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儿女的故事:生死别离间(上)

2016-05-08 05:13:08


革命者总是和牺牲分不开。为了国家和人民,革命者在小家与大家的艰难抉择中牺牲前者,离开爱他们和他们所爱的人。选择自己承受苦难,为的是更多的人脱离苦难,这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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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农运时的彭湃

彭家在广东海丰县是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家族统辖下的农民不下1500人。可是,彭家的四少爷却焚烧了自家的田契、均分了家产、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家族,他就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驱、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运大王”的彭湃,也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的创始人。彭湃的妻子蔡素屏同样出身于海丰的富商之家,受丈夫的影响,也不惜变卖随嫁的金银首饰支持农民运动。

1928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苏维埃政权被破坏。蔡素屏因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逮捕,于1928年9月21日遭到敌人杀害,时年31岁。第二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农委书记的彭湃,也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入狱,六天后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杀害于上海龙华。

彭士禄(彭湃烈士、蔡素屏烈士之子): 我1925年出生,父母亲那时候都闹革命去了不在家,所以我主要是靠奶妈养。直到父母牺牲,我也没有同他们再见过面,因此一点印象都没有。

彭湃和蔡素屏甚至没有机会给孩子留下遗嘱。父母牺牲后,彭士禄经历了许多磨难,坐牢、流浪……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他们牢牢地记在心里。

和彭士禄一样,赵施格对父亲赵世炎烈士也没有一点印象,因为父亲牺牲时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这位遗腹子是从照片上、从母亲夏之栩的讲述和文字的记载中来认识父亲的。

赵世炎16岁时在北京结识李大钊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组建旅法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和少年共产党并被推选为书记。1924年赵世炎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与李大钊共同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1926年5月,赵世炎化名“施英”来到上海,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一起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获得胜利;6月中旬,赵世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 7月2日黄昏,风雨交加,密探在赵世炎住所抓住了他。趁特务翻箱倒柜的机会,他悄声将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在上海的住址告诉了妻子,让她尽快向王若飞报告:党内出了叛徒!7月19日清晨,刽子手将赵世炎带到龙华刑场。临刑前赵世炎激昂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兵联合起来!”凶残的刽子手向他连砍几刀,赵世炎仍挺立不倒,牺牲时年仅26岁。


赵世炎烈士

赵世炎的战友罗亦农也把26岁闪光的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罗亦农1920年8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15日,由于叛徒告密,罗亦农不幸被捕,21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罗亦农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武装起义时,他的儿子罗西北刚出生。

罗西北:我和爸爸见过一面,他抱着我拍拍我的屁股说:“将来又是一个大革命。”这是我记得的爸爸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向警予,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警察和宪兵的押解下,昂首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她边走边高声讲演:“我是中国共产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苦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敌人往她嘴里塞石头,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却无法阻止她的演说。蔡和森,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1931年6月,叛徒顾顺章带着特务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在狱中,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敌人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至今,我们都无法知道蔡和森确切的牺牲日期。

蔡妮(蔡和森烈士、向警予烈士之女):我妈妈牺牲后,奶奶(葛健豪)把我们几个孩子召集在一起读报,就给我们念了母亲牺牲的消息。我们三个孩子在那里没说话,觉得很难过,没有大哭大闹,就是觉得心里非常难受。后来到了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克里米亚半岛见到了父母的战友李立三,这才知道了我父亲牺牲的噩耗。

谢子长,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建者。早年他在陕北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被群众誉为“谢青天”。他在陕北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1934年后,谢子长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谢子长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1935年2月21日因战伤恶化,在陕西省安定县灯盏湾逝世。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在灯盏湾过年的时候,晚上我们小孩子在院里放鞭炮时,听到父亲在屋里叫我的小名。他对我说:“你呀,把这个小炮剥开,把火药倒在炕台上。我好久没有闻到火药味了,你给我点着我闻闻这个味。”因为他一辈子就打仗嘛。我就把火药倒在炕台上,他又教我点燃了纸捻子。小鞭炮药也不多,一下就烧了,冒了点烟,冒了火花。他就在那躺着吸啊吸,还对我说:“你看这个味多好!”这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大概到了正月十八那天,天阴得厉害,后来又下大雪。估计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大概父亲快不行了,喘得很厉害。忽然,他把眼睛睁开,说:“哎呀,我就这样死了,对不起陕北的老百姓,为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他临去世的时候可能就留了这么两句话,我一直还记得。在他的心里面,就是想着老百姓!

谢子长逝世后,毛泽东曾两次为他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并亲自题写了碑文。


革命母亲夏娘娘(前中)70寿辰时(约1945年10月)在延安杨家岭合影,李钊(夏娘娘右边)那时刚从蒋管区到延安不久。照片上还有帅孟奇(左6)、 瞿独伊(左7), 母亲周惠年抱着李钊弟弟(左10)等,多是过去在国民党监狱的难友

刘志丹,谢子长的战友,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出生在陕北保安县一个秀才之家,小时候亲眼目睹了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惨景,于是立志改变社会。他18岁在中学领导学生运动,21岁入党并受党指派去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回陕北开展农民运动,年仅30岁时就担任了红26军42师师长,率部征战数年,以弱势兵力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使陕北、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的落脚点。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他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33岁。毛泽东曾亲笔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力贞(刘志丹烈士之女):我父亲去世时,我只有六岁多,和他相处的时间很短,零零碎碎加起来也就两年。尽管就那么短的时间,我却仍然能感觉到父亲对我的爱,而我对他的感情也很深。我在延安的时候,父亲的老战友们一看见我就忍不住流泪。那时老百姓里头还传说我父亲没有死,而是到苏联去养伤去了。我在延安的时候还做过一个梦:在梦里我父亲住进了医院,后来又回到了家,还是那么笑眯眯地要抱我,我还不太好意思,趁他跟别人说话不注意的时候,就爬上他膝盖坐到他怀里去了。

我跟我父亲最后的离别是在1936年开春。之前他经常上前线,但从来也没有让我母亲送过他。可那年他临出发东征前,却破天荒地对我母亲说:“明天我们要出发,你带着孩子去送送我。”可是第二天等我们母子赶到他出发的那个地方,已经人走院空了。

也许父亲预感到什么,才会提出让妻子和女儿为自己送别。对于女儿来说,没能最后见上父亲一面,留下的是终生的遗憾。

刘力贞:前些年,我沿着父亲当年东征的路线走了一回,什么地方过的河,过了河在哪个地方打的仗……他牺牲的地方我也去了,在山西柳林交口镇的一个山上,叫坳子疙瘩。

沈绍藩烈士,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7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处处长。当时,他将家眷接到汉口,与秘书处女干部帅孟奇假扮夫妻组成了一个“家庭”,以此掩护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的工作。在这个“家”中召开过许多重要会议。

舒炜(沈绍藩烈士、舒亚先之女):我父母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生的我,所以我原来的名字叫沈宗沪,舒炜这个名字是参军时候改的。一天我父亲说:“我现在出去,可能要很晚回来。”没想到他这一走再就没有回来。三天以后,帅妈妈看到一个布告,上面写着我父亲的名字,还打了个叉,就知道我父亲已经牺牲,于是赶紧回来告诉我奶奶和妈妈,让我们赶快转移。这样妈妈就带着我回到了长沙。回去后,邻居们经常对我妈妈讲:“不得了啊,你可不能让国民党把你捉去啊,捉去了以后要受重刑啊。”其实我妈妈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听了这个话以后,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不惜一死。自尽的时候,她还抱着我在吃奶。


舒炜(左)和帅孟奇妈妈

瞿秋白,中共早期领导人,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被捕。

瞿独伊(瞿秋白烈士、杨之华之女):我爸爸牺牲的时候,太年轻了,他要是活着,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当时,国民党悬赏两万银元抓他。他被捕后,国民党派了两批人来劝降,对他说:“你要识时务,要学顾顺章。”我爸爸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要是识时务用投降来换取和亲人的团圆,那我的亲属,尤其是杨之华绝对不会答应,因为这将是他们一生的耻辱,我绝对不干这样的事。”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也很坦然。他徒步从囚室出院子,沿着长汀的大街一直走到罗汉林,一边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一边唱红军歌、《国际歌》,坦然得连沿街的人们都几乎分不出谁才是囚徒、谁才是送行的。

爸爸牺牲的时候我刚14岁,在乌克兰。那年夏天,我从同学手里的苏联报纸上看到了他牺牲的消息,上面登着他的照片,说他是中共的领导人。我以前不知道我爸爸是什么领导人,光知道他是我爸爸。我当场就哭起来,哭着哭着就晕倒了。



瞿秋白一家

李得钊,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完成学习后,于1927年回国,1930年任中央军委秘书。1933年1月,党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以后,他留任上海中央分局秘书长。

李钊(李得钊烈士、周惠年之子):1931年,我父亲在中央军委,因为当时机关需要一个女同志,组织上就安排我母亲也到了上海,和我父亲一块儿“住机关”,后来俩人就真的结成了夫妻。接下来,他们又和“革命母亲”夏娘娘,还有我姐姐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顾顺章叛变后,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我父亲任临时中央秘书长。后来由于叛徒出卖,这个“临时家庭”的成员们都一下子被捕了。当时我母亲正怀着我,她一口咬定:“我们都是家庭妇女,不识字,男人的事不知道。”母亲生下我以后刚20多天,国民党特务又把夏阿婆和我们都抓去南京军人监狱,我父亲也在那里,两个“号子”(囚室)正好面对面。同我母亲关在一起的张月霞一下就认出了我父亲,立刻拉我母亲说:“你看你看,你丈夫就在对面。”我母亲当时正好得了眼病,怎么睁眼都看不清。后来,我们和父亲的“号子”又被挨着隔壁关的时候,他们还隔着墙打暗号,父亲对母亲说:“你很辛苦,一定要把两个孩子照顾好,我要出去看起来是很困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我父亲。


周惠年:中央特科第一女交通

黄立贵烈士,生前任闽北独立师师长,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出征后在闽北率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妻子李冬娥,1927年参加革命,生前是闽北二分区妇女干部。

黄义先(黄立贵烈士、李冬娥烈士之子):1936年10月份,我母亲背着我做扩军工作。那天刚走进一个村子,就听说国民党军进村了。听到这个消息,母亲也顾不得给我喂饭了,就把我拎起来往背上一背,赶紧就往村子后面的山上跑。国民党进村后看见我母亲往后山上跑,也跟着追。我母亲背着我刚爬到半山腰,国民党开了枪,她中弹牺牲了。倒下的时候她一松手,我从她背上掉下来,滚到山坡下头。第二天,当地一个老乡上山砍柴时发现了我,他一看包裹就知道这是黄师长的孩子,就赶快把我抱起来送到我父亲那里去了。

可是,黄义先刚回到父亲怀抱没多久,父亲就永远地离他远去了。当时,国民党对根据地大举清剿,闽北独立师受到很大损失,黄立贵师长带领余部分散进行游击斗争。

黄义先:我父亲牺牲的时候我还不满四岁。1937年的7月中旬,我父亲从南面打游击回来,到武夷山下时因为部队连续作战太疲劳,就决定在那儿过夜。国民党军队知道后马上包围上来。我父亲对战友们说:“你们快撤,我来掩护!”国民党人多火力密集,父亲就这样在战斗中中弹牺牲了。牺牲以后,国民党军队把我父亲头割下来,挂在当时的崇安县城(就是现在的武夷山市)城墙上三天三夜。父亲一生没有照过相,他后来的遗像还是用我上中学时的照片加工制作而成的。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信仰而牺牲的战士何止千万?还有的革命者,连他们的家人甚至家族都被敌人斩尽杀绝。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待续)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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