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惠对我的三点“评价”

2016-05-08 05:11:05


30年了,我时常回味起周惠给我的这些“评价”,缅怀之情、崇敬之情交织,老领导的鼓励鞭策之力不减当年。尤其随着年龄增长和女儿、外孙满堂的亲身感受,以及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做人做事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日益多样,对周惠评价党的年轻领导干部所看重的那些“标准”,越来越显得重要。

口 田聪明


1980年6月,作者(右后排左一)在罗马尼亚考察牧场。前排右二是周惠

1984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四届一次全体会议,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时,全委会召集人周惠一一介绍各位候选人。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要选举区党委领导机构。这年春天,中组部派出考察组重点对区党委常委会候选人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与周惠作过多次沟通,并报中央批准。周惠的介绍没有拿稿子,但由于时间所限,各候选人的普遍性条件,大多结论式地一讲而过,重点是稍展开一点介绍了各候选人德才方面的特点。

至今都有人说,那次最能给人留下印象的是对我作为副书记候选人的介绍。其中对德才特点,周惠一共讲了三点:一是“知道老呀、小呀”;二是“本色”;三是“有时还有点胆识”。

当时就有人认为,周惠所以作那样的介绍,一是在书记、副书记、常委共11位候选人中,我虽是上届常委,但年龄仍为最小,41岁;二是认为是由于周惠对我有比较深的了解。我1980年春节调区党委,虽在政策研究室任职但主要在周惠身边工作了三年。任秘书长的近两年中工作联系仍很紧密,可以说都是朝夕相处;三是更主要的是认为周惠评价干部的“标准”和语言,都有些与众不同。

“知道老呀、小呀”

我理解,周惠说我“知道老呀、小呀”,主要是他很看重这个问题,同时在几年相处中感觉到在我身上有“尊老”的传统。说实话,这个说法我认可。因我们陕北有句人人都知道的俗话:“地埂还要分个高低啊!”这对我影响很深,不论家里家外,对老者都能很自然地首先给予尊重。

至于周惠对我这个印象的形成,有工作中的了解,特别是1983年春天机构改革中,我对待一批离退下来老同志的一些表现。当时,我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具体工作中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副省级老同志的专车配备。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是中央规定65岁以上都配专车,现职副省级干部用车相对固定;另一方面是实际管理中,正逐渐由原来的北京吉普车换成小轿车。而那时连上海产的桑塔纳小轿车,国家物资部每年也只能分配给内蒙古几辆,而副省级干部却除了新提的、原有的,还增加了十多位按中央规定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待遇的老同志,明显人多车少,很为难。于是,尽管分配原则中有一条是先保证一线工作用车,但我自己坚持不配备固定用车,工作中有什么车就用什么车。这样,每年分配来的轿车就按资历先配给老同志。我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得到老同志的理解,且理所应当,也不会影响我做工作,无非是没有轿车就坐吉普车,什么事也不碍。


1982年夏,作者(前排右)随周惠(前排中)出差,途经长春火车站时留影

第二是退下来的老同志一般都会有些新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且一般都会先找秘书长。我的做法是凡接到老同志电话就尽快去看望。老同志说什么我都耐心听,能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如实耐心给予说明。

特别有一件事,大约1983年10月底的一天,上午10点来钟,我正在常委会议室主持一个小会。突然接到一位住院的老同志从保健所打给秘书的电话,说医院暖气坏了,冻得受不了了。我听后马上结束了会赶到医院病房。找医院领导问情况,结果说锅炉坏了,修好至少需要十天。呼和浩特的10月底就已经很冷了,我让医院先找些暖水袋、空葡萄糖瓶子,装上热水给每个住院的老同志取暖。然后我就与医院领导及关有技术人员一起到了锅炉房,具体研究如何尽快修好的办法。听完了情况,觉得有尽快修好的余地。于是我就坐在那里,需要自治区哪个部门解决的材料、技术等问题,就找哪个部门的负责人到现场一起研究办法、马上解决,直至晚上12点修好为止。此事感动了医院,也感动了好多老同志。

但是,我觉得周惠说我“知道老呀、小呀”,首先还是从年老多病的父母一直同我一起生活引起的。这在1980年春节决定调我给他做秘书时,头一次交谈中得知后就显得有点认为“不容易”的感觉。当时,我住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老平房里。周惠说为了工作方便最好搬到党委院内楼房住。当我说全家七口人,三个孩子两个上小学,父母身体不好,搬在楼房里有些不方便时,周惠没说话但看得出能理解,于是就告诉办公厅给我家里装了电话。特别是得知我和爱人一个月的工资共111元,月人均15.85元,周惠又显得很有些同情。

1981年6月底7月初,父亲病危,我正随周惠在京开会。周惠得知后就要我马上先回家。半个月后父亲过世了,周惠当即与老伴一起赶到我家看望,还送了100元钱。当我说打算尊重父亲遗愿安葬回农村祖坟时,周惠说你去吧,需要走几天就走几天。

后来,母亲身体越来越虚弱,冬季遇上冷天,到院里上厕所常引发感冒咳嗽,经常靠我给注射庆大霉素治疗。1982年秋,党委院内空出一套平房,既有暖气又有室内厕所,还可盘火炕。我时任政研室副主任,提出“为了母亲的身体而搬房”,有关部门认为符合规定,同意后即着手盘火炕。入冬后,我随周惠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后他还要在京办一些事,但会一结束就要我抓紧先回去搬家。

从多次的言谈话语中感到,周惠对我们夫妇能长期同父母一起生活感触比较深。十多年后我们都到了北京,周惠在行动不方便的情况下还找机会到我家里看望了我母亲。这更使我觉得,我对待父母的态度,很可能是周惠形成这个评价的一个重要依据。

“本色”

我理解,周惠给我“本色”的评价,主要是觉得我在说话、做事的时候,顾虑个人得失少,也没有显摆成分,不论对错,均“表里如一”,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周惠喜欢听真话、做实事,也就喜欢说实话、做实事的人。对周惠有这方面的印象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从头一次交谈起,我对周惠说话不仅没有一点假,往往连方式方法也不大讲究。曾有不少好心人劝我发表意见应适当“圆滑一些”,特别是对我常和周惠并排坐在沙发上,认为这样“秘书对首长”,有些不够礼貌。但对周惠用“本色”来表述还是有些没想到。因为我感到“本色”比一般“说真话”还要“真”得更彻底些,因此人们用得也很少。

我曾想过,给周惠留下这个印象大概有这样几件事:一是1980年春节前,在自治区党委秘书长找我谈要调我做秘书时,我当即说自己不适合。理由主要说当记者习惯了,喜欢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锋芒毕露。当时有同志得知后就说:“这是给第一书记当秘书,又是对秘书长说话,不管结果咋样这么说都不大好。”但我确实就是那么想的,所以一点也没有后悔,而且在此后见到周惠大女儿时也还是这么说。由此才换来周惠在决定调我做秘书时和我说:“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可以争论嘛!”

二是1980年2月,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周惠参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华北组写简报。会议有一项议程是“通过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二大的决议”。在周惠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我脱口就说:“我看主要是解决华国锋的问题。”我说:“我们这么大个党,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知识水平是很难当这个主席的。”我还举华国锋作为总理,在中美建交时举行的那个记者会为例,不仅回答提问磕磕巴巴,而且好像有点等不上记者会结束,和周总理、陈老总简直没法比。周惠当时只说了一句:“不只这些,还有些路线方面的问题。”我将这件事与一个要好的同志说起后,对方说我:“冒失了,且不说华当时还是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就连周惠不也说你的认识不够吗?”而我却从没作任何解释,因为我就是那么认为的。


1983年夏,作者(左一)陪周惠书记(右二)、孔飞主席(左二)接待廖汉生(中)和夫人(右一)


1989年春节后,作者进藏前看望周惠(左一)时留影


三是1981年秋,中央针对内蒙古的民族工作、外来流动人口、生产方针等问题,发了28号文件,批转了区党委的汇报提纲。自治区有的高校少数蒙古族学生上街张贴大标语、散发传单表示反对。一天晚上一些人聚集到区党委大门口,要求见领导,且情绪激动。周惠和第二书记等几个领导同志商量,让秘书长去听意见。结果学生说不行,一定要见主要领导。又让秘书长去告诉同学们,回去等候通知,可回来还说不行。第二书记就说他去吧,自治区高教办一位老资格的副主任用手猛击茶几说:“此风不可长!”大家都不吭声了,大概觉得一时不好说话了。这时我就从后排站起来说:“一般情况下谁去见都可以,但根据‘文革’的经验,现在去见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激化,甚至留下后遗症。”一般来说,这种场合“没我说话的份”,但我就是有些“憋不住”。而周惠听后却笑着说:“噢?一老一小提出了意见,大家看看怎么好?”在场的一位书记也说当晚不宜见,就这样处理了。


20世纪90年代,作者(右一)与夫人(左一)看望周惠(右二)与夫人(左二)

“有时还有点胆识”

听了周惠说我“有时还有点胆识”,我愣了一下,可以说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个评价。但冷静下来后就想到了1984年夏周惠下乡考察期间,《内蒙古日报》于7月8日发了一篇社论:《在改革中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农村党风好转给我们的启示》。这篇社论周惠在乡下就看了,但回来后谈到时我很随意地说到,这篇社论的题目是我出的,文章也基本出于我手。当时感到老人不仅很赞成社论的内容,对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也未表示异议。但是周惠最后说了句:“如果要是让我签发很可能就发不出去了。”我当即“愣”住了。

“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是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和全国财政状况、社会风气一并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的目标之一,所以一直在我脑子里思量。我当时要发表这样一篇东西的考虑,一是十二大开过已近两年,根据十二大部署开展的整党活动第一批也已经结束;二是农村改革已经大见成效,不仅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的党风也有比较明显的好转;三是城市改革正在向全面发展。为此,春节后我就和报社分管业务的袁志发副社长作了沟通,意见完全一致,袁就着人起草。但我当时交代的是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过了一个多月给我送来初稿,我看后觉得不行,除了和袁交换意见,还自己动手改写了前面两三个自然段,由于忙就嘱他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改写;又过了一个多月送来了修改稿,但看后又觉得前后“两张皮”,还不行,就又同袁沟通,并又往下改写了两三个自然段;又过了一个多月后送来的稿子,我就将全文改写到底了,并嘱袁再看看。

袁志发副社长是从报纸记者、编辑和部主任岗位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文字能力比较强,实际工作经验可能少一些。大约过了几天,袁亲自拿着稿子来找我,显得很有些兴奋,说这篇稿子很有现实针对性,建议作为社论发。

我当时没多想,稿子在手头留了几天,又看了两三遍,并作了一些修改,然后就签字退回去了。过了几天就发出来了,且在头版头条位置,通栏标题,很醒目。我听到的反映是好的,也就没再想什么。

周惠赞成这篇社论,这是我估计到的,但听了最后的那句话马上感到自己真“不够成熟”。因为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的社论,是代表区党委发表意见;对重要内容或有新观点的社论,应当送主要领导审定。尽管社论内容是正确的,社会效果也是好的,但程序上确实不够周到,我一直作为一个教训牢牢记着。当然,我从来也未担心过周惠会计较此事,但作如此肯定,没有一点保留地给予肯定,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由此常想:“周书记交谈中最后说的那句话,也主要是在肯定我。”每想到这一点,敬意便油然而生。

30年了,我时常回味起周惠给我的这些“评价”,缅怀之情、崇敬之情交织,老领导的鼓励鞭策之力不减当年。尤其随着年龄增长和女儿、外孙满堂的亲身感受,以及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做人做事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日益多样,对周惠评价党的年轻领导干部所看重的那些“标准”,越来越显得重要。

如“知道老呀、小呀”“本色”等,都是大白话,几乎是人人每天都要接触到并很令众人在意的事情,但真正能自觉尊重自然规律,能坚持按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行事很不容易。特别是有了权、有了钱的干部、人士,真正能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变就更难了。■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新华社原社长,中国记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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