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纪事

2016-05-10 01:47:52


1982年,第二届中国电影“专家奖”——金鸡奖的评委会在南京召开,颁奖会在西安举行,会后又集体赴延安访问。评奖、颁奖和访问,均有不少值得记述的事件,这里分头道来。

口 罗艺军


影片《喜盈门》

南京评奖

首届金鸡奖仓促上马,虽有赖群策群力获得相当满意的结果,但毕竟有些准备工作匆忙间略显粗糙,第二届评奖就从容多了。春节刚过,2月1日至10日,评委会在南京开张。有了第一届的实践和成果,金鸡奖的面貌得以清晰展现,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威性,加之媒体的轮番报道宣传,金鸡奖遂声名雀起。从本届起,各制片厂报送的作品和人选愈来愈多,积极性越来越高。为了报送候选作品和人选,各电影制片厂都召开专门会议认真讨论研究,长春电影制片厂甚至还在本厂内进行了一次职工“海选”。

新时期伊始,春风拂面,文艺百花园复苏。自80年代初起,电影厚积薄发,显示出思想解放的威力。1981年,大陆电影故事片产量达105部,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纪录,并且优秀作品不少,有竞争大奖实力者达五六部之多,但缺少一两部鹤立鸡群占显著优势的扛鼎之作,呈现为一种群雄割据的分散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要选择一部最佳故事片一统江山而各路诸侯又各得其所,实在令评委会煞费苦心。我作为当年的评委,亲历了评选过程,现将这几部影片略加介绍点评,并将评委会的讨论及投票结果简述如下。

影片《喜盈门》的题材是农民家庭伦理道德,这是一个触及千家万户,带有社会普遍性的主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农村的电影作品不少,却基本上围绕政治题材,高度政治化导致人的边缘化。其实,家庭伦理题材是中国电影传统的显著特色之一。现在,这个曾一度被忽视的主题重新出现在《喜盈门》中,怎不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亲近感和新颖感。影片的传统戏剧性结构、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很符合群众的审美趣味,放映后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拷贝发行量第一。的确,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折腾,中国太需要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来搞发展,而恢复尊老爱幼的文化传统,提倡家庭和睦,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涵。因此,胡耀邦同志对《喜盈门》给予很高的评价,多次在讲话中加以表扬。

对于广大群众和领导人的反映,金鸡奖的专家评委们当然非常重视。但在对影片的品评中,倾向于将最佳故事片奖授予《喜盈门》的评委却不多。原因何在呢?我想其中之一是金鸡奖创立于“文革”刚结束之时,主流的时代思潮是对“文革”的反思;在电影艺术形式上则注重突破“样板戏”设立的种种桎梏,在艺术上大胆创新。专家们认为,这些恰恰是《喜盈门》所缺乏的。

可是,对于像《喜盈门》这样一部产生了如此巨大社会影响的作品,金鸡奖应当授予什么样的奖项呢?按金鸡奖评选章程,除设立的固定奖项之外,还授权评委会根据实际需要,授予某些影片或个人以特别奖,以弥补遗珠之憾。但评委们考虑如果只授予《喜盈门》特别奖,分量尚显太轻,不足以彰显其成就。经过评委们反复斟酌、相互启发,最后决定:创设一个“荣誉奖”,其价值等同于最佳故事片奖,并置于获奖名单之首。这个“荣誉奖”可谓是为《喜盈门》量身定制,其后再也没有颁发过。

当年,还有一部竞争最佳故事片的农村题材影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部作品写了母女两代人的命运,母亲在解放之初争取到自由恋爱的婚姻,却在20多年之后由于经济上的贫困而要迫使女儿去接受买卖婚姻,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形成恶性循环。影片的构思独具匠心,人物命运极具震撼力,对历史的反思也达到相当的深度。鉴于剧作基础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影片成就中起了突出作用,评委会最终决定授予张弦最佳编剧奖。此外,影片中母亲的扮演者贺小书也因其出色的表演而贏得了最佳女配角奖。

在对上述两部颇具特色的农村片经过讨论并基本取得共识后,最佳故事片的候选名单里还留下了《西安事变》《沙鸥》和《邻居》三部。说来真巧,首届金鸡奖最有竞争力的《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均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第二届金鸡奖这三部作品则都与北京电影学院紧密相关。《西安事变》虽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制作,可影片的编导成荫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沙鸥》《邻居》则均由北京电影学院下属的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在吸收引进现代电影理念和技巧方面堪称一支先锋队。两部影片的导演张暖忻、郑洞天、徐谷明都热衷于纪实美学,他们用笔和摄影机引导电影新风,这几部候选片可以说折射了时代潮头的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电影风行一种大题材史诗样式的作品,这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密切相关。此风刮到中国,受到江青等电影实权派人物吹捧,大搞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结果邯郸学步,大多作品难臻上乘。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较宽松的文化坏境。因此成荫导演在其封箱之作《西安事变》中,基本放开手脚,突破了“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紧箍咒。

电影《西安事变》是一部全景式的纪实片,其恢宏的气势和深沉的历史感,堪称现实主义的一曲凯歌。成荫在影片中依序安排了三个主要角色: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而在这部电影公映之前,话剧舞台上曾先后演出过几个不同版本的《西安事变》,其共同特点均只以周恩来作为贯串性的中心人物。公映前,成荫曾请有关人士观摩并发表意见,大多数人对影片都给予热情肯定,却又提出了不同意见。概而言之,过去的东北军将领多认为张学良形象不够突出,前西北军将领则要求增强杨虎城的分量,曾追随周恩来工作的人则认为未将周恩来置于中心地位。可想而知,面对如此纷纭的意见,《西安事变》能否领到“出生证”都颇成问题。幸而当年管电影的夏衍、陈荒煤是开明的内行,最终拍板过关。

《沙鸥》和《邻居》属于新崛起的第四代导演新作,在人文理念和电影理念上呈现出鲜明的纪实美学这一新意。随着改革开放文艺春天的到来,纪实美学这一重大电影美学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中国影坛大放光彩。纪实美学是相对于矫饰美学而言的。江青等人主宰中国影坛多年而留下的余毒,就是虚假的矫饰美学,它对以整体逼真再现为特征的电影所带来的损害触目惊心:人物虚假、环境虚假、情感虚假、细节虚假……这一时期,纪实美学在中国影坛大行其道,不失为对中国电影的虚假流毒来了一次畅快的荡涤。

《沙鸥》和《邻居》都以纪实美学为依归,又各有所长。《沙鸥》更富于性格的冲击力,影片展现了中国女排姑娘勇攀世界冠军高峰的拼搏精神,片中主人公“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座右铭着实令人振奋。《邻居》则更贴近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影片场景在一个学院内,描写了一场因房子问题而引发的风波中人们新旧思想的斗争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片中那拥挤在筒子楼里的居户们的起居饮食,更适宜于展现原生态的环境氛围,体现纪实美学之精微。



最值得记述的,是会后获奖电影明星、歌星等知名艺术家组成多支队伍,分头与当地“工农学兵”见面联欢。活动中,艺术家与群众直接交流,频频互动,留下很多感人的故事和难忘场面。谢晋曾说过这样一件事:因为艺术家数量毕竟有限,只能选择几个地点与群众联欢,因此许多没有列入名单的单位就千方百计地争取。一天,有几个西北师范大学的学生找到代表住所。因为交通不便,他们用脚板整整走了几十里进城,为的就是代表全校5000多名已集合完毕的师生,邀请艺术家们前往见面。面对这样的邀请,艺术家们怎能拒绝!于是他们在繁忙的日程表上,不得不又临时加上一场。

当地各种媒体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重点采访、大量报道。当年的西安市称得上是“满城群众谈双奖,家家户户说电影”。听说滕文骥导演为此还作过一个颇具历史感的概括:“自盛唐以来,长安无此盛会!”回想汉唐盛世,长安在若干世纪中乃全球数一数二的大都会,更是无可置疑的中国政治、商贸和文化中心。此后的1000多年里,中心东移南迁,长安及其代表的西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逐渐边缘化。这种边缘化趋势一直延续到当代。新时期经济腾飞的大潮首先涌动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如此,文化亦然。本没有什么名气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凭借一部《西安事变》而广受赞誉,荣获金鸡奖大奖提名及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奖,西安人莫不引以为荣。加之双奖会落地西安,一时间电影艺术家和文化名人云集,正是振兴西北电影和文化的难得机遇。

当地群众的热情也更激发了来宾的昂扬意绪。“文革”十年,许多艺术家被剥夺了艺术实践的权利,截断了与群众的联系,岁月蹉跎不胜唏嘘,而今难得在较宽松的文化境遇中一展身手,可谓激情重燃。因此,不仅电影界人士踊跃参加,其他各界艺术家也都义不容辞并引以为荣,其中歌唱家获邀最多,与民同乐,唱歌总是重头戏。李谷一、苏小明、朱明瑛、郑绪岚、谢丽斯、王洁实、佟铁鑫、曹燕珍……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星几乎被“一网打尽”。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有出场的明星和艺术家,一律不付出场费,因为是为人民演出,不是为了挣钱,这让艺术家们更增添一份荣誉感和崇高感。

在西安期间,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电影活动,即5月26日在西安东风剧院举办的西安市青少年首届影评“希望奖”征文颁奖大会。西安的群众影评在青少年中开展得红红火火,当地电影发行公司在文化部门支持下开展的这次征文活动,从七万多篇来稿中层层筛选,最后评出91篇获奖作品。白杨、林杉、于敏等知名电影艺术家与会并颁奖,时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棐在会上作了《谈影评写作》的讲话,并为“希望奖”题词:“将电影评论作为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影评希望奖是一个创举。”

群众性影评活动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并迅速在全国各地普及开来,遍及学校、工厂、部队和农村。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与有关部门在80年代、90年代曾举办过多次全国性群众影评征文活动,每次参与的人数达数百万之多,对于普及电影文化、提高群众审美起到过有益作用,也培养了一些人才。在全国群众影评组织中,西安“希望奖”一直是佼佼者,还曾将获奖文章编选成一本《“希望奖”文集》,1991年又编选续集并邀我撰写序言《“希望奖”十年》,以下是文中节选:

“希望奖”影评活动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他们或在学校学习,或刚刚告别校园踏进社会,正处于人生的成长期。学校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其中美育往往容易被忽视。有些年代,审美甚至被作为一种异己之物而遭到放逐。实际上美育却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马克思曾指出:“动物只有在肉体直接需要的支配下才生产,而人却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也生产,而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人才真正地生产……因此,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

艺术是人“在人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精神产品,艺术欣赏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而超越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美育正是为了培养人的审美能力。20世纪人类在艺术接受上最突出的变化,即电影、电视等依凭现代化传播工具的视听艺术的崛起,在人们文化生活中比重日益增长。这种艺术欣赏的嬗变现象在近40年的中国,尤为明显。因此,提高视听艺术的鉴赏能力,尤其在青少年中,就是一个关系民族文化素质的重大课题。


王心刚和他饰演过的部分角色

延安之行

对于许多出席西安双奖会的艺术家们来说,会后的延安之行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些艺术家中,有许多“老延安”。青年时代,他们学习、战斗的这块热土给他们的人生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这里的山山水水蕴藏着他们永久的青春记忆。离开延安二三十年,很少有机会回去看看,因此老人们都很珍视这次难得的“返乡”之旅。

在延安举行的盛大联欢会上,有一个节目特别令人瞩目,就是这些“老延安”组成的合唱队大合唱。演唱的曲目有《歌唱英雄刘志丹》《二月里来》等,都是当年在延安流行的革命歌曲;合唱队队员有:陈荒煤、袁文殊、林杉、于敏、程默、钟惦棐、何文今、洪林、苏里、张建珍、吴本立……指挥孟波。他们或是著名艺术家、评论家,或是电影方面的重要领导,都是年高德劭的前辈,而今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焕发了青春,也赢得了满堂喝彩。

延安之行最深切的感受是老区人民的质朴、善良和炽烈的热情。在他们眼里,我们这支队伍被赋予了一项崇高的使命:代表中央来看望和慰问老区群众。我没有考察中央是否果真有这样的授权,反正当地的群众都认同这种说法。从西安到延安,举凡停车休息处,沿途早就聚集了一批欢迎的群众,即使停车时间不长,举行一个小型的联欢会也必不可少,向群众介绍双奖主要获奖人员和著名的影星、歌星并即兴演出一些小节目。车队到达延安后,一时间倾城出动,万人空巷。

群众的热情极大地感染了艺术家。老演员张雁,因扮演《月亮湾的笑声》中勤劳致富的老农民冒富而获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当年他已年过花甲,谢顶,穿着打扮就像个老农民。这个在陕西农村长大的老头可是在当地最受喜爱的明星之一。只见他往台上一站,开口一声“乡党们”的问候,那地道的乡音就让全场观众精神为之一振。当他说到“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时,总要引起台下群众会心的笑声。他的节目是一段陕西人喜闻乐见的秦腔,唱的好不好在其次,那浓郁的乡音乡情就足以获得满场彩!联欢会在露天广场进行,烈日炎炎,群众们给艺术家们送来遮凉的草帽和消暑的饮料。张雁却坚决不戴草帽,他说:“成千上万的群众站在山坡上,爬在树杈上,坐在楼顶上,一晒几小时。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想清清楚楚地看看自己喜爱的演员吗?如果我戴上草帽,群众会失望的。”

《喜盈门》中,温玉娟饰演的女主角水莲是一个敬老爱幼、善于处理妯娌关系的儿媳,在农村广受赞扬。从西安到延安途中,曾在黄陵县城停留一宿,当晚与群众举行联欢会。对偏远地区的人来说,这种与明星直接交流的机遇,真可谓千载难逢。由于连日劳顿,温玉娟当时正发着39℃的高烧,但她还是坚持上台,满怀深情地为乡亲们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诗:

我们似曾相识,可又没有见过面,而是那小小的银幕,把我们的心紧紧相连。你们喜爱水莲,其实,真正的水莲并不是我,应该说,她在你们中间……请允许我借舞台的一角,向生活中的千百万水莲表示抱歉。我愿永远永远向人民学习,去创造我们伟大的真正水莲!

真诚朴素的朗诵使得台上和台下的心灵紧紧融在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宁静的夜空里彻底爆发。

王心刚凭借在《知音》中饰演蔡锷而荣膺本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当在西安颁奖大会上宣布获奖人员名单时,他的出场最富轰动效应。面对如潮的掌声和欢呼声,他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地走到全场中央,分别向四面观众深深地鞠了四个躬,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王心刚为人一向低调,不习惯在热闹场合抛头露面,可这次在西安和延安,他却在每一次群众联欢会上“主动出击”。在延安紧凑的日程里,他利用午体时间去延安军分区与战土们见面。他说:“我是一个兵,是部队培养我成长。这次得了奖,一定要回部队看一看。”在即将吿别延安的联欢会上,他朗诵了刚刚完成的诗作:

延安的亲人们,我和我的战友们回家来啦!自从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我们的心中就有着那尊延安的宝塔……今天,我们回到妈妈的怀抱,再一次汲取力量。听几句妈妈亲切的话……再见吧,妈妈,不是话别,而是一次再出发,出发!

歌唱家李谷一与电影的关系非同一般,她是当年许多电影插曲的演唱者。李谷一平时演出时很注意乐队伴奏的水平,可是在去延安途中哪来的乐队?于是在黄陵县的晚会,她破例上台清唱,并连唱了《想延安》《迎宾曲》等五支歌。演出后,陈荒煤、袁文殊勉励她:“你是在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在人山人海的场面中为群众表演的,今晚的情景,值得你一生永远铭记。”第二天,车队途经黄帝陵时,一群游客一眼认出了李谷一,于是蜂拥而上,高声呼喊她的名字。李谷一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车窗里探出头,顾不得四周飞扬的尘土被吸进她特别珍视的歌喉,唱起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陕北有个好延安……”

到延安后,李谷一主动找延安地区歌舞团的乐队一起配乐,并与一个青年演员合排陕北秧歌剧《夫妻识字》。5月29日晚,当李谷一出现在延安灯光体育场舞台上时,整个会场为之沸腾。节目演完后,热烈而有节奏的掌声和欢呼声,一直不停歇。李谷一边流着热泪,加唱一首又一首。她哽咽着说:“老区的乡亲们,在短短的几天里,我们受到了你们如此盛情的欢迎,这使我非常感动。我们即将离开延安了,当我回想起这段难忘的、美好的时光时,当我怀念起你们时,让风儿送来我的歌声吧!”

西安、延安之行,我有幸结识了著名芭蕾舞演员白淑湘。她深知这块积淀着深厚中华文化的黄土地对芭蕾舞这种西方高雅艺术还很陌生,于是在西安连演三场后,不顾疲劳要求再增加一场独舞。在西安至延安途中的那些小型联欢会上,舞蹈艺术家无用武之地,因为不可能提供芭蕾舞演出最起码的条件。5月28日,车队抵达延安时已是下午五点。当晚地委礼堂举行欢迎会,本来只安排当地歌舞团演出。可是白淑湘考虑到地委礼堂在延安可能是唯一能提供芭蕾舞演出条件的场所,于是不顾乘了一天汽车,双腿已有些麻木,主动请缨并演出了《天鹅之死》,这大概也是延安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芭蕾舞演出。第二天在广场上要举行一次盛大联欢会,她再次要求参加演出,说:“没有戏台,只要给我准备一小块地毯就行。”可是如果真那么干,很可能要付出演员扭伤脚踝的惨重代价,经过领导再三劝阻方才作罢,这让白淑湘深感遗憾。

据延安当地干部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延安有过两次倾城而出的盛事。第一次是1973年周恩来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延安,第二次就是双奖大会。对我来说,这次在历史转折时期的西安、延安之行,那太多的历史风云,那丰厚的人性光彩,那积淀已久而迸发的炽热真情,是难以磨灭的。

说明:以上所记除个人亲历外,还参考了中国影协编印的《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2年第11期。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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