封信,让她假装到北欧旅行,悄悄到瑞典。

孔祥琇:送这封信是个很危险的差事。他和夫人赵兰香开着车,沿着公路向郊外跑,跑了好远,周围没有人烟了,一片森林,监听、望远镜之类的都达不到了,见路边有一个邮箱,他们就停下来假装修车。由赵兰香同志监视着,耿飚飞快地把信投到邮筒里。这样邮差过来以后就把信收走了,就完成了秘密任务。

李林接到信后,按照信中的约定,顺利地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在耿飚的安排下乘船途经芬兰,转道莫斯科回到了中国。

揭露美国使用细菌战丑闻 为朝鲜战争立功

1952年1月,为了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美军在朝鲜发动了细菌战。耿飚从国内发来的通报中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使馆人员向各界人士揭露美国的罪行,但很多人都不相信美国能干出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事情。

蔡华同(耿飚秘书):得知瑞典有一位很著名的女生物学家安德烈,耿飚同志就去找她,跟她谈了这个事情。这位生物学家开始不相信,她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怎么会搞生化武器?后来,她自己组织了一个小组,亲自到朝鲜去考察了一次。

安德烈在朝鲜北方地区,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大量居民和医务人员,在现场收集了大量食物带回瑞典化验,结果在食物上发现了大量的致病细菌。

蔡华同:因为她是权威的生物学家,所以当她的检测和调查报告出来以后,西方国家的报刊就刊登了。

耿莹:他是搞外交的,知道西方人对舆论的认同和舆论的重要性,所以他才这样做的。这件事情对朝鲜战争影响很大。有人说,这个中国的老土还真厉害,还懂得这一套。

新中国除了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较量,一直从未间断过的还有争取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斗争。1953年,瑞典副外长哈马舍尔德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周恩来指示耿飚找他面谈,争取他就任后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做出努力。

蔡华同:哈马舍尔德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对中国也比较友好,但他也害怕,为什么呢?当时联合国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他这个秘书长在一些大事上起不了决定作用。所以当时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他不敢在公开场合跟耿飚接触。

虽然耿飚与哈马舍尔德之间并不陌生,但为了避开新闻媒体的注意,避免引起美国人的不满,他们还是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市一个偏僻的小图书馆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耿飚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向哈马舍尔德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哈马舍尔德表示会在工作范围内给中国以帮助。虽然在美国的操纵和阻挠下这次新中国争取恢复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努力依然没有成功,但是耿飚与他的秘密会谈让哈马舍尔德加深了对新中国的认识。

蔡华同:哈马舍尔德后来就说了这句话:虽然这次中国代表权还是由台湾方面把控,但是以后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出了空缺以后,我不会再用国民党方面的人,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他这个表态很好,为新中国以后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提供了一个好的条件,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赴巴基斯坦当大使 打开中国西大门

1956年初,当了五年瑞典大使的耿飚,接到外交部通知,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得知耿飚离任消息的瑞典外交大臣安顿,为耿飚举办了一个告别酒会。在酒会上,安顿对耿飚说:“这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是正确的,现在可以进入快车道了。”

从1954年开始,美国策动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形成两条链条,通过巴基斯坦联结起来,在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了弧形的军事包围圈。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国家的赞扬和尊敬,消除了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疑虑和误解,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发展,打破了新月形军事包围圈链条的中心点。

蔡华同:耿飚到巴基斯坦后,有一次回国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就叫他单独留下来,与他做了一次谈话。

孔祥琇:毛主席说:“你在国外知不知道国内的事情,你对形势怎么看?”耿飚就正面回答:“我们实际上被人家包围了,现在我们进出中国只有一个南大门,只有一个通道,那就是香港。”

蔡华同:毛主席说:“单靠香港南大门不行,我们要打开西大门。”西大门指的就是巴基斯坦。他说:“你去的任务,就是要打开西大门。”

新中国的对外交通,除到东欧和北欧可以取道苏联外,去东南亚国家要取道香港,去西欧和非洲还要绕道香港,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很大不便。耿飚设想建立中巴航线,开通两国间的公路交通。

耿焱:他研究了局势,提出我们可以建立一条战略的公路,从新疆喀喇昆仑公路通过去,通到巴基斯坦,一直到卡拉奇出海口,这样我们就保持了一个出海口。

耿莹:他还写了报告给总理,总理看了以后给毛主席,毛主席没有半点犹豫,说:“同意,坚决要搞。”

耿飚提出的建立中巴航线、开通两国间公路的建议,也得到了米尔扎总统的赞赏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

蔡华同:都同意,都觉得很好,他们就着手讨论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国内的情况跟中国不一样,不是说领导一同意,就能行得通的,各方面都要打通。当时巴基斯坦要跟中国连接的那个地方地势比较崎岖,都是山区,另外里面还有好多民族,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巴基斯坦就用了六年的时间。问题解决后,到第八年才开始建这条公路,一建就是12年。


耿飚和夫人赵兰香

与缅甸谈判 攻克最难解决的边界问题

1958年10月,在外交战线工作近九年的耿飚想换换环境,希望能回到部队工作,于是给刚刚上任的外交部长陈毅发了一封电报,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看了电报的陈毅大发脾气,回电说,耿飚你辞职的做法是不对的,我刚上任你就不干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得悉此事的周恩来也给耿飚发电报,让他留下来,安心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第二年10月,耿飚奉调回国,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在外交部,耿飚主管南亚和东南亚的外交业务,负责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国签订边界条约及协定工作。

耿焱:担任副部长期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和几个国家进行边界谈判。他非常辛苦,在北京谈了一些边界的原则后,一定要就地划界,当时立界碑,还一定要谈判小组亲自去,双方认可后,立了碑才算最后划界完成。所以在每一个边界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与四国的边界谈判中,由于中缅边境比中阿、中尼、中巴边境长,而且由于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中缅边界谈判耗时最长。1960年,为谋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准备去缅甸过泼水节。正在中缅边界考察的耿飚,接到了外交部的电报,要求他在周恩来去缅甸之前一定要把边界定下来。根据在中缅边界考察获得的一手资料,耿飚给中央写了一份中缅边界的报告。

孔祥琇:他提出他的建议,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结果谈判的时候很愉快,没有什么阻力,所有的困难包括国际惯例、民族间的情绪统统考虑到。这么复杂的一个边界问题,结果谈得一片祥和,最后缅方授予耿飚一级勋章、绶带。

1963年,为了加强中国和缅甸的友好关系,支持缅甸国内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毛泽东指示派一名“政治上要强,最好懂军事的”副外长接任驻缅甸大使,耿飚再次出任大使。

写大字报对抗造反派 被打成“反党集团”

1967年初,各驻外使领馆人员都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耿飚因要处理使馆事务,安排驻缅甸使馆人员先行分批回国。但造反派却指定大使夫人必须先走,等耿飚回到国内后才知道,他们是为了让大使夫人背靠背揭发耿飚的“问题”。

耿志远(耿飚之子):那时候是我妈妈先回来挨批的。我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天还很冷,我妈妈因为挨批没有去机场接他,我和我妹妹就自己带了个大衣骑个摩托车跑到机场去接的父亲。父亲一回来,就被造反派弄到一个面包车上了。

从此,耿飚便开始了被审查、批斗的苦难历程,大会斗、中会批、小会逼供成了家常便饭。在反反复复的批斗中,耿飚病倒了,造反派给他扣了个“假装生病、逃避审查”的帽子,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住进了301医院接受治疗。

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头目做了一次讲话,煽动造反派进一步夺取外交大权,并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蔡华同:在他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闹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还要去砸烂缅甸驻华大使馆,当然后来没砸成,但是火是烧了。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大为光火,说这是反革命行为啊!

王力和造反派头目被隔离审查,外交大权重新收回到中央掌握,但“打倒陈毅”的口号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社会上还不断出现“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口号,使得连家带口被扫地出门、被指定搬到驻法大使黄镇家中的耿飚忧心忡忡。

耿焱:他和黄镇牵头,还有一批老大使,大家组织起来,说你们造反派写大字报,我们就不能写吗?那时候十几个大使常常到我家去,差不多都是第一批派出去的这些老干部,他们也来写大字报,一签就签好多人的名字。这样,在外交部他们就引领一些方向,你造反派说一些言论,我们要提出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

大字报贴出后,一起写大字报的大使变成了“反党集团”,耿飚和黄镇起草大字报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头,成了批斗的主要对象。就在耿飚在外交部挨批的时候,耿飚的大女儿耿莹到银行取了100元钱,没想到这件事给耿飚带来了更严厉的批斗。

耿莹:取了以后,账号就被封了,外交部里马上就有大字报贴出说“耿黄反党集团”要叛逃,派大女儿取巨款、小女儿到新疆去探路。当时我妹在新疆王恩茂家里,就说她在新疆探路、我取巨款,要叛逃。

这次批斗持续了28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督促下,耿飚和黄镇才得以从“牛棚”中解放出来。

赴任阿尔巴尼亚 仗义直言受肯定

耿飚被中央派往被毛泽东称赞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担任大使,成为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耿焱:他到阿尔巴尼亚后一看就觉得,这种国家怎么能被称为“社会主义明灯”呢?并且我们国家还给了它那么多的援助。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这人非常能够做实地调查),去了很多我们援助阿国的工程项目工地,想看我们援助的结果。结果是,发现我们的物资都被扔在地上。

蔡华同:比如说,我们援助它很好的钢材,那时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钢材,我们国内都很稀缺,结果他去搞什么呢?他去搞电线杆子。我们援助他最好的水泥,当时水泥我们也很缺的,他去搞什么呢?他去建烈士陵墓。这不是浪费嘛!

从1954年开始,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达到90亿元人民币,对阿方的援助是“有求必允”。看到中国勒紧裤腰带给他们的援助遭到如此的浪费,而且又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耿飚决定向国内如实反映情况。

耿焱:他在使馆进行研究以后觉得,“社会主义明灯”不能再叫了,而且我们也不应该给他们那么多援助,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应该重新认识。他从战略上提出了问题:我们值不值得这样做?他认为我们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是错误的。但是,想对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来一个扭转,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大使而非中央领导人提出这样的看法是要担风险的,一般人都会犹豫,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犹豫,但他认为,作为一个有资历的大使,他有责任向中央、向毛主席提出存在的问题。

报告很快传到了国内,通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交到了周恩来手里。

蔡华同:周总理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耿飚提出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就马上去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跟周恩来说:“耿飚这个同志敢说真话,反映实际情况,是个好同志。”

耿焱:很多人非常钦佩他,他敢直言不讳,点出了问题,而且他的观点是经过实地考察的,这使得中央开始认真地对待我们国家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最后做出了彻底的改变。现在外交部很多人都说,几乎没有第二个人敢说这样的话了。

再次穿上军装 回到一心向往的部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从9月下旬开始,电台、电视台突然开始宣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

10月1日,华国锋在乔冠华联合国大会发言稿的送审稿中,也看到了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而此时,乔冠华在9月30日已经去了联合国,并准备在10月4日发言。10月2日晚上,耿飚突然接到华国锋的电话,通知他到国务院会议厅商量事情,让耿飚把“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去掉。

原来,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因自己发音不清楚,怕华国锋听不清,于是用铅笔写成字条给他看,“照过去方针办”就是其中的一张,后来被“四人帮”改动了三个字,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蔡华同:毛主席当时的指示是“照过去方针办”,不是“按既定方针办”,他并不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或整个国家政府工作的指示,而是针对的华国锋当时跟毛主席汇报的具体工作。毛主席当时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了,就用笔歪歪扭扭地写了六个字。这六个字后来华国锋给耿飚看,耿飚就给我也看了,这六个字就是“照过去方针办”。

耿莹:华国锋当时很着急,说:“这句话写得不对,不是‘按既定方针办’,是‘照过去方针办’,必须改过来!”我父亲说:“华主席你别着急,因为有时差,可以利用这段时差,把乔冠华的发言稿改过来。”

第二天晚上,华国锋又派车把耿飚接到了东交民巷的住处,并对他说:中央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耿莹:华国锋当时告诉他:“耿飚,这几天你在家等着,哪儿也不要去,我会有电话给你。你接到红机电话必须是我打的,别人的你都不要听。”

10月6日晚上8点多,耿飚家中的红色电话机响了,耿飚拿起话筒确认了华国锋本人的声音后,迅速赶到了中南海怀仁堂。

耿焱:他到现场的时候,“四人帮”已经被抓了,交给他的任务是把电台接管过来。华国锋给他交代完任务后,还给他写了一个手谕,说是给邓岗的。他拿着这个纸条,就坐车去了。

出发前,华国锋特别交代耿飚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一切都交由他处理,不要让外面看出异常。

晚上10点,耿飚带着10名战士,冲进了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耿焱:邓岗是当时电台的领导人。他们进到邓岗的房间后,邓岗感到很突然,他的手立刻放在了电话上面。我父亲说,你可以打电话。邓岗非常聪明,反应非常迅速,他说没有那个必要了,我服从。这时我父亲把华国锋的手谕给他,他说我接受。这个过程就这样结束了。

1979年,耿飚再次穿上了脱下近30年的军装,回到了他一心向往的部队。耿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两年后改任国防部长。时任国防部长的耿飚当时身边有三个秘书,习近平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耿飚退休后,习近平每年都要登门探望。

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有一位北大学者曾经这样说过:“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而耿飚自己却说,他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节目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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