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英相识相爱的日子

2016-05-08 05:13:10


这是我的母亲董边生前给我讲述的和父亲田家英的故事。我把它整理成文,为纪念我的父母亲,也为了那一代延安人。——曾自

董边 口述 曾自 整理


田家英与夫人董边、女儿曾立合影

我怀念延安的生活,怀念我和家英相识相爱的美好时光,我和孩子们讲过:“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

初次接触

家英在家乡成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和一位叫刘承慧的进步女性比较要好。以后家英离开故乡到延安,组织上把刘承慧留在成都搞地下工作。刘承慧的妹妹刘承智,也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青年,对家英有很好的印象,以后也去了延安。1940年家英在马列学院时,和刘承智结婚了。

1941年7月,毛主席提议成立中央政研室,我和家英同时从马列学院抽调到政研室。到研究室后,家英全身心地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刘承智则喜欢活动,好玩,好跳舞。两人兴趣不一致,女方提出离婚。延安的婚姻,只要一方提出意愿,就可以离婚。刘承智给组织上写了报告。

家英思想上不同意离婚,但是鉴于女方坚持离,他情绪很不好,躺在炕上不吃饭,不工作,也不起来。周太和是政研室党支部书记,他把我叫去:“董边,你是支部委员,去做做家英的工作,他和爱人离婚了,情绪不好。”我接受了任务去劝他:“你要想得开,工作仍然要做,饭也要吃,不能白天都睡着不起来。”开始家英很不愿意和我接近,后来去多了,他不好意思了,就起来了。

一次说到交谊舞,家英说,什么交谊舞,应叫“顶肚皮”。从苏联学来的交谊舞,在延安火得很,我那时也是舞迷。家英的固执,使我生了气:“你不跳就算了,不要胡说别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吵了嘴,反而相互有了好感。也许是被对方的单纯和执着所感染。

有了感情

接触多了,渐渐地我和家英熟悉起来。

在延安,大家起床非常早。5点多天不亮,我就去叫他。他的门不锁,没有衬衣, 就穿着那一身灰军装和衣而睡,我一叫,他爬起来就走。

那时正是德苏大战的时候,我们经常拿上书报、地图到山顶上看。看苏德战争的战场打到什么地方,就在地图上画出来。每天早上都去,就在我们窑洞的山顶上。山上没有人,也没有石头,没有树,就是些土堆堆。

王家坪军委所在地的外边,有一片树林,叫桃林,周末大家都在桃林跳舞。没人的时候,我们也到桃林里散步,谈心事,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晚上在树林里散步,非常惬意。桃林离杨家岭政研室住地二三里路。

延安人对延河是很有感情的,洗衣、洗脸、洗澡都在延河里。洗澡还分男区、女区,大家跳到水里边洗。阿胖徐方略说,家英那时只有一身衣服,把衣服洗干净晒到岸上,光着身子泡在水里,等衣服干了再上来穿上。李锐文章中也说过:“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上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了。”延安的生活的确是这样,衣着非常简单。

我们好了以后,常常一同去延河边洗衣服,边洗边说,不知不觉衣服就洗完了。洗完后,我们就背靠背地坐在河边石头上聊天,有时聊到深夜12点。延安很安全,不用担心天色多晚了。望着天上的星星,我们聊小时候的事情。家英说他从小在家乡无父无母,哥嫂对他很刻薄,生活上很少温暖,13岁就脱离了家庭,靠卖文为生。他坚持自学,最后考上成都最好的中学。而我的家庭,受封建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严重,因我是第三个女孩子,没人呵护,5岁就到地里干活,从未得到家庭的温暖。小小年纪曾以绝食和父亲抗争,要求读书,直奋斗到太原读了高中。家英生活在城里,我生活在农村,我们却有着相似的童年,都过早地领受了人间的世态炎凉。

我们交心地聊着,相互感到很温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田家英

整风中加深了解

我和家英在思想上渐渐加深了解,还是在延安整风以后。1941年开始的整风学习,互相交换看自传,互相提意见。这样对对方的思想和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家英的自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家乡办刊物。他们几个十四五岁的青年自办的《金箭》杂志,在成都地区影响还不小呢。第二个印象,就是他受侯方岳兄的影响。在救亡运动中他接触了地下党组织,侯方岳同志介绍他读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传》等书籍,使他从参加救亡运动的爱国主义者,成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

前几年我曾向中央组织部要过田家英在延安时填写的自传,但没找到。延安时写的思想自传,有万把字长,对研究人物的思想成长很有价值。

延安整风,思想入党是个关。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资产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这段话对大家震动很大。像我这种学生出身的党员,思想单纯简单,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入党了,可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究竟入没入党呢?

组织上要求每个人深刻检查“思想入党”的问题。邓力群是政治组的组长,吴俊扬是党小组组长。我们这个小组是在吴俊扬和家英同住的窑洞里开会。讨论时,话题很热烈。家英一开始就对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献心服口服,学得认真,讨论问题时发言也是很积极的一个。

1942年3月,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教条和裤子》的社论,把教条主义和我们的缺点比作藏在裤子里的尾巴,“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割出血”。“共产党在爱护自己的人们面前严肃地表露自己,是则是,非则非,为什么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呢?”这篇文章对大家敞开思想,大胆提意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逐个讨论某某够不够“思想入党”时,大家对我的评价还好。对家英,则指出他较多的缺点。大家提出他有骄傲自满、自由主义、自由散漫的毛病。家英认为这些意见提得太尖锐了,“自由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思想上不好接受。开会的当晚,他饭都没有吃,躺在床上蒙着头哭。那时我和他已经恋爱了,两个人互相交换“思想自传”,谈得很多。他没有吃饭,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很心疼,下山给他买了两个烧饼,塞到他的枕头底下。我劝他,思想变化,是要经过自己的痛苦的斗争的,但是饭还是要吃。家英人非常聪明,也很要强,但他确实思想上较脆弱,听不得过重的批评意见,这和他平时思想敏锐、比较自负有关系。我给他烧饼,又劝了他,他很快把饼子吃了。

他后来和我说:“思想转变,不经过认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对大家的批评一时接受不了,但经过认真的思索和反思,最终想通了,还是接受下来。

延安整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很快地成熟起来。

“看,伊凡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

在政研室,家英和谁都能说得来,非常善于说话。而我却不善说,但和家英相熟后,我们俩很能说到一起。

家英给人的印象,不拘小节,走路蹦蹦跳跳的。在陕公时,同班的金岚给他起了个外号——“田鸡”,说他活像一只小青蛙。从此大家都叫他田鸡,家英不但不生气,还索性把笔名改作“田基”。在政研室,他年龄最小,阿胖叫他“田儿子”,他也不生气。以后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田儿”,没有人叫他田家英。

家英衣着不讲究,邋邋遢遢,鞋子经常是破得露出脚趾头,衣服只有外边的一套,里边也没有衬衣。开饭时,大家都用搪瓷缸子吃饭,家英人小,个子不高,但饭量大,吃得特别多。他头上顶着个搪瓷大钵子,盛得满满一钵小米饭,打回窑洞边看书边吃。

和家英相好后,我给他做了一双布带编成的凉鞋,还用他从家乡带到延安的一件粗呢子大衣给他做了一条罩裤,用大衣里子做了内衣和内裤。家英穿上后,政治组的同志见了,开心地笑他说:“你们快看,伊凡(我在延安时的名字)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啊!你们看到没有呀。”家英穿上新衣也非常高兴,这是他到延安后第一次穿有人专为他做的衣服,心里当然暖烘烘的了。大生产运动后,我又和老乡换工,我纺线,让老乡帮我织布,换回蓝条粗布,给家英做了衬衣,还做了一床被子。

那时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延安八年,每人就做过可数的几件衣服,平日全部的家当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如果有人结婚,就带上自己的行李,两个人搬到一个窑洞,就算结婚了。但那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却那么的美好,内心深处有着无限的憧憬,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每天都有新的希望、新的企盼,充满了活力。

和家英定了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好像曾经并没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一样,两人也没有生气,没有不好的话。我和刘承智在女大时是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的,来往不多,只是跳舞时认识。当时知道她是田家英的爱人,两个人个性不合。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助她一点吧。”

逄先知告诉我,家英解放后和他提起过刘承智,说她长得特别漂亮,眼睛很大,像七仙女。谢静宜也说过,家英在杭州开会,没事时常爱和他们聊天,记得家英提起过离开家乡赴延安前,去和女友告别,走到家门口,向里边望,看见女友坐在屋里,背向着门,没有发现他。那个女孩梳着一条大辫子,他望了好一阵,一转身,想到反正是要走,不告别也罢。便把心一横,心头念道:罢了,罢了,随她去吧。为了革命,为了求真理,走一条奋斗的道路,家英这个极重感情的人舍掉了个人感情。

“我的所爱”

家英的记忆力过人,诗歌看过几遍就背下来了。在研究室谈恋爱时,从我住的地方到家英住的地方,排着三层窑洞,家英住在最高一层,我住在第二层,下边还有一层。两个人你追我追,绕着山追时,他就边跑边大声地背着鲁迅讽刺小资情调的拟古新打油诗《我的失恋》,引得我哈哈大笑。

“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

“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没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么长的诗家英一字不落地背着。他还背过许多白话诗,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都是些非常有意思的诗。

家英酷爱文学,背旧诗作新诗,都是他的所好。早在陕北公学时,我们女生晚上睡下闲聊天,“田家英又作什么新诗了”都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之一。家英和我说过,他想写一部小说,讲两个青年人追求自由、追求理想、投身革命、在战火中洗礼的故事。我笑他,以为他说说而已。后来他真写了一篇《小红萝卜》的小说,描写一个儿童在战火中的故事。他拿给我看,我给他泼了冷水:“你没到过前方,更没有战地生活的体验,小说是编的,缺少真实感。你还是多写写杂文吧。”他听了我的反对意见,没有生气,也没有把这篇小说送报社。

晚年,我听他的一位朋友说,新中国成立后家英对他的“小说”念念不忘,说今生不写出一部小说来,死不瞑目。听到这话,我不禁想起和家英在延安的日子。

我们结婚了

整风以后,两个人思想感情更深了。结婚是家英先提出来的。

有一天我们到山上读报,读完了,他忽然把我抱住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吓了一跳,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想一想再说吧,不要那么仓促。”谈到结婚,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到政研室之初,我就不愿意蹲机关,随时准备上前线的。我从学校来延安,没有到实际中锻炼过。延河两边的山沟都是公家的窑洞,中央机关都在杨家岭,平常跟老百姓离得很远,听见他们唱着信天游赶着驴子过去了,从没有接触过老百姓。

我没有马上同意,后来我们商量了约法三章: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

那时已快到1942年年底了。我提出来后他同意了。我们商量结婚不拘形式,只要和党支部说一声就可以了。我让他去,他不好意思,让我去,我便去找了支部书记周太和。我向他报告了:我和家英决定结婚,但不拘形式,请你为我们保密。周太和同意我的意见。1942年12月12日晚上,我们约了彭达章,三个人在炭火上烧了一缸子红枣。彭达章是经济组的,又是支部组织委员,和我们关系很好。正在吃红枣时,王惠德跑来了:“听说你们结婚了,是真的吗?”我说:“没那回事,我们在这谈学习呢。你愿意来就来参加吧。”他说:“那我不来了。”说完便跑掉了。第二天一宣布我们结婚了,他大叫一声:“我昨天受骗了,受骗了。”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是1944年6月生的第一个孩子。发现怀了孩子,我曾到延安中央医院要求打胎,接待我的是一个苏联大夫。他说你是第一个孩子,如果打了,第二个孩子就落不住了,不同意打。我自己为了让孩子流产,在草坪上又蹦又跳,但那时我年轻,孩子特别结实,怎么也掉不了。到1944年初夏,快要临产了,心想,只有生了给人吧。因为那时一般女干部生了孩子,只有回家带孩子,根本没法再工作。我提出后,家英也同意了。

延安生孩子,预产期一到就住到医院去,因住地离医院较远,临产了再去,没有交通工具,就只能抬担架了。中央医院在马列学院的后头,离杨家岭挺远的,有十来里路。到了预产期,家英牵了个骡子把我送去的。

在中央医院,我住了大概一个月才生。这期间家英来过几次,还给我送来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我还做了两双鞋,交给公家参加大生产。

同住的都是要生产的妇女,也有老百姓在那生孩子。我认识了枣园后沟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吴桂花。出去散步时,大家都是挺着大肚子,摇摇摆摆的,常在一起聊天。且住房也是几个人住一间,几个大肚子觉得互相都很可笑。点灯时大家排队站在一起,影子照到墙上,大肚子扭来扭去,大家哈哈大笑。

我了解到,吴桂花这次怀孩子已是第三胎了。前两胎生下来都死了,她很担心这次孩子能否活下来。我说:“你别着急,如果生下没活,我的孩子送给你。”她有些不相信,说要等丈夫来了商量一下。她丈夫来了把我叫去,很不理解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给人?”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没有专门人帮助带孩子,公家也没有托儿所,延安的保育院只收首长的孩子和烈士子弟。要上前方,要打日本,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说实话,如果和当地的老乡关系熟悉,也可以给老乡带。而我们在延安机关工作,和老乡不来往。如果像后来在河北冀东工作,每天都和老乡打交道,肯定把孩子放在谁家都可以带。

说了这些情况,吴桂花的丈夫还是不太放心。他说:“你们干部的话我们信不过,如果给了,就不能再要回去,要写字据为证。”我当即给他写下字据:“我愿意把我的孩子送给吴桂花养育,永远不要,立此为证。”

吴桂花先于我生的,果然孩子又是死胎。我在她后边生的,生的时候很困难。因我的骨盆小,又是头胎,生了三天三夜,生下一个男孩,一口我的奶也没吃,就抱给她了。孩子抱走了,我的奶水好,胀得要命,不断用吸奶器往外吸。生后六七天,我去看过孩子,白白胖胖的。

生产后,家英和研究室的张云天一起来看我。家英也去看了孩子,回来后和我讲,孩子长得像他,可惜不能抚养,流露出不舍的感情。我说:“像谁也不行,已经给人家了。为了工作,为了将来上前方,现在我们只有忍痛牺牲,别无选择。吴桂花是位老实的农民,她会抚养好这孩子的。”

十来天后,吴桂花的丈夫来接她出院,我送他们到门口。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去看过那个孩子,答应不要了,就坚决不去看了。最初听到有人传来话,说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以后又传来信,说孩子死了。我没有相信,我认为是老乡怕干部以后再把孩子要走,故意传的话,好让干部死了心。其实我没有半点要回来的想法,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听到这个信,我就想是老乡在骗我们,孩子一定生长得挺好的。

新中国成立后,家英还想托人找延安的孩子,他在中南海和彭老总散步时说起过,是我拦住了。和人家有协议,怎么能反悔呢。



田家英与爱女

大病中,得到家英无微不至的照顾

生完孩子,回到杨家岭,因身体虚弱,再加上窑洞里潮湿,一个月后我的气喘病犯了,病得很重。

家英拿稿费到延安新市场买了两只鸡,拴在牲口尾巴上,结果鸡一扑腾马还惊了,差点把家英摔下来。回来不会杀,还是吴俊扬帮助杀的。收拾好的鸡放到窑洞里,等到做时,看到苍蝇爬得满满的。那时一点生活经验也没有,结果鸡没法吃了,只好丢掉,让人非常心痛。那时买只鸡也是很不容易的。

组织上照顾我,把我调到中宣部,和家英住在一起。吃饭、医疗都是家英照顾的。这次一病就是半年。

延安的女同志生了孩子可以吃一个月的小灶,勤务员给打饭,以后就都是在大灶吃了。窑洞里有炭火炉子,用大茶缸子在上边煮半碗挂面,没有菜,家英便把他在杨家岭食堂的那份菜,吃一点,给我剩下大半碗带回来。我说:“你别都留给我,自己也吃一点。”但他仍然每次带菜回来。家英饭量大,但为了我,他自己一点也舍不得吃。

晚上睡觉,因为喘得厉害,我根本躺不下去。延安没有枕头,枕头套里装上几件衣服就算枕头。我坐着没有东西靠,家英见我喘得厉害就坐在我身后边,让我的背靠着他的胸。我想他第二天还有工作,说:“你睡觉去吧,我能坐着。”他不离开,用他的身子的热气给我取暖。

那次大病有半年的时间。病中,乔木来看过我,他一进来看到我的样子吓了一跳,觉得病得很重,以为我快不行了。乔木回去后,出面请了杨家岭医务所的一位老先生,每天来给我打针。也不知道打的什么针,一个月的样子,病渐渐好了。

乔木对我的病印象太深了。1962年我到陕西临潼搞调查,接到乔木的信,是他从报上剪下来的一个治哮喘病的土方子。我当时很感动,他工作那么忙,还记得我有这个病根,那已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啊。

在延安发哮喘病,第一次起因是感冒后涮钢板,第二次就是生孩子。生孩子后是最重的一次,给我印象非常深,从此我便得上了这个跟了一辈子的鬼病。病中,家英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我们真是互相照顾,互相爱护,渡过了难关。春天来了,病渐渐地好起来。
以后,家英到乔木处编解放区语文教材,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则参加审干甄别工作。再以后,我在中宣部搞生产运动,兼作研究延安的报纸。

从1942年到1945年,我和家英在延安共同生活了三年。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田家英在这里开始了跟随毛泽东的生涯

送别桥儿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延安组织大队人马去前方。我和家英商量也想上前方,我的这个心愿很早以前就有。调来政研室时,我就向陈伯达提过想做实际工作的要求,陈答复我说:“你再提就枪毙你。”他这么个态度,我哪敢再提。

1945年10月,杨家岭组织了上前方的队伍。因政研室就我一个女同志,我便给蔡大姐写了一封信,要求上前方,希望和中央妇委的同志在一起。蔡大姐第二天就回信了,同意我参加妇委支队。我和冉实、孔筱分在一个支队(孔筱是我太原高中同学,我们一起参加的八路军)。

家英也想去前方,但组织上没有同意他走。乔木主持中宣部工作期间,家英在他的领导下编解放区中学语文教材,乔木很赏识他,不放他走。

为送我走,家英到东风市场买了牛肉,在炭火炉上焙成牛肉干,作我路上的干粮。

冉实是研究室吴俊扬的爱人,要和我一起走。家英和吴俊扬是好朋友,他们一起送我们。从杨家岭一直送到桥儿沟,大概有十几里路。我们让他们俩别再送了,回去吧,他们不舍得回,还是往前送,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一再说“回去吧,在前方见”,他俩才站住了,一直站了很久。这一次送别,吴俊扬也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队伍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了张家口,冉实被分赴东北,我分赴冀东。在张家口,我们看到卖水果糖的,这是1937年到延安后头一次看到水果糖。我们兴高采烈地买了两斤,托人捎回延安给家英和吴俊扬,也不知家英他们是否收到了。后听吴俊扬讲,1946年5月,他也离开延安到前方了,走的时候,家英让他给我带去十几个银元,是他的稿费。吴俊扬到张家口后,便交去冀东的人代捎,但因路途远,转托的人也多,没有捎到。我今天确实不记得有人捎来银元的事。

“鸿雁飞来泪两行”

到了绥德,部队分开了,绝大多数人到东北去了,只有七八个人到冀东。我和诸太乙、李振平被分配赴冀东。

到了冀东,与延安通信很困难。后来家英来信告诉我,我走后,他感到很寂寞,休息时还学了拉胡琴。一次他接到我的来信,正在杨家岭给学员上课,拆开信一看是我的字,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学生说:“哎呀,老师哭了。”家英只好讲:“今天不上课了。”后来他在给我的信上作了一首很长的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惊闻冀东烽火起,鸿雁飞来泪两行。”

还有一次,家英托一个从延安来冀东的熟人带来一首诗,我只记得一句“少年夫妻百事哀”其他都不记得了。我有一个小红本,家英给我的诗和我给他的不成诗的诗都抄在上边,是表达当时的思想感情的。解放后放在妇联机关办公室的抽屉里,“文革”被抄走,再也没有还回来,可惜极了。

冀东三年,我在冀东区党委民运部做民运工作,减租减息、土改、落实五四指示等。在这期间,我担任过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在遵化二区工作时担任过遵化县二区区委书记。当时组织上想培养妇女干部,邵青华是遵化县的县委副书记,白云是区长,我是区委书记,还有一个女同志也是区委书记。我在二区当区委书记一年多,这时已经打内战了。

内战时期,干部要在战区工作下去,的确是群众保护了我们。记得敌人刚进遵化县时,我还穿着部队的军装,一位老大娘看到我说:“哎呀,你穿这样的衣服,敌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干部。”她马上把自己的黑大襟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那时和老百姓是真正的鱼水关系。长期在群众当中,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段日子对我一生都很有帮助。

三年中,还有一次和家英通信是土改时。从西柏坡有人回冀东,家英给我捎来了《土地法大纲》,他和毛岸英都参加了少奇主持的土地工作会议。书里边夹了张小字条。我在土改中认真学习了这本书,对工作很有帮助。

分别三年,虽然我们很少通信,但互相都非常想念。

回到西柏坡

1948年12月,我从冀东回到西柏坡,那时家英已经任毛泽东主席秘书了。我到西柏坡时,他正被主席派去东北做调查,走时托陈伯达关照我。直到转年,家英才从东北回来。

这期间,陈伯达要我去党校学习,我没同意。我找了邓大姐,参加了中央妇委第一次妇代会的筹备工作,从此走上了妇女工作岗位。家英则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了18年。我们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首没有诗味的小诗

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为家英编书 ,回忆整理家英的生平资料。晚上睡不着时,常常想念和家英在延安的日子,作过一首没有诗味的小诗:

愉快生活在圣地,回忆亲人难入睡。
桃林散步谈心事,延河洗衣细语归。
清晨山头读书报,整风学习思想锤。
自传总结相互传,思想入党常反馈。
约法三章结伴侣,一线风筝比翼飞。
抗战胜利去北方,远送亲人程难归。
惊闻冀北烽火起,鸿雁飞来两行泪。
少年夫妻百事哀, 盼望胜利旭光辉。

晚年,孩子们要我讲讲往事。回顾一生,我说: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在延安的八年。延安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的精神世界非常充实饱满。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在延安得到党组织的关怀培养。我从陕公、党校、女大到马列学院,以后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天天都在进步,积极向上。反法西斯战争中,我们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我和家英在政研室相识相爱,走到一起,一同工作和生活。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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